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欠薪问题新形态 争议与纠纷
去年12月初，沈阳多家媒体报道了“沈阳清理整顿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中行动，力争今年元旦前清欠率达90%。”
元旦过去了，从相关部门传来的消息是：目标完成了。但是，人们也能注意到，讨薪事件仍偶有发生。
数字与个案，哪个更真实？
7年前，温总理为农妇讨薪，如今，作为城市的重要建设者，农民工兄弟境况如何？
去年12月底，记者接触了数十名农民工、包工头，市区两级农民工维权中心领导、基层工作人员，试图还原这一年来沈阳农民工欠薪与清欠的图景。
当采访逐渐深入之时，记者发现以往纯粹“欺负人”式的欠薪情况已很难见到，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
新闻背景
2010年12月20日，对佟森才、邵久长两位年届五十的农民工的境遇来说，可谓天壤之别。
这一天，在沈阳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大东区农民工维权中心的介入下，佟森才与包工头办理了兑现被拖欠的8090元工资的手续，可以回家过个安生年。
这一天，邵久长今年第6次从开原到沈阳讨要被拖欠了3年的剩余工钱13373元。等待，依旧是他今年的主题。
欠薪与讨薪，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甩出一条抛物线后，结局便脱离他们的控制，外作用力的大小左右着两人的欢喜与悲伤。
签了合同 工资仍被拖欠
“最难的是不知道找谁，带着20多个工友背着行李天天在街上走，持续了4天”
50岁的佟森才是吉林白城人。用他自己话说，“到沈阳打工前，最远去过的地方是县城。”
“我是电视迷，上面说不准欠农民工工资、严惩恶意拖欠者的责任。”这让佟森才心情放松地来到沈阳。
去年3月，佟森才通过同乡的介绍到沈阳市大东区一楼盘做架子工。3日到沈，4日开始干活，“我知道签合同有保障，但雇我的人说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上进度，先不能签。”
佟森才所在的架子工组有14人，一人一天80元。刚开始佟森才对工地发工钱的做法很满意，“虽然只给开50%，但都按月给了。”5月结算工资后包工头开始压资。“在哪都是放着，年底一起还能拿个整数。”佟森才当时没有反对。
“6月干了10天后，不给开了。”佟森说那时他开始不安。“7月16日带班的走了。8月1日，三包从大连金州派来了一个新带班。9月8日完成规定工作量的当天，三包来和大家结账。双方计算的工作日不一致，三包说明天接着算，第二天我们就发现三包和带班的都不见了。”
佟森才想办法拿到了前一任带班留下的工资明细，开始讨要明细上的8090元。“当时不知道哪管咱的事，到处找，我现在比本地人还熟悉沈阳的交通线路。”
相比佟森才，开原人邵久长49岁，“江湖”阅历与经验丰富得多，“每年农闲都到沈阳打工，最长一次在陈相干了8个月。”2008年3月，邵久长一行26人到浑南一大型知名楼盘做绿化，“给父子俩干，说都是熟人了不用签那个。但我坚持签了合同。”
2008年5月末，邵久长已经做了两个月的绿化，“大工一天100元，小工50元。四五月份的工资没给开。”邵久长的压力陡然增大，“是我把人带出来的，挣不到钱怎么交代。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先不干活了。”邵久长说，“我拿着合同找雇我干活的人，可找不到了。”
“那段时间最难的是不知道哪个部门能管俺的事。”邵久长遇到了和佟森才一样的问题，他事后回忆带着20多个工友背着行李找人的情景，“天天在街上走，持续了4天。”
法庭上答应了 回头人没了
“我突然想起了电视好像说过有个农民工维权中心”
“结果是好的。”佟森才说，他的钱是“领导”帮着给要回来的，“钱都要回来了要是还说讨薪难，就昧良心了。”佟森才有着普通百姓共有的朴素而善良的思维。
“领导”是佟森才给沈阳市农民工维权中心起的昵称，“我突然想起了电视上好像说过每个城市都有农民工维权中心”。去年9月16日，大东区维权中心受理了佟森才的投诉。
“但维权中心找不到包工头，无法核对证据和事实。我就决定自己去金州找人。”佟森才说，当时听说跑了的包工头住在金州步行街，11月29日、30日佟森才在金州步行街转悠了两天，败兴而归。
12月3日，佟森才又找到了市农民工维权中心，“有个挺大的官，带着大东区具体负责我这个事的张同志，一次一次找我了解情况，后来让我回老家等信儿。”回到老家的佟森才没等多久，“12月18日通知我带着证据过来。”
邵久长则是因为一位老者的指点，在街上走了4天后找到的维权中心，“维权中心给我们协调，包工头手里钱不够，给一部分，没给的1万多打了欠条。”
