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一、如何看待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问题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但也有人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还有人甚至说：“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这些人往往还以马克思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和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提法，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对此要从历史实际出发，从三个角度来看待和认识：
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完全是由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
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
第二，从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角度。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的罪行。马克思在著作中愤怒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的这些侵略罪行。因此决不能因其有“双重使命”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
第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其自身利益，在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的同时，又有意保留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扶植中国封建势力，阻碍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成果和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享受不到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因为这“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因此中国人民必须首先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和民主，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的。 二是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性问题。
二、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性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看待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中国自身暴露出的落后性和愚昧性问题。
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社稷家园的斗争，其正义性是不容否定的。正是这种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才避免了中国被瓜分、被彻底殖民而沦为亡国奴的悲惨命运，这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伟大意义。诚然，在反对外来入侵的斗争中，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确实表现出了难以回避的落后性和局限性。但决不能因其表现出了落后性和局限性就否定这种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落后固然要挨打，但落后不等于就应该挨打，否则就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就是为殖民主义张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这“应该”与“不应该”的分野，人类才有了善与恶的观念，才有了野蛮与文明的区别，人类也才有了进步的希望。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落后与挨打是现实，可正是中国人民不屈服于这种现实而英勇拼战，流血牺牲，中华民族才有了生存下去的可能，才有了求发展、求复兴的可能。至于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滞后性和愚昧性，那是一个需
要我们逐步总结经验教训，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中逐步克服的问题，而与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无涉。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重点难点解析
一、评价太平天国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天朝田亩制度》：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内容：为了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洪秀全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土地分配原则和方法：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第二，产品分配原则和方法：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第三，其他方面：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乡官制度。在太平军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革命军将领担任。地方乡官由贫苦农民担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选举，“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乡官如有贫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检举揭发，随时革退。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的发展。
对于妇女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一些进步的规定：妇女和男子同样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妇女可参与军政事务；设置女官，开科取士；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都参加拜上帝活动。还提出禁止缠足和买卖婚姻。这样，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太平天国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太平天国发给男女自由结合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
婚人的姓名、年岁、籍贯等项目，还盖有龙凤图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评价：
第一，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它以土地为中心全面改造封建社会建设农民理想社会的方案，前所未见。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它立国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它是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的历史高峰，而且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
第二，局限性：绝对平均分配的圣库制度违背了小生产者的阶级本性，损害农民生产积极性，具有空想性。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纲领只能反映其迫切的现实愿望，追求平等、平均和小私有制基础上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
《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
内容：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学习西方，制订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金融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其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入口，强调外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
第一，《资政新篇》的核心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中国进行革故鼎新的改革，在政治上，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带有法制与民主色彩的国家，在经济上，要通过建立、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以求富强。后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提的方案，尽管有更深入的见解，更详细的计划，但是，都远不如它的规模宏伟。特别重要的是，它是建筑在推翻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基础之上提出来的，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在维持这个土地制度反对农民革命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阶级本质的差异。资政新篇是资生阶级革命派出现以前，最富有革命彩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是当时最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它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将以第一个主张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而记入史册。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它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主
张平等的外交等。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性。
第二，《资政新篇》没有把发展资本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没有同太平天国当时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只字未提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既非农民斗争实践的产物，也缺乏实践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因此得不到太平天国广大将士的拥护，对太平天国的现实斗争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而且战争环境也不具备实行的客观条件，所以它根本没有实行。
二、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的评价
洋务派的主张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趋势。所谓近代化，就英法等西欧国家而言，就是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这是由其社会内部矛盾自然演化的结果，作为落后国家的中国近代化，除了中国社会内在的动力之外，还是对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世界近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国际环境迫使中国中断自己的历史发展程序，从西方移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变更或改造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即推资本主义之陈，兴资本主义之新。近代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其核心是经济近代化，而经济近代化则包括工农业的生产关系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变革和生产力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在中国最早窥其崖岸的，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提出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把“师长之说”付诸实践的，则是以一批满汉军政要员为中坚的洋务派。洋务派前期的首脑是李鸿章，后期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包括李鸿章和张之洞在内的洋务派，是由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掌握并利用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为杠杆，“借法自强”，他们从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归纳出“中学为体，西方学用”的理论模式，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之术，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他们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从而促使中国国防从传统迈向近代化，促使中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方向蠕动，促使中国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学科的近代科技体制。
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大官僚、大地主，为适应帝国主义和镇压农民革命的需要而推行的一场利用西方生产技术以挽救清朝封建统治的运动。洋务运动进行了 30 年，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同时，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为体；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这个“体”，目的是为了巩
固封建统治。因此当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洋务运动本身冲击到封建统治体系（这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的时候，就是洋务运动倡导者也会本能地维护封建统治。
三、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希望通过这场运动，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富强，免受外国凌辱，具有反帝爱国性质。他们的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革，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宣传近代科学和资产阶级文化，因此，它具有反封建的性质。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超过了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意义。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破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
