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宁嘉
邓集田在2006年第４期《文艺研究》上撰文指出：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一挑战的真正意味在于，\"中国２０世纪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对金庸小说缺乏足够的透视力、解释力和包容性，因而在金庸小说面前，当前主流文学界明显面临着价值失范的危险，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失语状态。\"（邓集田：《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3页）
本文就试图依托文化研究理论，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理论频道，确立一种新的文化批评视角，探寻金庸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保存的意义及对20世纪文学创作的启示。
一、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着眼，金庸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
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入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入的思考，不是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气在当代文化的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
旧的、通俗的文学样式，并非一定就与现代的、高雅的文化水火不相容。\"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王敬三编《名人名家读金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金庸就是成功融汇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的这样一个大家。
金庸小说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源，在经济愈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更应该强调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方面，金庸先生为我们作了很好的垂范。 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我们当务之急不是批判与抛弃，而是在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同时，积极发掘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怎样的再度挖掘与创造，使之成为文学创作的泉源，我们可以从金庸作品中吸取养料。
对此，早在1996年第一届金庸学术研讨会上，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卢敦基在《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中就有探讨。他指出\"金庸作品具有文化意蕴，首先是指出同时也是常为人所忽略的便是他穷尽心力描绘的人间世相；在这里，实际上表现了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其次也是最明显的，就是金庸作品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思想，用其作为武侠小说的深刻内涵；金庸的三部巨著《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与我国古代儒、道、释三家的文化思想遥遥相对。更可贵的或者说最重要的，金庸武侠小说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新的血液，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尝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现代的自由思想改造了传统文化，成功地将传统思想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金庸研究 创刊号》第60页至第68页。）
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邓集田在他的论文中，在与寻根文学的比较中，已经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邓田集：《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8页），不再作添足之论。
借他的精辟论述旨在说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最好保护，是怎样运用富有创意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重组与再造。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宜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这不是理论的推论能成就的。\"文化是一个既虚又实的东西，因而要想使它成为有效的文学资源，作品中就既需要有开阔空灵的意境来聚合与提升这些文化资源，使之有一个可以栖居的诗性的\'家\'，又需要对文化元素本身进行具体而微的精妙描写和艺术处理，将其所蕴含的文学潜质充分地开掘出来，使死的元素变活，使之真正获得生命。\'家\'和\'生命\'兼备，文化才能舒适地栖身于文学。\"（邓田集：《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8页）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赋予的是现代的思想，即让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从而创造出有别传统的新武侠小说。
