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四清”与“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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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8 宋文富
乍看这个题目，你或许会认为这是什么处世格言，或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要求。不，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中国城乡广泛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名称。新中国建立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一直是运动高产区。由于运动繁多，前后运动往往名称雷同，内涵各别。比如“五反”运动，1952年搞过一次，10年后的1962年又来一次“五反”运行。不过这“五反”不同那“五反”，前者是在私营工商业中“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而后者是在城市中掀起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再比如“四清”运动，起初是在农村“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看来似乎主要是清理经济财物。后来又更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三化六变，倾向只有一个，就是把各级干部和群众运动到阶级斗争的洪流。
20世纪60年初，由于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政策，人们从”大跃进“的折腾中稍稍喘息过来，老百姓脸上的浮肿初消，菜色刚褪，喜看祖国到处重新萌发出一线生机，毛泽东又酝酿发动新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阶级斗争再度升温
1962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讨论中国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动向。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岐，当做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于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甚至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毛泽东还一再强调、夸大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求我们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1963年2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等“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决定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同样是一个“左”倾的方针。但同时也规定了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比较正确的具体政策。
（二）城镇的“五反”运动
宁强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1953年4月中旬正式启动。4月26日，县委书记薛汝荣在县级干部职工大会上作了“五反”运动的动员报告，县委相应成立“增产节约和‘五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全县的“五反”运动，也称城市社教，涉及党政机关、厂矿、学校及所有的企事业单位。
此前，即1963年4月8日，本县的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试点，已经在县百货公司展开。运动的原则和方针尽管中央和县委有明确规定，要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但由于“左”倾的思潮和惯性，始终在左右着运动的进展，扩大了打击面。县百货公司共有干部和工人32名，经过初步摸底排队，检举揭发，犯有严重错误者就达11人之多，占总人数的34%强。后经筛选压缩，被打击、斗争的对象也占总人数的30%。
试点中，成立了三人专案小组，采取一边揭发问题，一边整理查对材料，特别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材料，这样做的目的是给斗争作好准备。同时成立了五人清理小组，做好对一般铺张浪费中的一些问题边揭发边处理。领导干部在运动中要求注意以下几点：一，亲自动手，掌握政策界限，严禁打击报复；二，在运动进展过程中，随着情况的变化，做好摸底排队，区别问题性质，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漏掉一个坏人；三，运动自始至终，要紧紧抓住发动群众这个环节，不断地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四，运动中既不要束缚群众的手脚，限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问题，又不能离开“五反”企图解决一切问题，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哪方面的问题较多，就着重解决哪方面的问题；五，运动中注意运动、业务两不误，要都获全胜；六，运动中提高警惕，注意防火、防盗、防破坏、防行凶、防毁坏证据，保证运动的顺利进展。
