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托明写清，以功名仕禄为中心，描摹形形色色儒林文士的性格与命运，展现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儒林外史》运用人物描写、夸张、对比等艺术手法，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讽刺艺术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写作手法生深刻的剖析了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知识分子内心，对封建社会中那些不知廉耻追逐功名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对比手法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这部小说虽借明朝的历史，但描绘的人物和叙述的故事多清朝生活中真人真事，因此，《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系列生动且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第一次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小说对科举制度毒害下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刻剖析，对封建社会中不知廉耻追逐功名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它的讽刺手法淋漓尽致，读过此书，使人“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它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用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表现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通过对形形色色儒林人物的刻画，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封建社会各个方面的风貌，深刻地披露了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琼枝等，个个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作者通过人物的嘲弄，讽刺的笔法，描写了封建社会儒林人物醉心科举功名，把读书中举看成是人生惟一追求目标的种种丑态。以此来揭示对科举考试制度的不合理，对社会腐败黑暗现象和世态人情的揭露和批判。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其一的表现就是用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来表现讽刺艺术。作者从未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做出评价。他对书中人物的爱憎感情总是隐含在对人物具体的形象的艺术的描写之中。作者以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如置身事外，对书中人物未加一句臧否，让人物在事件中自我表演，在言行中自我暴露。作者把对人物的爱憎感情隐藏在对人物的描写和揭露中，并不凭借抽象的说明。二娄与杨执中一案，作者不动声色，冷若旁观地描述他们之间的那场“误中缘”。二娄一而再、再而三地有证据确认杨执中是高人，是自己要追觅的真君子，杨执中把自己耽于读书，以无用为高视为真古典遗脉存留，与二娄真是两相误来又自误！此节读来是引人入胜，令人捧腹，作者极尽讥讽之能事，但通篇未见一语刺辞。老妪的误听、拒门、杨执中的蠢儿子抢食、杨执中摩挲铜炉度过饥饿尤其让人印象深刻。二娄试图像孟尝君一样礼贤下士，不过只得其皮毛，杨执中也不过是自视清高、返朴未
必归真的待沽不售的废物。作者虽然不单独出来评价，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及作者的爱恨感情却能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作者描写人物的言语行动不仅仅停留在外部的表面形象上，而是能从表到里，由浅入深的进入到要描写人物的内心深处，进而挖掘出人物的灵魂。
《儒林外史》要控诉的是危害儒林的厄运，而不是被厄运危害的儒林。《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让人阅读《儒林外史》有一个审美进程，首先进入讽刺喜剧，即“丑史”的表层，进而直达社会悲剧也即儒林痛史的深层。把这两个层次结合起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儒林外史》不只是令人鄙弃的儒林丑史，更是发人深省的儒林痛史，讽刺喜剧中渗透了浓烈的悲剧情思，悲喜剧融汇是它独特的审美品。[1]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能更好的表现讽刺艺术，又如在《范进中举》这篇文章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两个人物是范进和他的岳父胡屠户。写胡屠户以杀猪卖肉为生。写他倔强、势利，在范进中举之前对他表现出极大的鄙视，时常抱怨自己瞎了眼，错选了女婿，而范进中举之后，却一反常态，将范进奉为神明，并说：“我小老儿这双眼睛，都是认识人的，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再如写胡屠户的势利之心，范进中从集市上回家的途中，胡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小说不是直接用文字写出胡屠户势力，而对于胡屠户举止行为的前后矛盾的描写，生动勾画出一个市侩小人丑恶的嘴脸。这种婉曲的讽刺意味，就是鲁迅所赞扬的“婉而多讽”而写范进，主要使用了讽刺的笔法写他的卑怯；但通篇却也找不到“卑怯”这个词。
《儒林外史》中的不同类型人物之间也形成了相互对比、映衬。与两类反面人物形成对比的是作者塑造的正面人物。如“真儒”虞博士、“汉皋神女”王冕、杜少卿等，他们在世风日下、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中，仍保持人格的独立和优良的文化传统，鄙夷功名富贵。最后的“市井四奇人”，仍是保持人格独立，追求淡泊的王冕式的人物。作者应用如此多样的对比、映衬手法，对我们认识人物形象，理解作者对理想失落的文人的扭曲的悲悯及对八股科举的愤恨有很好的表现力，从而达到了辛辣的讽刺目的。作者对不同的人物给予不同的讽刺。从其中许多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善于从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不同人物进行了讽刺。作者对书中四类人物“八股士”、“假名士”、“贤人”、“奇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对他们的讽刺力度也有所不同。对那些在举业上毫无起色又迷恋科举，转而靠招摇撞骗、附庸风雅来讨生活的假名士，作者仍是予以辛辣的讽刺，尽管其中有如马二先生者，性格复杂遭遇也令人同情。对于八股士，作者给予他们的是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对书中的贤人，作者批判的态度是温和的，因这些人物身上有着作者人格理想的寄托，以及理想失落的无奈。鲁迅指出：“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2]《儒林外史》塑造了许多当时社会的典型人物，其以其三十万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