“要回来的钱每个人分到了700元。”邵久长一个人留下来继续讨要剩余的13373元，“江湖阅历”让邵久长决定起诉讨要剩余工资。2008年7月2日，法院下达了民事调解书，要求欠薪的包工头要在当年12月30日前全部给付，“在法庭上答应得可好了，转身人就不见了。到现在3年了，钱执行不下来。”
邵久长也满世界找包工头。打工—找人—讨薪，邵久长从2008年开始如此循环反复。去年12月20日，佟森见到了工程的二包，还有大东区农民工维权中心工作人员。“二包同意垫付三包拖欠的工资。”佟森才和工友按照工资表上的金额和二包办理了兑现手续。
12月20日6：30，邵久长起床后就着腌咸土豆喝了一碗粥，吃了块玉米饼子就出门了。8:30，他坐上了开原到沈阳的慢车，10:30，从沈阳北站下车，坐333路公交车到浑南下车，步行去询问进展。
22日，佟森才在大东区维权中心如数拿到了被拖欠的8090元工资，连夜回了家。23日，佟森才在电话里语气轻松：“拿到钱可以和老伴、孩子们过个安生年。”
23日，邵久长说他只能在沈阳过年了，“剩下的钱每个人也就能分几百元，是不多，但我就是要饭也得给大伙要回来，要不怎么做人！”
“95%以上的欠薪问题存在纠纷与争议”
“实际上那种你给我干活，我不给你钱的状态几乎没有了”
虽然经历了一次讨薪，但佟森才说他无法对正在讨薪的农民工言传身教，“讨薪是一个矛盾体。我拿到钱了所以觉得过程不是很难。但要说不难，可毕竟是讨的啊。”佟森才说他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我就是觉得我是政府行动的受益者。”
“建筑工地的特殊性，使问题容易在年底集中出现。根据情况不同从10月或11月开始清欠专项活动。”沈阳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副主任蒋阳说。
据记者了解，在沈阳的农民工就性质而言，分为个体打工，群体打工两种。个体打工者主要集中在鲁园农民工市场，“今年沈阳有528家企业将用工信息交给了鲁园，我们安置了3000人左右。”沈阳鲁园农民工工会副主席张学东概括了鲁园农民工的从业特点，“他们就业的地方都是小餐饮、小洗浴什么的。被欠薪的情况偶有发生，我们介入后都能解决。”
群体打工主要集中在各大建筑工地，“农民工讨薪走到今天，实际上那种你给我干活，我不给你钱的状态几乎没有了。”蒋阳说，年底最突出的矛盾虽然依旧是建筑领域的农民工讨薪，但特点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在清欠过程中，95%以上的拖欠者与被拖欠者存在着纠纷与争议。”
“我给150元一天，干了3天，其他工地一天180元，不管活儿完没完放下就走人。年底了回来管我要3天的钱，能给吗？我还有损失呢。”一工地承包钢筋活儿的徐姓包工头说。
“低价中标，预算夸张不实，导致年底工资结算时，承包价格和最后实际发生价格有很大差距，工人的工资结算不了。”这是和平区农民工维权中心主任王建平眼中的争议与纠纷产生原因之一。
在蒋阳受理的存在纠纷的讨薪案中，最短的农民工只做了一天，“去年择薪而就造成的矛盾特别尖锐。”“争议和纠纷越来越尖锐：包工头为了既得利益拿农民工说事；包工头跑了；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依旧欠缺。”蒋阳直言去年清欠工作的难点。
和平区清欠由3位副区长牵头，分南中北三个工作片。一起典型的集体欠薪案发生在中片。中片组组长和平区农民工维权中心办公室主任卢兵指着手边5厘米厚的卷宗说，“这个案子是11月17日发现的，建筑商是一大型国有企业，案子涉及工地大小16个班组600人，涉及600多万元。”
在卢兵看来，案子双方的争议和矛盾很有代表性，“年初定的价格，人工、材料价格低。越干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造成劳务包赔，工人工资就支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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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平用接触过的案例分析了“年年清欠年年欠”原因所在：1.开发商钱不到位，想给给不了；2.施工方用人不当，施工队伍不当，包赔或者跑了或者少给，导致欠薪；3.施工质量不行，想少给，农民工只想拿到钱。“归结到企业身上，就是层层管理不到位。”王建平认为，“说白了就是工作不细。”
2743件，81463人，5.12 元。
3个数字，代表了沈阳市农民工维权中心2010年1月~12月立案案件数，涉及人数，以及涉及的金额。
亿
“去年出现新的策划讨薪”
每年农民工维权的内容、方式是不同的，蒋阳直言不讳，“去年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出现的新问题就是策划讨薪。”