“五反”开展的同时，县百货公司采取边学习，边揭发问题，边处理问题的办法，掀起了增产节约的高潮。通过清仓摸底，发现该司商品霉烂、变质、报废、短少、丢失等167种，损失达3.71多万元，占167种商品总金额的23%。商品积压98种没和群众见面。认为，这些看似业务上的漏洞，却反映出县百货公司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比如原该司所属民用公司经理和门市部主任为首的几个思想落后的干部，对运动采取消极抵触。于是发动群众，端正他们的态度，伸张正气，使运动的各个阶段都达到预期效果。
对犯有多吃多占、走后门、生活特殊化和小偷小摸等一般错误的人，采取自我检查，大家帮助的办法，洗“温水澡”（整治的手段和缓一点叫洗“温水澡”）。为促进、带动群众打消顾虑，负责干部首先检查，并要求同志们帮助洗掉“灰尘”，争取主动。这样，使有一般问题的22名干部都检查认识了错误，卸掉了包袱，好轻装上阵揭发、检举、斗争他人，取得运动的全面胜利。
“五反”运动的试点工作在县百货公司轰轰烈烈搞了近两月基本告一段落，接着在县商业局所属的4个公司和县城所在的机关、学校、企事单位全面展开。“五反”运动的部署大致分5个阶段：第一阶段，约用35天时间，主要是学习文件，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模清底子。第二阶段，约用15天时间，主要解决领导班子中的问题，领导干部带头“洗手洗澡”，以取得主动。第三阶段，约用1月时间，重点开展政治上、经济上的清理，内外结合，清查坏人坏事，查上当，放包袱，搞好一般干部的“洗手洗澡”。第四阶段，约用50天时间，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坏人坏事的严肃斗争。首先深入吃透文件精神，反复交待政策，促其真诚坦白，主动交待，积极检举，对坏人坏事视其情节轻重和坦白交待的程度，分别给予批判和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第五阶段，主要对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给予定案处理，巩固、建设和检查验收。
县级机关在“五反”运动中，共查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者83人，占参加运动职工总人数的9.1%，其中1000元以上者6人。共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牟利16764元，贪污粮食粮票1268斤，布（票）261尺。并大讲“退赃从宽，不退从严”的政策。拒不退赃者，加大斗争火候，促其彻底退赔。县委组织部长甘某，利用职务之便在副食公司以平价购买高价白糖1斤，经检举，补交差价款1.18元。副食公司经理带头，3个干部退赔了私分的公用布（票）22尺。县长、副县长等6名干部，1962年分掉1961年县群英会剩余奖品——绒衣6件，虽然当时都付了价款，但未付布票，“五反”运动中都作了认识，认为这是多占行为，每件绒衣补交布票3尺。县粮食局长徐某，1962年8月，高价出售家属自养生猪1头，价款120元，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令其检查认识，并经过核算其喂猪成本，退出渔利部分50元。干部中类似徐某家属自养生猪的事情还有多起，都是如法处理。县供销社主任薛某，1962年春节，用公款招待都市轻工业局来社联系业务的领导和随员，县供销社相关人员奉陪，共开支32.80元，人均2.5元，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中央规定，除客人已去无法追回之外，凡参加奉陪者都要如数追缴。
“五反”运动中，问题一经查出，退赃不积极者，再行集中火力批判斗争，直到低头认罪。如药械公司陈某，经深挖细算，总共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牟利1200多元，交待问题顽固抵赖，不积极退赃，装病、绝食。于是不仅本单位继续对其开展斗争，并从其他单位抽调善于斗争的积极分子参加批判斗争，端正态度。陈某终于难敌斗争的强大火力，交待问题，退赔赃款。县供销社赵某贪污260元，贪污粮食37斤，态度很不老实，以挪用相低赖。经过斗争虽然勉强交待问题，而又不积极退赃，经“五反”领导小组研究分析，决定组织力量再行斗争，端正态度。后念其本人生活确有困难，让订出逐步退赃计划，交群众讨论通过，领导批准，限期退清。
