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宫殿》中盗梦者
赵刚
梦境的困惑
睡觉做梦，对每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是，当一个社会对所有的人睡梦都要进行监控时，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2010年曾经有一部美国大片《盗梦空间》在北京引起轰动，不夸张地说，那时的北京城几乎达到人人尽说“盗梦者”的境地，不仅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办公室里，即使在草根阶层占主流地位的网络上也赢得了多数网民的口碑，甚至被尊为“近年少有的尊重观众智力的电影。”
《盗梦空间》讲述的是，一群盗梦专家使用一种叫做“somnacin”的药物和一台机器，将一段意识上传至某人的梦境之中。然后，盗梦者也跟着进入目标者的梦境。盗梦者可以通过虚构的盗梦机偷取人们内心中的秘密，甚至把新的意识植入对方大脑里。
从梦下手，描写人的心理和社会问题，确实引人入胜。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而人在睡眠中大约又会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做梦。梦，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富有想象力、最丰富多彩、最无拘无束的事情。在梦中，人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和办到的事情。正是由于梦的变化莫测，奇妙无穷，于是探索梦的奥秘成为了当代生命科学的重大课题。
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以及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都曾对梦做出过系统的研究。1900年，弗洛伊德在其划时代巨著《梦的解析》以及以后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等多部著作中，都系统地阐述了对梦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是一种清醒的精神活动的延续，借助梦可以洞察到人们心灵的秘密。梦是无意识活动的表现，人在睡眠时，意识活动减弱，对无意识的压抑也随之减弱，于是无意识乘机表现为梦境的种种活动。人为什么会做梦，就在于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既然性欲是人的一种本能，本能又是一种需要，而需要则是要求满足的，那么，梦就是满足人的这种欲望的形式之一。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脑神经专家加兰特(Jack Gallant)对梦的研究已经进行了长达15年的跟踪。他用核磁共振仪对被研究者的脑部进行扫描，把受试者看到的图像和自身的大脑图像对比，建立视觉反应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加兰特可以在受试者看过一部新电影后，再通过他的大脑扫描图像重建本人看到的图像，准确度也非常高。换句话说，他可以把人脑中的图像“偷”出来。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学会人类认知和脑科学学院的研究员汉斯(John-Dylan Hanes)利用大脑图像来预测人的行为。在一项研究中，他甚至可以提前7秒预知受试者决定用哪只手来按电钮。
人们常说，人生如梦。作为人来讲，似乎是很难清醒地判断自己到底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中。遇到大喜大悲的突发事件时，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发问，这不是在做梦吧？既然如此，梦也就成为了文学创作中最佳的题材之一。像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荒唐人的梦》、英国作家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所写的家喻户晓的世界名著《爱丽丝梦游仙境》。至于中国的文学中以梦为题材的作品更是比比皆是，像蜚声中外的曹雪芹的《红楼梦》、脍炙人口的庄子的《庄周梦蝶》、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的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及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龄。就拿《聊斋志异》来说，四百九十余篇作品中,其中七十多篇与梦有关。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说到以梦为题材的小说，作为著名的当属伊斯梅尔•卡达莱的《梦幻宫殿》。
打败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2005年6月27日，苏格兰爱丁堡。