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而无所作为。
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的作用与意义的。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尽管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已经拼贴的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而好莱坞的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我们最可轻蔑的了。
金庸小说的一个可贵价值也正在于，他以自己的文学尝试和艺术作为，较好地传承了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传统，有效避免了２０世纪中国主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于种种现代性焦虑而导致的文化和文学资源断裂、本土性流失等致命问题，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邓集田：《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9页）
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出路，只有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审视定位，从文化受众需求中探寻方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养料，从现代精神中激活感情，从文化碰撞中开拓新意，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金庸在描写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他明确告诉你世界是一个血腥的、苦难的世界，个人无力改变，个人可以做的是如何洁身自好？大处，金庸以深沉的人道主义克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小处，金庸对其间群体关系的微妙洞悉和对置身事态中人物心性变化的分寸拿捏，往往恰如其分。金庸书写，不只在丹心侠骨、铁汉红颜之中流露出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还特别注重历史、地理、人物、事件的真实感，尤其是后来几部作品中，对中国政治文化问题的刻划，更是入木三分。金庸的文字和对白比较接近传统章回小说，但故事结构与叙事方法，都融入了不少好莱坞的电影手法和现代的心理描写，而主要人物的塑造，诗性空间的拓展，生命意义的追问，显然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文化的弘扬和保护，不在于花巨资把传统文化的物质形态束之高阁，建几座博物馆，保存一些传统的音像资料，还有在某些与史实沾亲带故的风景区，盖几间房子，写几幅对联一挂，仿佛就将文化发扬起来了。文化的真正弘扬和保护在于通过自己的创造，让人记住历史。金庸的《神雕侠侣》让人们记住了元好问原本不太出名的那首词中的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天龙八部》并非金庸所创的这一书名，虽取自佛经，但却是因为金庸的生花妙手才名闻遐迩，才使\"天龙八部\"赢得了独特的含义。
金庸武侠小说并不单单着力于弘扬传统文化，追求高蹈豪迈的思想；更看重生动形象的塑造、生动曲折情节的细节作品在人性和人情的表述上的创意，以便为更广大读者接受。
在形象塑造上，消除了人物脸谱化的做法，侧重于形象的复杂性，即具体个体身上，展示善恶好坏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一个辩证过程，对待感情问题虽然悖离理性却合乎人性与人情的深刻性。譬如对待爱情，明知自己所爱非人，是一个不为社会价值观所肯定的对象，依然一往情深无怨无悔地爱着对方。这是一种建立在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深刻体认基础上的人物塑造。
金庸将中西文化的精髓融于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中，从而使中华文化在获取了最大的读者的同时得以根植百姓心中，成为百姓寻常生活的精神支柱。 文学内容形式的逻辑划分是为了便于研究，在小说中，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中华文化的精髓得以在最广阔的日常生活土壤中生存，也在于小说形式本身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接。金庸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努力践行这一想法。一方面他自己也认为，如果说他的作品有什么价值，\"我想只有一点--\'民族形式\'。武侠小说是我国文化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第20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方面，他又深谙小说创作推陈出新的重要，努力吸纳艺术的各种现代创作与表现方法。
《雪山飞狐》，表面上看来采用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形式，但是，金庸把一个发生于一百年的故事浓缩到一天中来抒写，这一方式恰恰是较现代的戏剧创作方式。而小说最后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一刀，这一开放性结局的运思，更是现代小说表现手段的成功借鉴与运用。记得粉碎\"四人邦\"不久出品的由杨延晋导演的《小街》，也采用了开放性结尾，这在当时给人留下多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一影响依然鲜活于眼前。就我个人的记忆，依循时间顺序，对开放性结尾的采用，金庸在杨延晋之前，而对开放性结局的感受，杨延晋在金庸之前，而开放性结局给人的震憾，金庸又在杨延晋之上。或许因为那是爱恨情仇的聚焦，更是攸关生死的一瞬。