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从人物描写来看，讽刺艺术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二、多用夸张的讽刺手法写人议事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可笑可鄙之处，达到讽刺目的。高尔基说过：“艺术的目的是夸大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激发人的决心。”[3] 一个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细节的刻画，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体现。否则，作品就会枯燥无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真实。《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
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严监生非常富有，但悭吝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围在床前不断发问：有说是两个人的；有说是两笔银子；有说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的。严监生听了，直是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作者将情节放大，造成难解的迹，最后由他的妻赵氏将迹底揭开：“爷，别人都说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心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将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受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儒林外史》以写实手法讥讽世态人心，虽然情节的铺展是冷静、平实，极具分寸感的，而行文却不乏夸张甚至荒诞，对周进受辱、范进中举、马二先生的刻画莫不如此。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其实这也正指出了《儒林外史》与前人讽刺作品的不同。由于采用了“展示”的表现手法，让人物以自身的言行进行人物性格的塑造，作者的影响被隐藏在小说的背后，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一元化的视界结构，客观性、真实性被大大强化了，讽刺性显得更为强烈。而这被强化的内在指向正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开头所写的周进，六十多岁了，连个秀才也不是，因而备受众人的奚落和嘲弄。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看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众人把他救醒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将他抬出贡院，他“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直到众人决定出钱替他买取监生资格，他才“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在这段描写中，作者“直书其事，不加断语”，没有静态的心理描绘，完全是事件场景的客观描述。但周进从“哭了又哭”到“说说笑笑”，其实正反映了其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把一个对科举抱有幻想而又备受压抑、苦苦挣扎的老书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了，起到了较强的讽刺效果。
当然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夸张即是即把某种需要否定的东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例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为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上面提到的范进因中举喜极而疯，在挨了一个巴掌后才清醒过来，这是故事的基本情节，是用夸张手法虚构出来的。这看来似乎离奇得很，却如鲁迅所说也是“会有的实情”，因而是可信的。理由是，当时士人热衷于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惊喜若狂，更何况范进20岁开始应试至今已有35年，在如此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又怎能不惊喜得发疯呢!中举，对范进来说自然是荣耀之至，但挨巴掌却是受辱，荣而后辱，这是作者有意鞭挞他的丑恶灵魂，具有极强的讽刺意义。
三、广泛强烈的艺术对比
吴敬梓采用广泛而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类人物形象。他在刻画人物时，常常并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将深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卑污揭示出来，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
如《范进中举》一文中写胡屠户及众乡邻用的就是对比手法，通过他对范进中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揭示胡屠户及众乡邻嗜钱如命、嫌贫爱富、庸俗自私的市侩性格。胡屠户在小说中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叫做“前倨后恭”。前面非常倨傲，后面又很恭敬。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才有范进不懈地跋涉在科举的道路上的表现。作者运用对比映衬手