世人瞩目的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在此举行颁奖典礼。当领奖者缓步走向主席台时，大厅内的嘉宾不约而同地起立为他鼓掌。各路媒体的长枪短炮对准这位年逾七旬长者狂轰滥炸，闪烁不定的镁光灯与噼啪作响的快门声交织成一首欢快的交响曲。面对这一切，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依旧是一副淡然的神情，宽大的额头，深褐色的宽边眼镜，略显稀疏的灰白色头发，更增添了他学者的气度。
在当今世界文坛上，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英国图书界提议设立一项可以与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美国的普利策奖相媲美的文学大奖，以奖励英国、爱尔兰和英联邦前殖民地国家范围内的年度最佳英文小说，这便是布克奖。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布克奖的威望超过了英国其它大大小小的二百多个文学奖，独领风骚，享有世界盛誉。
进入21世纪后，布克文学奖打破地域壁垒，朝着全方位的国际文学大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布克奖评委会宣布，自2005年开始，将每两年颁发一次奖金为6万英镑的“布克国际奖”，全世界所有作家，无论国别，只要其作品以英文或英文译本发表，均有资格获得此奖。同时还规定，每位作家只能获得一次布克国际奖。这就是说，一位作家一辈子只能享有一次这样的殊荣。
2005年的首届布克文学国际奖的角逐，可谓是大师云集，群雄逐鹿。这其中包括了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位普利策奖得主，以及诸多世界文坛上的大师级人物，像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美国的索尔•贝娄、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等都名列其中。
在众多诺贝尔文学奖和世界文学大奖得主的重重包围之中，伊斯梅尔•卡达莱脱颖而出，以其中篇小说《梦幻宫殿》赢得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并获6万英镑奖金。
在颁奖典礼上，卡达莱当众玩了一把幽默，笑称“布克国际奖比诺贝尔文学奖更难得到”，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诺贝尔奖，他诙谐地说，“当我看到竞争者的名单时，已自觉无望获奖。”
评委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John Carey）在发表获奖评论时指出：“伊斯梅尔·卡达莱是一位世界级的作家，他描绘出了完整的文化——包括它的历史，它的热情，它的传说，它的政治和它的灾难。他采用了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创作，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同时，他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作家。”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伊斯梅尔•卡达莱，他生于1936年，其家乡是阿尔巴尼亚南部山城吉罗卡斯特。卡达莱童年时经历过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血腥统治，二战结束后，他先在地拉那大学历史系读书，后赴莫斯科，在高尔基世界文学学院深造。苏阿关系破裂后，卡达莱于1960年回国，当上了一名记者。
卡达莱成名于霍查时代，英国女作家希瑟•麦克罗比（Heather McRobie）曾在《卫报》撰文指出，卡达莱与霍查合作多年，出任过霍查夫人主管的阿尔巴尼亚文联主席，也曾是一名霍查的忠心拥护者，在自己的书中屡次赞美霍查与苏联决裂的举动。中国的《世界文学》杂志曾在上世纪60年代发表过一篇名为《和阿尔巴尼亚作家们在一起》的文章，作者李定坤还专门提及了此事。当时的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对卡达莱的赞赏有加：“伊斯梅尔•卡达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他的《溃军的将军》（即《亡军的将领》）群众很喜欢。”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受到最高当局的赏识，伊斯梅尔•卡达莱算得上是体制内的宠儿。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即使如此，他内心中依旧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现行体制的不满。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个来自巴尔干边缘地带的作家，长期以来，此地都因人类恶行而污名在外——武装冲突、内战、种族清洗，凡此种种„„我的祖国阿尔巴尼亚也属于这一地区。”因此，“我每次写一本书，都感觉是在将匕首刺向专制。”由于卡达莱的作品通常非常隐晦，因此，无论在阿尔巴尼亚国内，还是在西方，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1982年，卡达莱一度遭到当局的批判，说其“沉迷于历史和民间传说，故意逃避政治责任”。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卡达莱的作品手稿多由法国人偷带出境在海外出版发行，即使其有的作品在国内有幸出版，但随即就遭查禁，例如堪称与奥威尔的《1984年》相媲美的小说《梦幻宫殿》便是一例。