县城“五反”运动1964年春基本结束，又在各区相继开展，其步骤、方法、形式与县城的“五反”运动雷同。到了1965年11月1日，县委又发出《关于县级机关今冬面上社教工作的安排意见》。文件中称：我县县级机关面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打击了资本主义势力，基本煞住了歪风邪气，机关工作有了不少改进。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有的单位还很严重，“四不清”（即政治不清、经济不清、组织不清、思想不清）的问题在一些单位不仅没有制止，甚至还有新的发生；一些企业不问政治、不讲政策的单纯业务观点还很严重；还有些人精神状态不振，患得患失，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等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还普遍存在。机关、企事业的革命化和人的思想革命化还未真正形成，远远不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现在必须全面正确地贯彻“二十三条”（即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启发自觉革命，揭发暴露问题。对于问题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单位，有计划地派出工作组加以帮助整顿。把揭发暴露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编成辫子，组织干群，提高到党的政策上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上来，充分进行辩论，加以分析批判。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解决矛盾、改进思想、改进工作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县级单位经过“五反”运动的揭批、整顿，县委“五反”运动领导小组认为，烂掉的单位4个：县医院、县药械公司、县粮食局、县手工业管理局；基本烂掉的单位5个：县公安局、县商业局、县物资局、县食品公司、县剧团（县剧团当时在编人员36人，开除19人，是县级单位处理比率最高的单位）；领导瘫痪、问题成堆的单位3个：县百货公司、县银行、县工交局。
总之，整个运动自始至终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边学、边整、边改，据称，不断出现新的面貌。
（三）农村的“四清“运动
1963年7月19日，宁强县委部署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前，即1963年春，县委即抽调6700余人，组成313个宣传队，深入农村大张旗鼓地宣传阶级、阶级斗争和党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可谓农村社教运动的前奏。当时，社教运动计划分3批进行：城关、巴山、铁锁关3区为第一批，当年冬天进行，计22个公社，166个大队，1013个生产队；大安、代家坝两个区为第二批，13个公社，91个大队，708个生产队，明年（1964年）春进行；阳平、广坪两个区为第三批，计18个公社，116个大队，763个生产队，明年冬开展。1965年春全面复查验收。
同日，本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在罗村坝公社展开。由县委书记薛汝荣、副书记郭全茂带领65人的工作团，组成8个工作组进驻各大队开展“四清”。按照“前十条”规定，“四清”为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来“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为“四清”运动，同时，把“四清”的内容修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罗村坝公社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第一阶段，主要从生产队入手，宣传政策，讲明来意，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贫、下中农群众，摸清情况，做好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准备。工作团下队后，对农村各个阶层和各种人震动都很大，特别是被称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分子更加惶惶不安。通过各种会议，多种场合，向群众讲明这次运动处理问题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同时，对四类分子训话，指明出路，令其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造。
据称，贫、下中农大部分觉悟低，阶段斗争观念差，对阶级敌人恨不起来。如合心大队贫农王某，曾给地主帮工13年，在贫农座谈会上，干部问他：“地主对你咋样？”他说：“还好。”问他“为啥好？”，他说：“吃的没亏我，没拉我的兵。”鉴于此，工作队就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吃在贫、下中农家里，和贫、下中农交朋友，树立他们的威信，提高他们的地位。发现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就让他们去串连发动其他贫、下中农群众。继而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组织老雇农、老贫农讲家史，忆苦思甜，引导揭发地、富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启发对阶段敌人的新仇旧恨，只要贫、下中农团结起来跟阶级敌人狠狠地斗，就可取得伟大胜利。