2法塑造人物形象，在不经意中强化讽刺效果。胡屠户两次“贺喜”的鲜明对比，展示了世态炎凉，把他的嫌贫爱富表现得极为真实。第一次“贺喜”：当范进考中秀才时他来了，“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进“现世宝”“穷鬼”，说范进中相公，是靠他“积了甚么德”，然后居高临下地教训范进，虽中了相公，不可在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面前“装大”，要立起“规矩”，不能有失“体统”。吃、喝加教训到日西时分才离去。临走的神态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第二次“贺喜”，是在范进中举发疯的时刻。听说女婿中举，立即带着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辱骂、讽刺女婿的他今日却犯难惶恐了：女婿中了举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则阎王要让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经过众人怂恿、劝说，他连喝两碗酒壮胆，才颤着手“打”了范进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范进醒来，胡屠户更怕了，“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而且“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回家途中，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又高叫：“老爷回府了”。作为范进丈人的胡屠户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范进中举之前，家里人常常挨饿，借贷无门；中举喜报一到，范进自己喜得发了疯，大出洋相；众邻居呢，一反常态，“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连做过知县、横霸乡里的张乡绅，也自道“一向有失亲近”，立即成了“至亲骨肉般的”“年谊世好”，又送银子又赠房屋。从此，“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不到三个月，范进家里什么都有了。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就轻松地、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胡屠户及众乡邻庸俗势利的市侩小人嘴脸。
《儒林外史》将各种对比交错使用，显得摇曳生姿。对比两项，或前详后略；或前略后详；或两者皆详；或两者均略，灵活跳脱，绝无板滞拖沓之感。如写周进、范进发迹的前前后后，就是用的明比。周进当童生时，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了，却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受尽欺辱和冷遇，并因此悲愤得撞过号板。一旦考中进士，立即“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请吃酒、送贺礼的人络绎不绝。薛家集做过学堂的观音庵里，居然供起了“周大老爷的长生牌”！他以前写的对联也被揭下来仔细装裱。那个因进学在先，曾尽情奚落过周进的梅玖，竟在范进面前冒认周进为“业师”。对篇中主要人物范进，文中通过他中举前后境遇和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对比描写。中举前，范进是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去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信。而当确认“中了”后，终于喜极而疯。然而毕竟中举了，马上一切都变了。醒来后的范进对平日惧怕的岳父胡屠户也不怕了，由先前称其“岳父”改呼为“老爹”；时常嘲弄他的众邻居、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都来套近乎了。范进“洗了脸”，开始接受众人的朝贺。立即，房子、田产、金钱、奴仆，不招自来。这样，通过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态的强烈对比，把范进醉心功名、灵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围绕范进、周进这两人命运的对比，含有两层意思。对世人，是态度的变化：前倨后恭、先冷后热，真实地描绘了病态社会里庸俗、势利的人生画卷，满怀痛惜之情讽刺了可怜的同胞在封建重压之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和谄上骄下的丑态。对二进，是地位变化：穷则人尽弃之，达则人皆趋之；转眼之间，从受人白眼、生活无着变为受人尊崇、锦衣玉食。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就点穿了士子们醉心举业的原因，也揭露了清代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决不是要选拔什么人材，而只是笼络士人的一种手段。周进曾因百考不中悲痛欲绝而头撞号板；范进却是一朝侥幸大喜过望痰迷心窍。这也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它讽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使士子们利欲熏心、丧魂失魄，既无是非观念，也无理想抱负，人人变得堕落无耻，糊涂愚妄而不自知。这样的对比手法并不是吴敬梓的创造，但他运用起来，却有自己的特色；寓分明的爱憎感情于平静、严肃的叙述之中，情节的发展象生活本身一样
3生动自然，毫无油滑或矫揉造作之弊。
通过对比使作品思想十分尖锐，针针见血。在刻画人物时, 常常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 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 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义, 引导读者一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 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衣,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地主盐商的丑恶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的对比, 显得泾渭分明。严监生和胡三公子, 他们食而无厌地聚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宣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 只要一个诉呈, 打通关节, 立即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第五十五回写了四个自食其力的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 卖火纸管子的王太, 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不是科举场中的人物, 但他们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与前者形成显明的对比。
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其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作为讽刺艺术的典范，它的高明处主要在于是用真实而典型的故事情节来体现讽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对形象作如此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笔写来，读者却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参考文献
[1]顾鸣塘著《〈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高尔基：《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