此外，金庸小说在以章回的形式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恰好适应了现代报章连载的形式要求。现代传媒广泛而强力的影响力，不只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丰厚的经济汇报，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也使他的小说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效应与较强烈的社会反响，激起并唤醒了大众，尤其是置身海外的华侨族群对中华文化的思乡之情。
\"金大侠长期居住在香港这个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早年还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修读，但他一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在传播国学方面作出别人难以企的贡献。他的经历和成就证明：深厚的国学素养和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内的现代文明，不只是不矛盾的，而且可以是相辅相成的。\"（邬凤英《从金庸支持复兴国学谈起》，见2005-8-3《中华读书报》）文化内容的大规模传播，文化内容在不同的语境中频频呈现，包括在不同的国别、不同的读者群、不同的媒体，内容的非语境化不断改变着文化内容的原初意义，由此投射出新的内容或改变了的意义。也许在不断的被复制、并置和剪辑的非语境化过程中，每一文化元素的有效性会降低，但是，也导致文化的全部象征内容的大幅度增加，或者说是它的诗性空间得到不断的拓展。
二、从艺术传播的角度着眼，以最经济的商业运作实现了最广泛的文化传播
在文化传播的成功商业运作中，金庸作品不只找到了最广大的读者群，中华文化的种子也得到最广泛的播撒。
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并在最广大人民的口耳相传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承。我自己也是学习文艺理论出身的，也有着浓郁的文化精英思想，也曾相信大众需要启蒙，只是伴随世事迁移，渐渐发觉真正文化的传承力量来自民间。
如果说美术作品的社会价值往往呈现出古董效应或经济价值的实现具有社会的滞后性，作品在它面世的时候不为时人所赏识，往往在作品流于市场很久，甚至于在创作者去世之后才逐渐为人们所意识的话，而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的产生与美术作品有些差异，或许，对于创作者而言，文学的和艺术的一样，往往可能得不到及时的经济回报，但是，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如果在当时就汲汲无名，缺乏源自当时社会一定读者群的认同或部分欣赏者的追随，那么，它们早就被时代的洪流淹没或历史的时光消蚀了，作者的思想又怎样得以传播呢？即使作者所刻画的形象显现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遭遇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但是，小说的观念思想一定的一定程度为人们所认可。
卡夫卡的作品要不是他的朋友没有执行他的遗言，付之一炬，又怎能为今人所知呢？同样，塞万提斯的嘲讽武侠小说的小说《唐吉诃德》，出版后便风行一时，在初版出世后的数星期，里斯本一地就出现了三个翻版本。中外概莫能外。留传于世的《诗经》中的诗歌，许多是来自民间的，传世唐诗在它们出现的时代已经广为人知了，白居易诗引发的洛阳纸贵，表明他的诗作在当时就已经广为人们传颂，同样，为诗人本人认为是不入流的宋词，也因为它的通俗性，反映的是人性本身的种种渴望，从而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元曲、小说都经历了从市井沟栏走向艺术殿堂的转化过程，中华的文化也就是在这种所谓不入流的乌合之众的喜闻乐见中，得以广泛流布与传承。
金庸作品在大陆与台湾的传播曾遭遇极其相似的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作为不受当局欢迎的书而遭遇封杀，即被列为禁书得不到官方许可而出版，八十年代初禁令解除，步不琼瑶言情小说抢滩大陆之后，成功引发大陆第一次金庸武侠小说阅读热。当时自己正在上大学，记得一本《书剑恩仇录》只许借一晚上，别的同学正在后面挨个儿排除，等着手头自己正在阅读的这本金庸的书。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蝉联去年香港公共图书馆\"书王\"，共被借9777次，成为990万本藏书中外借次数最高的书籍，其次是罗琳的《哈利·波特5》中译版和藤子不二雄的《多啦A梦》。
据香港媒体报道，在香港康文署统计的2005年各类别\"热爆\"外借书籍中，英文小说以罗琳的英文版《哈利·波特5》最受欢迎，但外借次数只及《射雕英雄传》的1/3。
钟禾《〈金庸射雕英雄传〉蝉联香港\"外借书王\" 》（见2006-2-7《东方早报》）
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我们知道是在当时被具有沙文主义思想的我们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而香港文化创作的商业运作方式，小说创作必须考虑运用怎样的方式吸引最广大的读者，这样报纸才能生存下去，而报纸的生存完全依靠商业运作，就要策划有市场和读者的文学创作，这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有为产品的产业化运思，增加作品的娱乐性。也就是说，香港的商业文化成就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商业。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首先要考虑的是读者，考虑市场，而不是传统精英文化的文以载道的宗旨。作者在娱乐性通俗读物的写作上，在战略上，从一开始就卸下文学创作载道的沉重使命，但是在战术上表现了高度的重视，单从金庸对作品语言的多种精心考虑，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作者创作态度的认真和严肃：