贫、下中农一发动起来，阶级斗争盖子就很快揭开。只是牵扯到干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受到一些有问题的干部的多方阻挠，一方面贫、下中农也顾虑重重。有的干部说：“不管啥运动，多则3个月，少则两个月，他们工作队也不在这住一辈子，运动一过，还不是我们这些干部。”贫、下中农则说：“你们（指工作队）在这倒不怕，‘千里城隍，顶不住当方土地’，你们走了，他们又会收拾我们。”五一大队一贫农说：“我们一怕队干部打击报复，二怕上面干部的官僚主义。现在有些事情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状告到县委，县委转到工委，工委转到公社，公社转到大队，大队、生产队干部一马压定，一报复，全家连饭都吃不成了！”工作队做细致的工作，向贫、下中农保证这次运动解决问题的决心，增强其斗争信心。同时提高干部的认识，端正干部的态度，消除干部的抵触情绪，从而，干部纷纷向贫、下中农表示：“有什么你们就尽管提，我们一定改正，决不打击报复。”
依靠贫、下中农的方向确立之后，在工作组摸底的基础上，经党支部审查提名，由贫、下中农社员酝酿推选出参加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贫、下中农代表154人。推选的具体条件是：成分好、思想好、阶级觉悟高，能代表贫、下中农利益，能联系群众。并要三查三看：查成分、查历史、查有无资本主义活动；看思想表现、看阶级觉悟、看联系群众。
贫、下中农代表选出之后，主要精力投入帮助公社、大队干部在公社三干会上“洗手洗澡”的准备工作，其涉及内容主要包括：阶级立场不稳，给投机倒把分子开介绍、写证明，接受投机倒把分子的赠与；个别领导干部默许分田到户，对单干风纠正不力；平调生产队的粮食缴公社喂猪给公社干部自食；平调生产队的田地和堰渠种植粮食，拿社办企事业的粮食作会议口粮补助；忘记了依靠贫、下中农，忘记了阶级斗争，单纯抓生产、公购粮任务及生活安排，对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缺乏警惕，打击不力；工作作风不深入，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怕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怕到后进队去等等。各大队也召开会议，对大队干部在三干会上“洗手洗澡”预先作了动员，让大队干部提前做好思想准备。
以上工作用了半月时间，算是罗村坝公社社教试点的第一阶段。
8月8日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到9月5日的近1个月时间，在传达三干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开展“四清”，干部在群众中“洗手洗澡”，处理削弱集体经济等问题。进一步发动贫、下中农群众，揭发、处理大批人民内部矛盾，打下团结对敌的基础。
首先，用了7天时间，重点讨论三干会精神，揭露矛盾，揭发敌情，进一步提高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以参加三干会的贫、下中农代表为种子，串连发动、滚雪球。8月15日左右，各个生产队普遍建立起贫、下中农临时小组，初步形成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核心。然后，转入干部洗手洗澡、“四清”和处理削弱集体经济问题。全社共查出：贪污盗窃粮食17846斤，现金4344元，布票86尺，多吃多占粮食4837斤，现金390元，布证145尺；挪用粮食3125斤，现金5971元，布票8尺。还查出干部和社员偷记、多记工分44950分，集体隐瞒私分粮食112740斤。这些都责成一一退赔，争取从宽处理。大同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三绪在“四清”中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
至于削弱集体经济，其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1）分田到户，常年包工到户；（2）侵占集体耕地，超开荒地；（3）乱拿集体工具；（4）乱砍集体林木；（5）集体分掉公共积累。运动中，全社共查出侵占熟地382亩，超开荒地641亩，每户平均6分多（包括侵占和开荒）。这些都一律收归集体。
以上清理退赔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社教工作团教育社员认识到，这次清理出来的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投机倒把和削弱集体经济等坏事黑风，看是发生在干部群众之中，根子都在阶级敌人身上，于是将运动推向对敌斗争阶段。经过深挖敌情，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本着“区别对待，打击首恶”的精神，经批准全社共斗争31人。其中，有各种破坏活动的地主分子11人，富农分子5人，反革命分子2人，反革命阶级基础（即指有的人虽说他不是反革命，也没有的革命的行为，但他有反革命的基础。比如他的亲属有被杀、被关、被管者，或与阶级敌人有过较密切的接触，他就有可能受到感染，容易倾向反革命一边，甚至与反革命靠拢、为伍。说白了，这些人是阶级斗争中的危险人物、可疑分子，各级专政机构对这些人都是重点关注，掌握使用）6人，蜕化变质分子2人，投机倒把分子4人，坏分子1人。从犯罪类型上看，反攻倒算的4人，大造谣言的3人，破坏集体经济的6人，坚持反动立场大搞破坏活动的8人，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7人，篡夺基层领导权搞破坏的3人。当时认为，尽管他们各有不同的特点，其目的都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奠定政治和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说富农的儿子王某竞敢造谣煽动，使五一大队395亩水田、94亩旱地（占该大队耕地总面积的36%）下分到户。东方红大队地主侯某的儿子，胆敢骂贫农的儿子王登柏，也给予了无情的斗争。