1990年10月，卡达莱出人意料地逃出阿尔巴尼亚，并发表政治避难声明，最终获得法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从此定居巴黎。不久，卡达莱便开始用法语进行文学创作。
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主要代表作有：《亡军的将领》、《石头记》、《阴晴不定的四月》、《梦幻宫殿》、《金字塔》和《冬末音乐会》等。其１９６３年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迄今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４０多个国家翻译出版。
刺向专制的匕首
在《梦幻宫殿》的小说中，伊斯梅尔•卡达莱描写了在奥斯曼帝国，为了维护专制独裁统治，专门设立了一个叫世人匪夷所思的机构——塔比尔•萨拉伊。这个机构，由执政的最高统治者亲手创办，并且直接指挥，专门负责帝国内所有人的睡眠和梦幻。通过中央到地方的层层组织，征集所有臣民所做的梦，然后对它们进行归类、筛选、解析、审查并处理，一旦发现梦中有任何对君主统治构成威胁的迹象，便立即上报给当局，最高统治者便会采取一切措施，坚决打击，镇压，毫不留情。
在奥斯曼帝国，人们把塔比尔•萨拉伊称之为“梦幻宫殿”。梦幻宫殿就像一座迷宫，交织着漫长、幽暗的长廊和通道，没有任何标记，阴森，神秘，怪异，甚至恐怖，充斥着幽灵般的气息。它是支撑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关键，就像书中所说：“只要控制梦幻宫殿，就掌握住了国家的关键。”为何如此，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庞大的机构，在帝国各地拥有着数以千计的分支，数以万计的告密者，可以随时随处掌握与监控所有人的所思所想；而且这个机构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于那些哪怕只是在梦中对国家和君主构成威胁的人，不论做梦者的职务多高、权力多大，梦幻宫殿都可以不经法律程序，将他们认定为国家和君主的敌人，或是潜在的危险因素加以处决、清除。正像小说中的人物所评价的那样：梦幻宫殿是全帝国中最具神秘感的一个机构，有着恐怖、幽暗、梦魇一般的氛围。“它最最不具人格，最最盲目，最最致命，因而也最最专制。” 同时，梦幻宫殿也是奥斯曼帝国体制内声名显赫，待遇最优厚的机构。无论是“街头的小贩”，还是“街角的警察”，甚至是政府的高官对梦幻宫殿的工作人员都“特别恭敬”。由于梦幻宫殿的重要性、保密性，并拥有生杀大权，并非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这座宫殿的。小说的主人公——马克•阿莱姆，是由于来自权势显赫的库普里利家族，因此才能荣幸地成为梦幻宫殿中的一员。
马克•阿莱姆的家族，属于阿尔巴尼亚血统，它曾为奥斯曼帝国培育过五位宰相，还有无数的大臣、司令和将领，在奥斯曼帝国中可谓位尊权重，纡朱怀金。就其本意而言，马克•阿莱姆其实并不想进入梦幻宫殿，他希望能像自己的小舅库特一样“自由又快乐的生活”。他只是作为家族势力的一枚棋子被安插在梦幻宫殿，以接近帝国的权力中心。
近四百年以来，马克•阿莱姆所在的库普里利家族既享受到了由于君主的恩宠而带来的无数荣耀和尊贵待遇；同时也遭受过由于君主的猜忌、政敌的攻讦而造成的坎坷滞蹇和无妄遽罹，似乎“注定逃脱不了荣辱参半的命运”。马克•阿莱姆的小舅库特曾用苦涩的口吻向马克•阿莱姆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切：“我们库普里利家人仿佛生活在维苏威火山脚下的居民。每当火山爆发，这些居民便会被灰尘覆盖。我们也有着同样的命运，生活在君主的阴影下，时常会被他打倒在地。火山平息后，他们会耕作既危险又肥沃的土地，继续自己平常的生活。我们同样如此，虽然遭到君主的猛烈打击，可仍将继续在他的阴影下生活，并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可以说，马克•阿莱姆进入梦幻宫殿任职，完全是家族的需要，担负着家族的期望和野心。毕竟，梦幻宫殿，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马克•阿莱姆对此只能服从。 在卡达莱的笔下，梦幻宫殿里充满着尔虞我诈，每个人都在窥探别人的隐秘，同时每个人也都是被窥探的对象，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告密者和坐探”。同时，在这个体制内，有着森严的等级，每个进入魔幻宫殿的工作者，都会根据个人家庭背景的不同，被分配到传达室、警卫部、誊写部、筛选部、解析部、特等梦部等不同的部门。部门不同，自然其身份、级别、待遇也就不同。
