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首先简要地阐述了埃德蒙·金构建的比较教育分析模式，然后从背景、概念、结构、操作和决策五个方面分析该分析模式的优势与不足。认为这个分析模式值得借鉴。
关键词：埃德蒙·金；比较教育；分析模式
埃德蒙·金（EdmundJ．King）是英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对比较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1979年，他撰写出版的《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第五版）在比较教育界有重要影响。在书中，他提出比较教育研究中一种分析模式，通过它来对各国的教育制度、教育发展和教育现状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以此构建起了他的比较教育体系。比较研究法是比较教育基本的和常用的方法。所谓比较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某些联系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以把握研究对象所特有的质的规定性。比较研究的本质在于：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差异的比较中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从而探索规律。由此看来，进行比较教育研究，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一定的标准”或者“尺度”。只有有了这个基本的前提后，比较才有可能进行下去，认识各国的教育、探索规律才有可能。
埃德蒙·金的分析模式包括背景、概念、结构、操作和决策五个方面，是他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所采用的标准和尺度，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下面我们就来评析一下他的分析模式。
一、背景
埃德蒙·金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教育时，第一步是进行历史背景的研究。历史背景分析包括该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民族构成、宗教、家庭生活和教育史等方面。他说“教育就它本身的性质来说主要是当地人们的经验和相互影响。”“在你认识教育上的某些特点或问题以前，必须了解有关教育和教育背后的基本事实，你不能单纯从对甲国的教育的认识，来评论乙国的教育。”比如在他研究法国教育时，历史背景的分析能使我们弄清楚为什么法国的教育重视理性，教育管理体制是中央集权式的。教育的现状是从历史演变过来的，不是凭空产生的。现在法国教育的中央集权制是在1799年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所推行的“大学区制”的基础上逐步演变过来的，有较长的历史渊源。埃德蒙·金的这种以考察历史背景为出发点的做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史观的，为后来的分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埃德蒙·金在背景分析中特别强调要“‘深入到背景中去’，并且坚持忠实于这个背景。这意味着要有真实的知识，忠于本国人所‘理解’的制度，和对他们所看到的问题产生移情作用。”他的意思是要“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观察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对被研究国的背景的真实理解，能全面地、不带偏见地看问题。这一点是比较教育难以达到的，也可能是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的，这或许是比较教育最大的问题。尽管他说：“我们设法尽可能客观地深入那的背景；否则我们就不能和那里的人共同学习，或者向他们学习，而且肯定永远不会教育他或指导他们。”但是，他在对其他六国的背景分析时，就明显地有他自己的偏爱。他对与英国有深刻历史渊源的美国就是偏爱有加，而对曾经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就明显地充满鄙视，“印度几乎被人类的全部难题所困扰”，“当我们转向印度这样的国家时，我们感到无法预示它是否会繁荣昌盛或能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有了这些偏见，埃德蒙·金在分析印度的历史背景时，不免被他的偏见所“遮蔽”，选择较多的负面材料，而对印度悠久的文明却几乎视而不见。
为了更好地对历史背景进行分析研究，埃德蒙·金采用了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历史分期理论，把历史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提出了和这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三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前工业社会是我们所说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他称之为修道院学校或堡垒学校。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只有统治者和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女才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使他的日后能位居要职，教学中重视“纯”科学和抽象的学科，以及传统的学术技能，不讲究学以致用，师生之间是单向传输的关系。这种教育模式之所以在前工业社会存在是因为它完全能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与当时封闭的社会状况是相适应的。
工业社会是随着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工业社会相对应的教育模式下典型的学校可以称为工厂学校或训练学校，主要目的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培养人才，主要教授实用的知识和培养实用能力。这种教育模式是一种标准化的模式，注重“应用科学”和“工程学”的研究。工业社会可以说是半开放的社会，个人有一定的选择范围，有局部的社会流动，对应的教育模式也是半开放的，“双轨制”是这种模式的一种体现。
第三种社会就是丹尼斯?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埃德蒙·金认为：“它展望着一个‘信息社会’，恢复共同的人性或文化，使人人至少在某种程度的伙伴关系上始终保持共教共学。”后工业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可以称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工业社会的否定，更多地强调共享、交往和反馈。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埃德蒙·金认为当前西方正处于这种后工业社会阶段，教育处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教育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决策起着指导作用。对应于后工业社会的教育模式强调的是广泛的能力倾向和品质、不同的兴趣和知识领域以及各种得以不同发展和表现的技能，使人学会在不断扩大的范围中对付前所未有的问题，即是“学会学习”和“学会生存”。
埃德蒙·金采用资本主义社会为基准而划分的三种社会阶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三种教育模式来分析各国和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适合于分析欧美西方国家，在分析这些国家的教育历史背景时有较大的说服力。但这种理论在分析那些发展中的、不完全和西方一样的国家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国，说服力就相对较差一样。因为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说主要是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共存，夹杂着一点后工业社会的成分，三种社会阶段交织在一起，其历史背景肯定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清晰明了，对应的教育状况更多混沌一团。此外，埃德蒙·金的理论完全无视当时占世界人口1／3的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生硬地拿他的理论来套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苏联，其说服力更是可想而知了。埃德蒙·金的这种理论是不具有普适性的，他的理论应该说是有缺陷的。