第四.维新派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的效用。他们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做了大量工作。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
第五.维新运动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促进。维新运动对日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了促进作用。虽然康、梁等人后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阻力，但他们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启蒙工作，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种，促进大批知识分子的觉醒，其中不少人后来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维新运动的失败也使大批爱国志士放弃改良转向革命。
五、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第一.新旧力量对比悬殊。戊戌维新期间，民族资本主义才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本阶级经济力量非常弱小。其政治代表维新派的社会基础薄弱，没有严密的组织，不掌握军队，不掌握整个官僚机构，只是一度得到没有实权的皇帝的支持，他们面对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多数官僚属于守旧阵营，只有少数同情维新运动。
第二.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不敢否定封建君主制度，不敢触动封建主义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敢否定封建思想的权威孔子。政治上，维新派过分迷信皇帝的权威。在变法步骤上，他们主张渐变、缓变。设议院、开国会、制定宪法的主张在维新期间也没有坚持。
第三.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面对民族危机，维新派虽然为救亡奔走呼号，但对帝国主义充满。维新派尖锐地揭露了沙俄侵华的事实，却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抗沙俄。康有为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来中国任维新的总顾问。英、日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同情维新派，但实质上只是为了乘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在戊戌政变时，维新派又幻想英、美、日的干预。
第四.害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害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
戊戌维新的失败，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戊戌维新失败后，“戊戌六君子”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一、如何理解资产阶级改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资产阶级改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改良是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而资产阶级革命则是以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在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革命固然会流血牺牲，但这种流血牺牲更多的是带来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更多的是给人民带来福祉。
第二，现在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恶劣政治的根本”，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第三，中国现在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地主强权”，“地权失平”，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行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
二、如何理解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
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他相关的法令，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辛亥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进行的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仍以失败而告终。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他们攻击民主共和，宣传封建伦常。
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黑暗的深渊。辛亥革命又失败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他们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组建了政党，提出了政纲，发动了武装起义，领导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又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彻底革命的勇气，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表现在：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以妥协退让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为辛亥革命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不能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建立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散，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就不能使
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也与同盟会的涣散、领导成员政见不一有关。
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认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一、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新文化运动并不能为人们提供正确认识中国进而有效地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
第二，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基本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范围，没有同广大劳动群众相结合。运动回避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
第三，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的。第四，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片面地、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二、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第一，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新的社会力量。一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 200 余万人。五四运动具有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第三，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毛泽东说，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的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
第四，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巴黎和平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
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和会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会议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而已。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三、中国共产党对于1924至1927年大革命的重要作用
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大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大革命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
第三，大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经过共产党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一向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的力量逐步地组织起来、凝聚起来，为国民革命的发展、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四，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积极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增强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党员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起着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此外，共产党人还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上海工人的起义武装更是充当了解放上海的主力。中国共产党对于大革命所作出的独特的、重大的贡献，是当时人们所公认的。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一、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问题实际上是怎样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
第一，中国共产党内在革命的前途问题上曾有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把中国革命过程中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没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要在两个阶段之间硬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和发展资本主义阶级；一种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观点只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二次革命论”、
“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第二，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第三，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学说。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
第一，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第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第五，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三、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第一，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些错误的发生，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产生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早就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第二，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大给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第三，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第四，1937年夏，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
第五，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保证了党沿着正确的路线不断取得胜利。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从世界意义上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卷入其中。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战争的性质上看，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展开的一个决死战争，是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侵略、压迫、奴役的战争。中国是正义的、进步的反侵略战争，是得道的；日本是非正义的、野蛮的、侵略
战争，是失道的。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屠杀中国军民，强行掠夺中国劳工，蹂躏和摧残妇女，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遭到了惨重破坏，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损失。
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