在这些有肉无魂的人群中，最初，马克•阿莱姆根本无法适应那种阴森、怪异的氛围。尤其让他感到惶惑的，是根本无法掌握那把解梦的钥匙，更无法从中看出异己的征兆。他能够感受到的，只是自己的心理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阴暗，正常的生活则离他越来越远，这使他觉得自己“还活在人世时，就已退出生活。” 每天，他坐在宽大的办公室内，独自一个人静静地思索和分析案卷中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梦。例如，“在一帮人的追逐下，一只黑猫，衔着月亮，朝前奔跑，尾巴上留有一道来自受伤的月亮的血迹„„”再例如：“一群黑衣男子越过一道沟渠，消失在一片白雪覆盖的平原中。” 如何看待与分析这样的梦境，全凭解梦者的主观判断：假设月亮象征国家和宗教，那么，黑猫必定代表某种敌对势力。而那帮追逐黑猫的人则具有特别的意味。这个梦“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反政府的阴谋”。而在白雪之中的一群黑衣人，则是一群犯下欺骗国家罪行的官员，正在克服针对他们的重重困难，安全抵达白色的平原，“这个梦意味着政府的垮台。” 经过这样的解析，这些案卷就被列入特殊的档案，迅速上报给上一级部门，被进一步甄别。随之而来的就是根据做梦者的姓名和住址，将其抓捕囚禁审问。有时，因做梦而被抓捕的囚徒“显然根本就记不得自己的梦了”，但“日日夜夜让人疲惫不堪的审问，没完没了的报告，假装详细了解一些本质上含糊不清的事情——就这样持续不断，直到那梦开始瓦解，最后彻底从做梦者记忆中消失”。所有的这一切就是围绕一个目的——让做梦者洗脑，彻底清除头脑中对奥斯曼帝国的不满与不忠，服服帖帖地臣服于统治者。如果做梦者无法被洗脑，等待他的只有被干掉的下场！
久而久之，马克•阿莱姆终于完成了人到非人的蜕变，他的联想力也逐渐丰富起来，他已经习惯于从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梦中分析并解读出危险分子对抗政府的种种阴谋。随着所解析梦的数量不断增加，马克•阿莱姆在梦幻宫殿的职位也不断升高，最后被任命为梦幻宫殿的最高主管，进入了统治集团的核心层，魔幻宫殿“那台巨大的机器实际上是由他操纵着，日日夜夜转个不停。”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充分意识到，塔比尔•萨拉伊多么庞大无比。政府高官走近他办公室时，都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在那些高官的目光中，总有一种询问：有涉及我的梦吗？”马克•阿莱姆也终于明白了：“任何人，一旦控制了人类生活的幽暗领域，便能实行无法无边的权力。” 梦幻宫殿不仅是少数统治者对广大被压迫者实施监控和暴力的机器，同时，梦幻宫殿也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各个政治派别为了自身利益，明争暗斗，寻瑕伺隙，借机发难，打击对手的工具，正像马克•阿莱姆的小舅库特所说：“有些特等梦是赝品。那些是雇员们自己根据有权有势的政治派别的利益，或者按照君主的情绪，在塔比尔•萨拉伊制造出来的。即便不是全部，起码也是部分遭到了篡改。”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让马克•阿莱姆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他曾亲自解析的梦中，竟然使自己殊宠殊荣的家族遭受了一次始料未及的重创。原来，被解析要密谋造反，推翻奥斯曼帝国的做梦人，就是马克•阿莱姆的小舅库特。马克•阿莱姆阴差阳错地将自己的舅舅送进了坟墓。
《梦幻宫殿》是一部命运之书，它展示了马克•阿莱姆个人的命运、库普里利家族的命运、以及奥斯曼帝国中所有人的命运。当“帝国领土上的任何梦，哪怕是由最最邪恶的人在最最偏僻的边疆和最最普通的日子做的梦，都无法逃脱塔比尔·萨拉伊的审查”时，任何命运都注定不可能由自己掌握。在专制独裁的统治面前，个体是那么的弱小，苍白，无可奈何。梦幻宫殿的可怕就在于它的荒谬，在于它的远离人性，在于它的权力不受限制，在于它“最最盲目，最最致命，也最最专制”。统治者为了权力，为了统治，对所掌控的梦，可以任意揣测，随意上纲上线，莫须有地妄加罪名；为了派别的利益，为了将政敌置于死地，甚至可以无中生有地将梦编造出来，罗织诬陷，移祸害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马克•阿莱姆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把绞索交给了更高的统治者，亲眼看着专制者将它套到了亲人的脖子上。更具黑色幽默的是，正当家族遭受厄运的时刻，马克•阿莱姆竟然得到了升迁，掌握了梦幻宫殿的最高权力。明明是为了保护家族的利益而进入梦幻宫殿的，结果却是亲手断送了亲人的性命，在一个独裁专制的统治下，这种荒谬和悲哀，具有多么大的讽刺意味啊！
梦魇中的清醒者
上世纪60—70年代，卡达莱可以说是一位名声显赫的人物。1963年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以整版的版面发表了他的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在长诗发表的当天晚上，卡达莱就接到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霍查的电话。领袖的热烈祝贺，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誉和在文学界的地位。