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的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第201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因而，新武侠代表作者、《昆仑》的创作者凤歌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金庸的文字其实源自红楼水浒等传统小说，平淡实用，叙事能力很强。\"\"金庸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是惟一让武侠融入主流文化的武侠作家。\" 吊诡的是，恰恰因为作者在战略的轻视，在战术上的重视，反而成全了它最广泛地传播作品的文化思想的业绩，\"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
金庸作品的影响深入人心，当年，在茶楼谈及作品中的某一内容，如果忽然想淡起来的话，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都会随即插口进来告诉你。《书剑恩仇录》出来时，\"谈起这部书或写信给我的人中，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 （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第201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当然，作为作者，金庸的小说创作更多更直接的考虑是如何创作生动而吸引读者的作品，这与实现作品最大的市场化也是相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市场运行机制的作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操作作用，毋庸讳言，还是潜在地具有一定程度影响甚至降低艺术作品的艺术质量的问题存在，尤其是在文化市场开放的最初阶段或者说是通俗小说对读者开禁之初。
但是，有市场意识并不意味着必然迎合市场，也并不意味着迎合观众的口味，观众的口味也并不必然是庸俗的。如果说严家炎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是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其中，\"文化的革命\"就是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化的再生和创造；那么，金庸武侠小说以最经济的商业运作方式，打造以小说为核心的产业链，实现最广泛的文化传播，这所进行的是另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
金庸从艺术作品的创作开始，就考虑市场但又不惟市场，却最终实现文化产品的最大市场化。金庸的艺术创作与他办报的指导思想是相一致的，是暗合了康德的审美的最高境界的，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事实不可以歪曲，评论大可自由\"，如果说《明报》在创办初期是以金庸武侠小说来吸引目光的话，到了1960年以后则进入了以政论赢天下的查良镛时代。
查良镛时代的赢得，源于金庸提出的公正、善良、独立的办报宗旨，即报人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下三滥的讲金钱的报纸，不屈服于商业利益或者权力，从而打造报纸的公信力所在。办报纸客观准确最重要。（邹虎/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报界宗师金庸》）
此外，市场也有它的一套评价机制与评价体系。如果说政治集权社会是在生产环节上进行图书审查，那么，在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民主社会则是在发行环节上进行图书审查。如果一本反现行体制的或者被认定是反现行体制的作品在集权社会遭受冷遇，我们是知道个中的缘由的，但文学作品遭受民主市场冷遇时，我们却往往很难说清个中真正的缘由，因为文化生产者的生产能否顺利通过市场一系列的审查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特殊文化形式中的组织规模、组织的制度化程度、高层管理人员的控制力度和特殊受众对文化的精神食粮偏好的稳定性。\" \"超级市场以其自身的方式进行审查的程度同文化部审查的程度是一样的。\"（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第78页，第76页2001年版）在市场民主社会中，一部成功的作品应该既是商业成功的畅销之作，又能获得有影响知识分子期刊的肯定评价之作，而且它还必须是文学而不是娱乐的严肃小说。而且，在一个多媒体传播并日益分散社会读者群的今天，分众的结果是作品锁定特定目标读者群，而处于同一目标群的读者，他们对某一类作品的欣赏能力也在阅读过程中得以不断提高，要求专业化创作能力也日益跟进，读者的口味变化是快捷而难预测的。
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应该说从一开始就自觉以市场为运思的。他的以市场为运思的自觉体现在二方面：一方面，他的创作与市场的卖点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自觉利用现代报纸这一大众媒介的传播。
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大陆文化产品还没有文化市场化的概念，金庸作品于90年代末再度在大陆掀起热潮，正是文化市场化在大陆的第一轮兴起，大陆文化产品市场化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港台的文化人所掀起和带动的，始于港台歌曲的大陆市场的抢滩，到琼瑶言情小说的风行，及金庸武侠小说的广泛流布。对于金庸小说在文化产品市场化或者说产业化中，对武侠小说进行的创意及由此带动的文学的文化革命，据笔者的有限阅读，还没有研究者给予过系统的关注。尽管我们知道金庸和他的老同学已故浙江大学教授沈德绪，他们都写了14本书，金庸是14本武侠小说，沈德绪是14本农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但是，对于著作的创作个体所能享受的著作权和经济方面的待遇，那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沈德绪生前反复提及的就是：金庸出了14本武侠小说，成了亿万富翁；沈德绪自己改良农产品品种的科研成果，成为指导许多地方农民致富的技术指导，并为地方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经济价值，而他自身则落得个两袖清风！他的著作出版还需要国家的科研资助。其间，著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创作个体的经济待遇相差悬殊，原因是当时香港与大陆对待文化的态度差异，由此导致对文化产品经营方式的差异，我们缺乏对文化产品的市场经济运作。这也启发我们思考：怎样做？才真正体现出对文化个体劳动者劳动的合理肯定，保护文化个体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从而鼓励和激发文化劳动者的创造力。