二、中国何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第一，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准备后，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领导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9年9月英法对德宣战的八年中，只有中国在坚持着对世界法西斯势力的作战。中国这个广阔的反法西斯战场不仅是主要的反法西斯战场，而且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可说是毫无外援，孤军奋战。
日本帝国主义为取得北侵苏联和南下太平洋的战争基地，与德、意在欧洲发动局部侵略战争相呼应，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把法西斯国家发动的局部战争推向了新的高潮，在走向世界大战的道路上迈出了危险的一步。面对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中国抗日军民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克服困难，奋勇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第二，打乱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一直未能实现其预定的战略协同计划。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战场坚持持久抗战，始终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主力，打乱了日本的“北进”计划，遏制和迟滞了日本的“南进”侵略步伐，从而打乱和粉碎了德国企图勾结日本东西夹击苏联和德日两军会师中东的计划。
“北进”侵苏，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称霸亚洲和称霸世界的重要目标之一。但这一目标未能变成现实，一是因为苏联本身注重加强远东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御，在击退日军挑衅基础上进行了重大外交努力；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力地拖住了日本
的后腿，完全打乱了其侵略计划，致使日本的计划一再推延实施。
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战场始终牵制住了一百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毙、伤、虏日军155．9万余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伤亡人数的60%以上。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中国的持久抗战为同盟国顺利实施“先欧后亚”战略提供了前提，为确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胜奠定了可靠基础。
第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普遍承认和尊重。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得到了普遍承认和尊重，为中国赢得了大国地位。
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字，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四大国”之一身份出现在战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1943年10月30日，美英苏中四国在莫斯科签署《普遍安全宣言》，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四大国之一。11月下旬，美英中三国首脑聚会埃及首都开罗，于12月1日发表《开罗宣言》，规定战后把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是战时中国外交的最高峰，标志着战时中国的大国地位达到顶峰。据此，中国有权参与各大国之间为结束战争而采取的协调行动，有权参与筹建联合国的活动。后来，中国参加了1944年夏天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1945年4月的旧金山联合国会议，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各盟国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了胜利，同时中国也赢得了大国地位。战后，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基本得以废除。从此，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民主，为维护人类正义事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三、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这是民族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在全民族战争中起作用的有各派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由十年内战转为结成统一战线合作抗日，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坚持下来的基础。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在抗战爆发前基本上掌握着国家政权，有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参加，才有全民抗战。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转为准备抗日。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共产党先把“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抗战实现以后又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强调全国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壮大，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共产
党政治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军事上领导着敌后战场，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参加，全民抗战才有了力量重心。
国共两党合作成为一个历史关键。中国内部新的团结格局由此确定下来。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亡。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实现的和虽然经历惊涛骇浪终于坚持到底了的。从双方合作奠定抗日战争的基础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基本是相同的。它们这时都站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关键位置上，力挽日本军国主义汹涌而来的狂澜。这是历史事实。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起主导作用，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这时具有两面性格。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面是爱国的，带着革命性的；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面是反民主、反人民，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民族利益，后一面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战争进人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逆转。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陷。蒋介石这时谈话多次拿抗日、反共并列，甚至认为反共重于抗日。中国因此几度出现国共分裂内战、抗日战争中途夭折的严重危险。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全民族抗战的路线，采取的是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妥协，分裂和倒退。中国共产党积极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大力发展生产，积极进行全化建设和干部教育。在大后方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化工作，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类社会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和法则前进的。中国人民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
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侵略者，绝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四、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
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国内在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上，流行着两种错误论调：一是亡国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等；一是速胜论，对抗战前途盲目乐观，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就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等等。还有一些人虽然也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又不甚了解。这些都妨碍着抗日的群众动员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与阐明。他首先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抗日战争的性质和时代特征决定了，战争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不如敌之强，但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和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能唤起全国的团结，得到国际上的援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指出：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速胜论则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他们都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者和机械论者。
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存在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对这些因素在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的深入研究和分析，科学地预见到持久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毛泽东给这三个阶段描画了一个轮廓。第一阶段，日军依仗其军事优势大举进攻，占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和交通线，但由于兵力不足，中国的游击战争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士气开始颓靡，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内部开始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
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基础。总的来说，到“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这一阶段总的特点是，敌人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取战略守势，但敌强我弱的形势仍未发生根本转变，所以中国尚难举行战略反攻。这时，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组织伪政府，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刮东西。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将是相当长的，战争将是残酷的，中国将会遇到严重的破坏。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以及国际援助。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毛泽东预见到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还根据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状态，断言：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
毛泽东在论证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持久战三个阶段的发展规律，以及为什么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之后。进一步阐明了如何进行持久战和如何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以争取战争最后胜利等问题。第一，他首先正确地阐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普遍深入的全国人民总动员，等等。第二，毛泽东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和原则。第三，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又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一般认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游击战争只有战术问题。那末，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即：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第一，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第二，由于中国的进步，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一整套的东西发生了；第三，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问题和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些情况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等一系列具体战略问题，并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重点难点解析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崩溃的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崩溃，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从根本上看是国民党失去人心的结果。首先，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建国主张是维护国民党的***，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按照这个方案，中国将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这与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建立和平民主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其次，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官员们贪污受贿、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已在大后方严重丧失人心。在抗战胜利初曾经对国民党抱有很大希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由于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了“劫收”，大发胜利财，很快对它感到极端失望；国民党为了筹措内战经费，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还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其三，国民党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