作为沈阳市十大维权标兵，蒋阳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农民工和包工头，“我必须要甄别是怎么回事，不给‘能人’空子钻。”
“凡事有噱头才能被关注”说这句话的人是王宇，用当下的话表述他就属于二代农民工。
对于王宇的话蒋阳不想反驳，“我只想举个例子，看看这样策划讨薪，最后讨回来的是谁的钱。”
“一包工头承包了沈阳一所大学综合教学楼抹灰工程。去年10月中旬开始，陆续有20多批该项目工地农民工到市、区两级维权中心投诉，反映拖欠600余工资634万元。由于建筑公司已将资金全部垫付在工程上，无力支付，而大学及投资方按照合同约定不欠建筑公司工程款，不愿承担相关责任。
在市区维权中心协调下，投资方拿出260万解决了270名农民工工资。因这名包工头属于包赔性质，为挽回损失，用自己的面包车将农民工拉到街上，宣称被欠薪50万。但经相关部门核实，实际农民工的工资只有6.7万。
蒋阳说去年还常遇到包工头跑的事情，“对此去年清欠采取了一些新方法，比如公安的介入。”蒋阳说这只为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决不允许携款潜逃。”
大东区农民工维权中心主任陈丕德讲述一起包工头逃跑案件：去年11月，32名农民工到维权中心投诉被欠薪15万。调查发现，施工单位付给陈姓二包10万元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陈拿到钱后没有发而是避而不见。协调未果后，大东区维权中心将此定性为恶意欠薪，随即与大东区公安局联系，在警方的配合下迫使陈将钱拿了出来。”
“要知道为谁干，欠多少”
只领了50%工资就签了字，这就在法律上已经证明领完了
而清欠也已成为沈阳每年一次的固有行动，去年的行动从11月1日开始。
对这项行动的效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农民工不理解为什么年年搞，年年还被欠薪。一些普通市民认为清欠不过是过场。蒋阳则说，“我们全当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政府维权是协调，不具有强制效应，不身临其中无法体味其艰难。”
卢兵以一个简单例子说明了企业管理不到位的问题，“38块钱一平方米，工人正常每天能干10平方米。每天10个工能完成最后的工作量，结果一天就干5个工。最后人工费增加，层层赔钱，全拖垮了。”
“这么些年来不断提醒农民工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虽有效果，但效果甚微。”蒋阳认为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依旧淡薄。
蒋阳受理的农民工讨薪案中，有一类挺特别，“3个农民工投诉被欠薪。包工头说这3个人的工资给了，真拿出了3人签字的工资表。农民工说虽然签字了，但只给发了50%。我们相信农民的话，问题是，签了字在法律上已经证明你领完了。”蒋阳赞成一位律师说的话，“农民工要知道你为谁干活，谁欠你钱，欠你多少钱。”
“学会自我维权，不是说你被欠薪了，才去维权，而是在这之前就要做好不被欠薪的防范。”蒋阳说，“保留好出入证、工作服就能证明在此工地干过活儿。让包工头在记工单上签字，而农民工不能随便签自己的字。”
“老板们霸道，是欺负农民工不懂法。”沈阳鲁园农民工工会副主席张学东认为农民工讨薪难的另一个原因，“有些农民工自己就轻言放弃了。”
日前，邹军在负责的和平区北片排查中发现，北市场附近一商住楼盘项目中，承包其中一栋楼钢筋活的梁姓包工头，拖欠工人工资10万左右。维权中心介入后，梁依旧以种种借口不拿钱。“不能强行把他留下，我们没这个权利。”邹军说在他没有按承诺给明确答复后，“我们将他移交给了公安部门”。
这样的情景清欠过程中或许不止一例。而类似事例考验着蒋阳们用何种的智慧，去完成清欠率100%的指标。
“能承诺的就是，农民工1%的理由，我们会尽100%的努力。”蒋阳说。但讨薪成功的农民工佟森才也说：“讨薪过程就像过山车。”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段芳宇 谭浩 采写
本文主要人物
农民工：
佟森才，50岁，吉林人，去年3月到沈阳开始打工；邵久长，49岁，开原人，每年农闲都到沈阳打工
包工头：
徐某，一建筑工地承包钢筋活儿的包工头
为农民工维权人士：
蒋阳，沈阳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副主任，沈阳市十大维权标兵；王建平，和平区农民工维权中心主任；邹军，和平区清欠工作北片组组长；卢兵，和平区农民工维权中心办公室主任；陈丕德，大东区农民工维权中心主任；张学东，沈阳鲁园农民工工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