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三变”？具体讲，是“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要是没在农村生活过，读者恐难明白“三变”对农民意味着什么？我不懂神机妙算，有此预感是因为从小长在农村，当过农民。最近看到一份材料，汪洋副总理批示：“三变”有值得从更深层次考虑其价值的意义。是的，对“三变”的研究目前还只是破题，的确值得深入研讨。
三个星期前，我专程赴六盘水调研，从钟山到水城、再到盘州，发现农民谈起“三变”个个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在米箩乡与农民座谈时我问：“三变”到底有什么好？一位李姓农民说：“以前家里穷，连媳妇都娶不上，搞‘三变’后家里富了，现在不仅娶了媳妇，还买了汽车。”类似的故事所到之处皆能听到，这大概就是“三变”的魅力吧！
人们拥护改革，一定是改革能给他们带来实惠。但应该追问的是，“三变”为何能让农民收入奇迹般增长？近两年报刊推介“三变”经验的文章很多，我也读过一些。可遗憾的是，从学理层面进行讨论的却不多。从学理层面看，“三变”改革的核心要义究竟何在？这些日子天天想，我想到的答案：是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
我的思考是这样：古往今来，农民一直是低收入群体。农民何以收入低？是农民不勤劳么？非也；原因是农民没有资产。过去地主比农民富？绝不是地主比农民勤劳，而是他们拥有土地，可取得资产性收入。众所周知，经济学讲分配，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而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比例，则取决于不同要素的稀缺度。这是说，谁掌握的生产要素稀缺，所占的分配比例就越大。
问题就在这里。土地与劳动力相比，由于土地供给不能增加，而人口却不断增长。比较而言，土地会显得相对稀缺。这样，地主的资产性（土地）收入当然会高于佃农的劳动收入。由此推之，其一般性的推论是：一个人若拥有资产，不论资产为何，只要该资产的供应比劳动力稀缺，则资产性收入皆会高于劳动收入。
对此推论，马克思早就作过论证。《资本论》三大卷最后得出的结论，资本积累将导致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家的财富积累；一极是无产者的贫困积累。无产者要摆脱贫困，唯有剥夺“剥夺者”。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依据的就是马克思的理论，目的是要让农民拥有资产。留心观察，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群体，有谁不是靠资产性收入致富的？
回头再说“三变”。前面我说，“三变”的核心要义是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而要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前提就得让农民有资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政府为何要推动“资源变资产”了。是的，政府的用意很明显，将资源变资产不仅可盘活农村资源；更重要的是，只有将资产确权给农民，资产才能变股金，农民才能变股东。
然而这只是农民增收的前提。让农民有资产，并不等于有资产性收入，有资产与有资产性收入是两回事。举个例子，你投资1000万元办厂，一年下来若利润为零，那么你的资产性收入就是零。同样道理，即便农民有资产，但如果资产不增值，同样也不会有资产性收入。故我的第二个推论是：要让农民有资产性收入，还得让农民的资产增值。
所谓资产增值，通俗地讲，就是让资产涨价。资产怎样才能涨价呢？经济学家费雪说：资产价格是人们对该资产预期收入的贴现。用公式表示：资产价格=资产预期年收入/银行年利率。根据此公式，费雪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由于利率相对稳定，资产价格实际决定于资产的预期收入。于是，资产增值就转换成了提升收入预期。
影响资产收入预期的因素多，不过我认为重要的因素就两个：一是资产的稀缺度；二是资产的当期利润。物以稀为贵。供应稀缺的资产，收入预期当然看涨；而资产当期利润，也会影响人们对未来收入的判断。六盘水的经验可以佐证：政府以“平台公司”为支点，用PPP模式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无非是要提升农民资产的稀缺度；而推动规模经营，则是为了提高农民资产的当期收益。 实际效果如何呢？那天在百车河乡考察，水城县王县长介绍说，当地农民的房子之前并不值钱，去年通了公路，农民在自己家开旅馆，现在每平米涨到了3000元。米箩乡的农民也告诉我，过去一家一户种猕猴桃，8分钱一斤卖不掉。现在土地入股实行“标准化”生产，每斤涨到30元却供不应求。
行文至此，读者应该清楚了“三变”的要义。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要讨论。在我看来，六盘水的“三变”目前还是资产租赁与股份合作并存。比如从分配看，企业前三年要为入股农民保底分红，三年后再按比例分红。保底分红实际是资产租赁，按比例分红才是入股。经济学“MM定理”说，以负债筹资还是以股份筹资皆不影响企业的市值。可企业为何采用这种“先租后股”的筹资方式呢？
我的解释，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事实上，上面的“MM定理”有个重要假设，即交易成本为零。读者知道，果树栽种不同于其他产业，很特殊，通常要等三年才会挂果。若按比例分红，意味着农民入股三年内不能有收益。倘如此，想让农民入股谈何容易？企业为减少与农民谈判的交易成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样的筹资安排。
六盘水与西安，虽然区位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市情不同，但其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敢想敢干的“三变”改革做法，对我们做好脱贫攻坚、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认真借鉴学习。
比如，六盘水有个千年古银杏村落，叫妥乐村，那里有1415棵古银杏树，通过“三变”改革，村子做成了旅游景区，这些古银杏树入股到了旅游公司，农民既能获得门票分红，又能出售银杏果获得增收，还可以在家门口打工。
很显然，这样的有效连接资本和农民利益的“三变”改革做法，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指示的生动诠释。
六盘水的“三变”改革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只要不被陈旧观念局限、不被坛坛罐罐束缚，勇于改革、善于改革，敢想敢试敢创新、敢闯敢干敢担当，我们就能在新时代走好追赶超越新征程。
下一步，我们要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像六盘水“三变”改革一样，坚持“无物不股、无资不股、无事不股、无人不股、无奇不股”，广泛运用“三变+特色农业”、“三变+乡村旅游”、“三变+特色小镇”、“三变+现代金融”等模式，将荒山、土地、林业、水域、闲置房屋、村集体资金等生产生活要素，都盘活起来、运用起来，让更多农村资源实现增值，最大程度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
全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三变”改革在脱贫攻坚、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业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提升，完善农村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等方面的重要意义，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务实担当、增强合力，在“三变”中求新、求变、求进，努力为大西安大发展贡献新智慧、新举措、新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