从9月6日开始，历经10天的对敌斗争，胜利结束了运动的第三阶段。经过了这场所谓的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达到了把敌人斗倒、斗透、斗臭的目的。资本主义活动销声匿迹；地、富、反、坏分子缩头夹尾，低头认罪；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认错服罪，如数退赔；削弱集体经济的行为得到彻底纠正，牛鬼蛇神的阵线基本上土崩瓦解。社教工作团称，不仅在政治上击败了敌人，而且在经济上也进行了清算和打击。通过对敌斗争，干群阶级觉悟显著提高，阶级阵线更加分明，贫、下中农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经过斗争、评审，全社原有126个四类分子，劳动守法的只有15人，基本守法的22人，有一般破坏活动的竟达61人，有严重破坏活动的28人。根据以上情况，和上级“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精神，对全社126个四类分子分别进行了处理：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给予社员称号的5人；给侯补社员称号的32人；监督生产改造的74人；在生产队管制劳动的11人；逮捕法办的4人。各队普遍整顿了治安、民兵等组织，建设、健全了经常监督管理阶级敌人的严密制度。
当年9月15日罗村坝社教试点的对敌斗争工作基本结束,次日进入组织建设、处理遗留问题和彻底解决老大难问题的第四阶段。首先做好党的组织建设,认真细致地完成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全公社109名党员中，准予登记者75人,缓登9人,不予登记者25人。
大队、生产队委会、民兵、青年、妇女、治安、调解等组织，都要体现贫、下中农的绝对优势。纠正副业生产上的“吃饭靠集体，花销靠自己”的单干倾向。召开地、富子女会，向他们进行团结改造教育，要他们放弃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跟贫、下中农走，跟着共产党走；召开四类分子会，叫他们在人民民主专政下规规矩矩劳动守法。还将对敌斗争和评审工作搞一次复查，查漏查错，以彻底打垮敌人的破坏活动。
10月3日，罗村坝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结束。工作团撤离前，团部要求各工作组不准接受群众礼物，不准接受群众招待，要走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罗村坝公社社教工作结束之后，对其经验进行一番梳理总结之后，10月15日，县委领导组建宁强县社教工作团，团长为县委书记薛汝荣，副团长为县长李志远和地区干部张敏，开展宁强县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扩大的社教试点。参加这次扩大试点的干部共493名，其中，公社社长以上各级领导骨干103名，省、专来县参与运动者50名，还从农村抽调积极分子59名，平均每个生产大队进驻10.7名工作人员。同日，县上召开四干会议，社教工作团全体人员一满参加，汉中专员公署专员林茵如到会指导，会上主要学习、研究部署第一批社教工作。运动开展的步骤，大致与罗村坝社教试点相同，只是声势更加浩大，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
10月29日四干会结束，近500名干部于30至31日陆续下到农村，11月1日正式开展工作。原定在城关区6个公社开展社教，后决定只在城关镇、金家坪、沙河子、舒家坝4个公社31个大队236个生产队开展社教扩大试点工作，参加人员不变，从而，各生产队进驻干部比原定计划增加了50%，使力量更加集中，对各阶层的震动更大，特别是那些所谓四不清干部和四类分子如鼠见猫，惶惶不可终日。如金家坪公社一四类分子何某，社教工作组一进村，他就给社教干部长跪不起，表示认罪服教。
本期扩大试点，认真贯彻“双十条”，牢牢把握以阶段斗争为纲，狠抓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等5个要点。对300名农村党员进行重新登记，31名原大队支部书记（党小组长）落选8名；101名原支部委员落选20名；接收新党员38名。斗争地、富、反、坏、右（派）五类分子70名。金家坪公社畏罪自杀者2名；舒家坝公社畏罪自杀者4名。摘掉地、富帽子8名，表现不轨重新戴帽子6名。
宁强县第一期社教运动，即社教扩大试点于1964年元月30日结束。
1964年2月29日，宁强县第二期社教在城关区的滴水铺、高寨子两个公社，和铁锁关区的水田坪、二郎坝、铁锁关、周家坝、坪溪河、龙王等8个公社开展，共涉及60个生产大队，390个生产队，3.153万人。本期社教于1964年6月9日结束。546名农村党员经过重新评审登记。712名四类分子中，查出有一般破坏活动者238名，有严重破坏活动者106名。批准斗争90人，据不完全统计畏罪自杀者3人。补定地主成分9户，富农6户，管制22名。
同年10月6日，县委抽调300名干部和积极分子，由县委书记薛汝荣任团长，组成地区社教团宁强分团，参加陕西省委汉中地区社教工作团在西乡县开展的社教运动，次年5月28日，西乡社教结束返县。
期间，中共宁强县委于1965年元月20日就省社教工作团宁强工作组《关于宁强县城关公社青桥大队大肆开荒、超种八边地、自留地的调查处理报告》发出通知，要求各区、社、队“以革命的精神，彻底纠正单干风。”