金庸的创作始终是面向最广大的消费者，因而，他的武侠创作既考虑艺术效果，也考虑市场可能。艺术性和商业性兼具。
《金庸评传》的作者孔庆东说：\"金庸的头脑，不光是一个小说家、一个艺术家的头脑，他同时还有商业头脑。\"1959年金庸自立门户办《明报》，据说是觉得\"自己的小说发表在人家的报纸上，给人家的报纸赚钱，怎么算也是吃亏的事情。\"其实，这只能算是一种调侃。真实的情形应该说是，《明报》创办之初，小说的连载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没有连载小说，《明报》连萌芽阶段都挺不过去；而《明报》的查良镛时代的赢得，最终靠得是金庸尊重事实的政论与时评。金庸具有商业头脑，还在于他敢于在香港这么一个媒体非常发达的地方办报，而且不仅办成了，还将事业成功地拓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
《飞狐外传》中金庸小说创作开始采用\"连环格\"，《射雕三部曲》则是连环格在长篇小说中的自觉运用，这种让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在情节上发生关联的连环格的使用，从艺术上考虑是增强不同小说之间彼此的关联，以增强作品的历史真实感；而从市场考虑，引发读者产生欲罢不能的阅读欲望，阅读了这一本还产生渴望阅读与此相关的另一本小说的欲望。\"这是极有艺术眼光，又有市场眼光的。\" （孔庆东：《金庸评传》第102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三、积极创意，打造武侠文化生产与传播产业链
文化的时代发展要求艺术生产的越界融合，也为武侠文化产业链的打造和广泛传播提供助推作用。\"自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到今天各路武侠派别纷纷出现，纵观武侠小说的发展史，每个时期都有其代表性，每个地域又有不同特征，当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以市场化的武侠传媒为核心，形成了创作界、传媒界、理论界、产业界的界域融合。\"（2006-4-4〈北京娱乐信报〉，作者：张守刚〈纵观武侠小说发展史 千年江湖以文为剑〉）
金庸武侠小说的传播，文化产业的打造也是进行了积极的创意与策划的。 有人认为金庸小说80年代大陆抢滩，最初的知名度是建立在他对盗版他的作品的默许基础之上的。这让人想起三四十年代左翼作家从全国汇聚上海时，为扩大文学作品的现实影响力，一开始也是采取对盗版的默许，甚至从某种意义上鼓励盗版以传播思想。
如果说，金庸最初对盗版的默许还得考虑时代的因素，当时客观条件限制他对盗版作品叫板，而这种默许无意间成就了他小说影响的扩大神话，那么，一元钱版权应该说是成功的商业营销策划。我们知道成功营销中有一条策略即制造事件！金庸以一元钱--一个象征性的价格，把版权卖给了中央电视台中国影视摄制中心，这是一个非常空前的成功举动。金庸深谙媒体的宣传力量，并有意识地充分加以利用。企业需要排长队花巨资才能上央视做广告。金庸制造一元钱版权事件，一方面，以自身名人效应的无形资产赢得最充分的广告效应，同时，又为他的武侠小说广泛传播寻到影响力最广的全国性官方媒体，以最经济的方式将小说与影视传媒联系在一起。
积极创意，以其他形式再次改进小说素材，如精装本、平装本、口袋书，拍成电影电视，改编成漫画和连载等等，在最广泛的复制中建构起产品的产业链，最大限度扩大产品的社会影响同时，实现文化最广泛的传播，获取产品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在一个读者口味多元快速变化的时代，创作者对目标读者群的需求的越多关注与关心，催生形式多元的经销方式，让最广泛的读者能在多样可能中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文化信息，这不仅积极促进传统文化的广泛有效传播，相当程度上有效地保护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我们知道，1957年到1959年连载于香港《商报》的《射雕英雄传》的极大成功，促使金庸下决心自立门户，自己创办一份报纸，在自己的报纸上连载自己的小说。
《连城诀》是1963年为《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的《东南亚周刊》而写的。上个世纪6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它的影响所在，尽管大陆市场还远没有向它们开放，但在当时已经获取了东南亚中华文化圈的最广大读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就经常使用多种东南亚文字同时出版和刊载。
现代报纸这一大众传媒与新武侠小说对于金庸而言，是相互依存的双赢事业。在现代传媒竞争极其激烈的香港，金庸的《明报》最初得以生存，是部分得益于金庸的武侠小说，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得以广泛流布，又有赖于他将现代传媒积极主动地拓展到不同的文化市场。金庸不仅不丢失任何可能的市场与读者，并极力扩大小说可能潜在的读者市场，通过各种方式，语言的当地化即为一种。这不仅积极促进传统文化的广泛有效传播，而且让这种具有产业化潜质的新武侠小说中外咸宜，中华文化在这种广泛的传播中落地生根于寻常百姓生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地保护了传统文化的传承。