1969年，卡达莱又发表了著名的抒情长诗《六十年代》此时正值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胜利25周年前夕，由于卡达莱在诗歌中歌颂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者霍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因而此诗荣获共和国一等奖。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卡达莱与党保持一致，听从领袖的指示，并且与当局良好的合作关系，把霍查作为作品的中心人物加以描写和歌颂，因此，连续多年他都是人民议会代表，最后还当上了劳动党中央委员。 为控制和笼络知识分子，从政治策略上考虑，即便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霍查也会让知识精英分一杯羹——进入体制之内。当然，前提是进入者必须安分守己。凡胆敢藐视权威，挑战极权专制者，轻则扫地出门，重则杀无赦。作为执政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垄断着从公共权力，从经济命脉、社会财富、文化资源等一切资源统统掌控在当局手中。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做到“不劳者不得食”，而只能是“不称臣者不得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压力，人性的弱点，统统被统治者所利用。要求生存是人的本能，而如何生存则受人的观念支配。因此，权势者就刻意地利用意识形态对人进行操纵，这也就反证了思想以及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极权制度的本质是暴力强制，是要在一切领域内实行全面专政，每个人必须顺从，否则就会被暴力、被专政。在极权统治下生活的人们是怀有深深的恐惧感的，因为人们知道“异见者必将招致镇压”。由于恐惧感是外在的，被迫的，而正视恐惧必然会刺激良知，会导致良知的觉醒和反叛，因此，人们宁可顺从，自觉地接受权力的蹂躏，宁可让良知处于糊涂状态。当人们都甘愿“难得糊涂”时，极权主义统治也就有了保障。极权主义统治不仅是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而且也需要通过大规模的恐怖得以巩固，尤其是依靠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才能维系。
其实，权力不在乎人说假话，关键是要服从，为服从而放弃。只要开口“拥护”，闭口“支持”，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暴行和蛮横，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真实”、“道义”和“良心”，就等于认同了自己在阉割自己，丧失了“人格”，成为犬儒。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十分精彩地将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形象地比喻为“洋葱头”：最核心是党的领袖，然后依次是领袖周围的小圈子、精英组织、党员，最外层则是党的追随者和同路人。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个等级结构，从天真的同路人到党员、精英组织、领袖周围的小圈子、领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由轻信和犬儒等不同态度的奇特混合”，而“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轻信的情形”。也就是说，越是外层的人越是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这其实不难理解，譬如极权主义的欺骗性宣传，圈外人或许信以为真，圈内人既然是谎言的制造者，当然不会受欺骗。
霍查认为在每一个社会都会分裂为剥削和被剥削两大不同的阶级，因此，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有超越人类的阶级差异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只能是骗局，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消除阶级存在的社会物质根源，才能使全体人类的利益达到充分的和谐一致，利己与利他的矛盾便不复存在，同时通过思想改造，灵魂深处闹革命，利己主义也就随之消失，就成为具有最完美人格的新人。在霍查当政期间，不要说在公众场合男女接吻是绝对不容许的，甚至连电子乐器都被说成是“西方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和颓废派的堕落思想向阿尔巴尼亚的渗透”。以至于出现这样叫人啼笑皆非的怪事，“禁穿喇叭裤和留长发；机场禁穿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入内，还专门开设了理发室，强迫留长发的外国人剪发，否则不准入境。”