1965年3月18日，宁强县于1963年4月开展的“四清”摸底工作，历时2年至此结束，全县158个单位，2852人接受清查。
参加西乡县社教返县之后，接着又抽调近300人于1965年9月赴南郑县进行点上社教。本期社教进行到1966年夏天，没有按原定部署搞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涌来，“红卫兵”、“造反派”兴起，打乱了原有的工作秩序，围攻社教工作团的事件层出不穷，社教工作团已完全失去驾驭社教的能力。有的社教工作组连宵撤离。在此种严峻情势下，地委行文，要求各地社教工作团迅速撤走，投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去。
本县在抽调大批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西乡县和南郑县社教的同时，县内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面上社教。1965年2月6日至20日，县委召开多级干部会，县、区、社、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1756人参加，传达胡耀邦、赵守一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总结面上社教经验。要求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会上交待贪污、挪用现金1.21万元，粮票6.16万斤，布票173尺。
同月27日，省委书记舒同、地委书记彭斌来宁检查“二十三条”的宣传贯彻情况，并作了长篇重要讲话。有力地推动了本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四）区社的“三清”运动
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城镇开展“五反”运动的同时，对区社财务和企事业单位开展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的“三清”运动。当时认为，区社财务和企事业单位的问题是不少的，突出表现是：一，贪污盗窃十分严重，如前期参加运动的31个单位127名职工中，有21人有贪污行为；舒家坝卫生所严某给县药材公司代购药材，以大秤收小秤出，开假单据，假报火灾等手段，贪污2700多元；高寨子公社副社长刘某，借报销公社房屋修缮费之机，报销其私人修房费100元。二，支持投机倒把，大搞投机倒把活动。如金家坪公社会计苏某，给投机倒把分子龙某开证明去成都，并托龙代其出售贪污的布票170尺；高寨子百货店负责人耿某，挪用本店资金及合作食堂积累200元，跑成都贩卖粮食等，牟利千元左右。三，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为五类分子服务。城关公社副书记马某在联盟队（黄坝驿）驻队时，将该队公积金250元作为贫困补助金给了两户地主和两户反革命分子家庭；舒家坝公社书记王某和地主阶级分子寇某等人来来往往，吃酒送礼，亲如一家。四，违犯政策，克扣私分，多吃多占。如城关区公所将原大公社购回的粟谷和高粱种子4393.5斤，几经倒拨变成细粮3433斤，转在自己粮帐上，喂猪、伙食借支、干部补助等用去2067斤；金家坪公社1962年将400斤统销粮顶作生产队的购粮，骗取国家奖售白糖8.8斤、针织品证45尺、布证42尺、3双鞋票、卷烟2条，全被公社干部分掉；舒家坝公社书记、社长3人，克扣私分救济布票73尺。五，违犯财经制度，乱支乱用。如城关公社将节余的1811.7元兑成现款，长期留在帐上不上交；金家坪公社拿生产队交的公积金购买留声机、灶具等开支479.3元；滴水铺公社秘书喝的西凤酒、葡萄糖都在医药费中报销。另外，个人平调生产队的肥猪、劳力，大搞赌博、迷信活动，大办酒席等问题也都严重地存在着。
“三清”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基本与“四清”、“五反”相仿佛，时时、处处、事事都要紧紧把握阶级斗争这个纲，包括犯错误者，都要把错误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使他们认识到病是害在自己身上，根子却扎在阶级敌人身上。运动的第一步骤，就是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反对撇开群众，闭门算帐。揭发问题，采取互相揭发，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互相核对；以生产队揭发的线索，挖掘基层企事业单位的问题；以基层企事业单位暴露的材料，又拿到农村去核实。大会动员，小会漫谈，个别串连，背靠背揭发，批判斗争自然也是少不得的战斗武器。对重点人内紧外松，以政策攻心，把工作做到人。对问题要边查对，边落实，做到本人、群众、问题三对面。允许有问题的人申辩，要凭确凿证据定案。总之，要把问题挖深、挖透、挖彻底。
——宁强县历时3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看啥问题都强调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和在社会上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去遏制，去砍，去割，大大影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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