二、概念
裴娣娜提出教育比较研究与其它教育研究方法的区别时，指出：“（1）从比较的角度把握对象特有的规定性。（2）研究对象必须具有可比性，从而限定了研究的内容和范围；（3）研究方法上，以比较分析方法为主。”这三点可以说是比较教育的独特之处，使其能区别于外国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埃德蒙·金在书中的研究同样充分地体现了比较教育这三个特点。在概念分析中，他尤其关注第2点，注意各国教育间的可比性。他的概念分析实质就是为了使各国间的教育具有可比性，同时，他把概念分析作为他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一级。从书中列举出的七个不同国家的教育状况中，我们看出有一些完全相同的“教育名称”或“教育术语”，但它们在不同的国家的含义是不完全相同的。为了能使比较教育进行下去，金的主张要先进行概念澄清，对一些概念下定义，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合理的研究和讨论。比如School这个词在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均不包括学院或大学，而在美国却常常包括学院和大学。如果不先对这个概念进行澄清，用同一术语代表不同事物来进行比较，这种研究必然是失真的，甚至是无效的。
在进行教育体制方面的比较研究时，埃德蒙·金认为更不能简单地从字面去理解教育体制，必须要深入了解每个概念的真实含义。如大家都认为法国和丹麦是“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而美国是“地方分权管理体制”，表面上看它们有很大的差异，教育体制应该是截然对立的。但仔细分析一下则不然，美国一个州的人口、资金和教育事业的规模比丹麦整个国家还要大，美国实际上相当于是州政府的“中央集权制”。从这个角度看的话，美国的体制与丹麦的体制又是相同的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教育中的许多术语都不是非常清晰和完善的，对概念的深入分析对非常强调可比性的比较教育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埃德蒙·金在概念分析上的见解很深刻，可以说他抓住了比较教育的精髓。
三、结构
教育结构就是各国的教育制度、学制结构，包括从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等后教育、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结构的比较研究是埃德蒙·金研究的第二级。
埃德蒙·金认为社会中的各种机构和教育机构常常垄断或限制通向机会和权力的道路，它们积极宣讲自己的价值观念，教育机构像神圣不可侵犯的堡垒总是被用来培养观念并使观念永远传下去。比如，他认为研究“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时，先在概念分析时对不同国家的机会“均等”概念进行分析，接下来在结构方面对它进行分析。因为不同国家在教育结构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平等是各不相同的，通过对结构的比较进行分析研究更容易找到“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才有可能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
结构同样会影响到教育的微观层面，会影响到学校课程的设置、每种学校的类型、教育目的等。结构的比较也能使我们了解各国教育的微观层面，能使我们对各国的教育有更深入的理解。所以说，结构的研究也是比较教育的重要方面。
四、操作
操作或实施就是教育制度上的特点和有关学校的观念在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具体化，也就是研究“相互联系的整体里的‘各部分’，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弄清，这样的话，就可以肯定能够做到真正的可比性。”操作方面的比较是埃德蒙·金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三级，也是他的最高层次的比较。在他看来，经过了从概念比较到结构比较，再到操作比较这样三个层次的比较研究之后，就可以真正地透彻地进行国别教育之间的比较研究。
埃德蒙·金的这种比较分析模式是从形式到内容的，从宏观、中观到微观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是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的，因而总体上讲是科学的。他认为比较教育要对学校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和某个教育观念在教育实践中的实际体现进行详细的观察，这种实证主义的做法是与他所提倡的比较教育中的“现象学”取向是有所不同的。这就说明他在坚持比较教育研究强调研究者主观性的前提下，并不排斥事物的客观性。在埃德蒙·金的视野中的事实应该是属于价值事实的范畴，是区别于规范性陈述所表达的科学事实的一种特殊事实的，它既是客体对主体的价值现实，又是客观的事实。
五、决策
前面的背景、概念、结构和操作的分析比较是为了本国的教育决策服务的，这也就是比较教育最终目的。在《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第五版）一书中，埃德蒙·金提出一个有关教育决策的简单轮廓图（图略）。
对埃德蒙·金的这个图，我们不能简单地看作一个平面图，而是要把它看作多维的，是包括了许多亚文化以及有许多复杂矛盾的多维复合体。在看待某一决策问题时，不能只把它看作是当代的一个问题，而是要看作是一系列“事件”之一。他的意思就是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决策问题，不要用孤立静止的眼光来待它。
图中的波浪线（A）和（B）代表“危机”，也就是某些突出事件。它们要能有利于或者鼓励决策者采取特定的计划及促进该计划的实现，即被称为有利的“危机”情绪的（A）。它们也可能不利或阻碍决策者做出决策，即被称为不利的“危机”情绪的线条（B）。这些“危机”就是决策的导火索，有时一些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可行的教育政策迟迟不能出台，没有合适时机可能就是主要原因，即缺乏“危机”。“危机”包括“外部的榜样、一次国际的冲击，或者一个偶然事件”，可能还有公众舆论。如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的内容实质上教育专家在1955年就已经提出，但未被重视，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这一突发事件的冲击促使美国人很快地接受了它。
埃德蒙·金的决策思想主要考虑的是教育系统的外部影响和作用，相对来说忽视了教育系统本身运行的规律。教育政策是调整和平衡社会各阶层在教育方面利益的产物，是发展教育事业的指导方针，是管理教育的行动准则。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外部的因素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必须要符合教育运行的规律，违反教育规律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前苏联20世纪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教育政策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考虑教育本身运行的规律，只是关注于外部的需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埃德蒙·金对教育决策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埃德蒙·金的比较教育分析模式是一个以背景分析为出发点，经过概念、结构、执行三个层次的比较分析而最终为本国的教育决策服务的完整框架。尽管存在一定的缺陷，总体上说，这个框架基本上能够在国际教育的大背景下，对各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一定程度上客观和详实的理解和认识，因而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分析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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