（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 89页） 霍查坚持认为只有自己领导的政党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宣称，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阿党别无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做法本身，就将自己摆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当一个政党坚称唯有它自己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代表”人民大众时，被它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本身还会有先进阶级的资格吗？按照霍查所宣称的，“无产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世界观，必须由先进的政党从外部将之灌输给无产阶级”的理论，这种理性的狂妄僭越符合历史的社会现实吗？尽管霍查以理想主义大旗召唤了许多理想主义者投身其间，但在其内部，真正理想主义者们往往无法立足，反而是那些投机者能占上风，那些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们更吃得开。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通过武装斗争，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夺取政权的。当革命者决心使用暴力实行自身主张时，不仅表明他们对旧的统治者不抱幻想，同时也表明他们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法律感到失望，因为，它已经不相信可以通过民主手段，以及通过民主程序来启发民智。尽管他们口头上会将民众的利益作为动员人民的旗帜，但内心却对旧制度下的人民怀有怜悯和鄙夷，怜悯人民的愚昧无知，鄙夷他们的自私怯懦。在他们这些政治精英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向旧世界的统治者认同，为其效力，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在政治上冷漠麻木，袖手旁观，旧世界的统治者早就成了孤家寡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成功地对抗乃至扼杀革命。
在漫长而残酷的革命岁月中，在历经多次失败，几度濒于绝境的危难中，霍查本人以及他所领导的团体，更加容易对人性的看法变得十分阴暗，更加多疑。然而，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需要，霍查把自己对人民的失望以至鄙夷掩藏在理想主义的外衣下。同时，他又发现，法西斯的独裁与专制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于是“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口号就成为他们以民主和自由斗士自居，动员广大民众最有利的工具，暴力革命经历的时间越长，斗争越残酷，革命党人就越是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诸脑后，越是把追求暴力革命的胜利、把夺取权力本身当作狂热追求的最高目标，以至于到后来，他们不再把权力当作实现理想的手段，而是反过来把理想作为宣传，当作夺取权力和垄断权力的旗帜。
沉舟侧畔千帆过，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了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认真检讨了自身存在的错误，公开批判了霍查，否定了阿尔巴尼亚几十年沿用的苏联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的模式，认为这一模式不仅违背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造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从赤裸裸的毫无人性的观点看，即从对人类的野蛮摧残的观点看，20世纪毫无理由地成为人类曾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世纪。”（彼得•沃森【英】《20世纪思想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 1页）以此而论，20世纪的阿尔巴尼亚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类曾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世纪”。值得欣慰的“山鹰之国”，经过上世纪90年代史无前例的“粗野式”剧变，开始由贫穷和*，走向正常和平稳的发展之路。由于民主制度的建立，伊斯梅尔•卡达莱笔下的《梦幻宫殿》或许不会再出现在他的祖国，但卡达莱关于“任何人，一旦控制了人类生活的幽暗领域，便能行使无边的权力”的警示，对我们来说却是有着永远的深刻的现实意义。（字数：9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