且不说根据金庸作品的仿作、续作在市场上不胜枚举，多得去；也不说根据金庸的作品而改编成各种其他的艺术形式。单就影视界，我们知道，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已经形成了产业，并且产生了与韩剧、日剧等并列的\"金剧\"一词。此外，还产生由金庸作品改编的新的艺术样式。
广州出版社2005年12月正式推出了全新修订版口袋书《金庸作品集》，其中\"射雕三部曲\"的第一部--《射雕英雄传》作为最广为人知、深受欢迎的金庸作品最先面世。
口袋本定价极具震撼力，出版方力推8元本概念，全套共计36册，买齐全套仅288元。（2005-12-22《新华网广东频道》载《新修订版口袋书〈金庸作品集〉低价推出》）
金庸授权大陆的机构和出版商的非电子版与电子版的金庸小说漫画在大陆出版，《新华社》和《光明日报》分别就此作了报道。
新华社杭州05年４月３０日专电，大陆首部金庸小说漫画本－－《天龙八部》漫画精华本２９日在杭州首发。《天龙八部》漫画精华本共９０余页，全彩页设计，改编和讲述了入选大陆高中语文《读本》的那段\"萧峰上少林\"的故事。精华本由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动漫中心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知名漫画家郭竞雄担任绘画。漫画中的动漫形象得到了金庸的高度肯定，并题词表示：\"热诚期望中国人的漫画成功进入世界市场\"。 (新华社杭州05年４月３０日专电，记者张乐、余靖静《大陆首部金庸小说漫画本出版》) 《光明日报》2005-8-30报道，新闻出版总署所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与通力计算机通信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中国DigiBook数字出版研究中心，近日将采用了最新的技术首次在内地推出金庸的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的漫画电子书。其《射雕英雄传》约有50集，每集收费1元。读者可方便地从网上下载并收藏。(2005-8-30《光明日报》刊载记者邢宇皓《金庸小说漫画\"登陆\"内地》报道) 金庸已是一个商标一个符号。2006-3-31《人民日报》上发布了一条《金庸小说被大面积抢注商标》的消息。这表明人们对金庸品牌价值的全面开采已经不局限于文学领域，已经跨越行业边界，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使用金庸作品的文化附加值。消息称记者王炜 秦佩华：
通过国家工商总局官方网站进入中国商标网进行查询，输入\"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金庸武侠著作名称，发现均已被大面积注册。这些\"大名鼎鼎\"的商标覆盖了烟草、酒类、服装、饮料、药品、游戏、软件、文化用品、旅游、电脑周边，乃至杀虫剂等几十种产品，注册这些商标的企业也来自全国各地，跨越众多行业。
记者粗略统计了几部最具代表性的金庸武侠作品遭抢注的情况。\"笑傲江湖\"共注册了25类商标；\"天龙八部\"共注册了20类商标；\"鹿鼎记\"注册了10类商标；\"神雕侠侣\"注册了11类商标；\"射雕英雄传\"注册了3类商标，而\"射雕英雄\"注册了5类商标。还有很多商标使用了著作名的谐音，如\"倚天屠龙剂\"成为一种杀虫剂的商标。
另外，\"郭靖\"、\"小龙女\"等金庸小说中的著名人物也被大量注册成商标，记者甚至还查到了一个注册为\"金庸之火\"的热水器产品商标。
暂且不论事先没有经过授权就使用金庸作品的名称注册商标的行为是否妥当，可以肯定的是金庸作品的深入人心以及它极具的商业开发价值。如果我们能够摒弃原有的将精英与大众对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正视文化产品的巨大文化价值的实现，往往可以通过市场的途径，也就是说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可以经由市场获得双赢，像韩流一样重视对自己影视作品的附属产品的推介，那么，就真正开始学习打造一条真正的文化产业链，也因此可以开始尝试将\"武侠产业化\"，与IT行业、电影道具行业、武术团体、武术学校等建立多层次合作。
最近，在06年的第三期的《文学自由谈》上拜读到一篇题为《什么时候读金庸》的文章，作者的结论是：\"生病的时候\"，进一步的解释是人处于一种非正常的情况下，最适合读金庸，\"读金庸，病可愈也。\"这病还包括他孩子在非典时期患上的无聊症。文章最后他郑重建议：\"愿天下生病者皆读金庸。当然，不生病也是可以读的，只要不读出病来就成。\"（）我知道这是位北师大的老师，我还知道他是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学者，因而，对他的态度我是非常理解的。他的写作倒是引发我如下的思考：在一个口味多元化的时代，创作的目标读者群越明晰，文化传播心中多些对读者生活方式改变的关注，多些对读者阅读情趣与可能的考虑，那么，从创作到传播都能得到越多读者的认可与买帐，从而切实地将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当代更广阔的生活土壤中生根萌发，是不是较拘泥于文化概念的价值评判与理论推衍更重要！
不管人们怎样非议金庸，作为文坛长青树，至今他依然引领着时代阅读的潮流。近日，著名文学网站\"红袖添香\"在它的中学生用户群中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谁是对你影响最大的现当代中国作家--问卷中，金庸依然位列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十位男作家之中。
如果说易中天今天的走红，最初是无心裁花的结果，那么，金庸华山论剑、研究生招生、开辟网络金庸茶馆等一系列活动，则可以看作是将他的\"武侠小说\" 产业化的有心裁花之举，产业化经营是打造金庸文化产品产业链的推手。而且，他对文化的经营，我们可以发现并不是直接为卖钱的经营，\"一元钱版权\"事件是最好的例证。正如他对张三丰剑术的推崇一样，他对文化的经营是\"无招胜有招\"的至高经营，是立足文化传承与弘扬文化发展的经营。所以，孔庆东讲：\"他的武侠小说的创作就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的报纸促销了，而是更加有意地表达自己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种种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