的内战政策，挑起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试图武力消灭共产党。同时，国民党迫害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武力镇压人民民主运动，拒绝社会改革。其四，国民党执行亲美外交政策，依附美帝国主义，坐视美军在中国胡作非为，损害中国主权与尊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将全国各阶层人民之于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是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我国各民主党派虽然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抗战中，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文化侵略，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与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成立之际，就与他们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了这种合作关系。在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鼓励、支持各民主党派的斗争，也对他们某些不妥的意见进行批评，诚恳地帮助他们进步。
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迫害民主党派进步人士，使得民主党派人士逐步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上，特别是1948年1月22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积极邀请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1949年9月，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标志着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各民主党派由在野党变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参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格局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此基础上也基本形成。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原因
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
中国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伟
大时代。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无数无畏的英雄和不屈的战士。随着斗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向共产党靠拢。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没有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时间里，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杰出的将领，都在这个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坚强的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
第三，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堆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些国际友人还直接参加的中国的革命斗争。
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个是劳动
者和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劳动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重视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培育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中国共产党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人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为了全国人民拥戴的领导核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人民民主专政在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
四、“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必然破产
第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但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对象除了封建势力外，还有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的目的，不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扶植自己的代理人——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通过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反动阶级的统治，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殖民体系内。因此，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帝国主义所不允许的。
第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志。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曾被视为医治中国贫穷落后的良方。但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相反，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紧的侵略，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社会主义俄国的支持、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自然不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欢迎。
第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所不允许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是独裁专制的政权，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必然排斥、镇压一切先进的思想。前者扼杀了孙中山亲手创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后者在抗战胜利前后，封杀了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希望建立的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第四，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不发达和政治上软弱的状况。同时，在近代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和残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打败强大的敌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第三条道路”。
所以，“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必然破产。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
立
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一、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工业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工业化应当选择怎样的道路？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世界历史看，主要有过两条道路，一条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是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走过的；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是前苏联走过的。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呢？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其实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中华民族工业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产生，经过80多年的发展，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整个民族工业的资本不过区区20亿人民币（还不到一五计划期间国家总投资额的1/38），重工业基础尤其薄弱，没有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诚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客观上亦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如果选择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话，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国就可能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就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其结果，不仅难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而且，由于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政治独立也可能丧失，最终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这样的道路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愿意选择的。 相反，前苏联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对新中国来说却有着极大的示范性：十月革命前，俄国也是欧洲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其开始工业化的起点也比较低，由于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较短的时间里，前苏联成了当时欧洲的第一强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无疑是最优选择。 因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二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包括两个方面，即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中心任
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生产关系。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第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工业落后是旧中国国弱民穷，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实现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走向国强民富，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努力，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初步发展，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但是，但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26.6%,而且工业布局极不合理，发展很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只有加速实现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必然要求。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两面性：即既有增加社会产品、促进商品流通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又有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破坏统一的国民经济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一面。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的政策。 应当说，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也是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一支力量，但是，由于其经济力量弱小，劳动生产率低，资金不足，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十分有限，它们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而且，它们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当时帝国主义对华封锁禁运的情况下，它们向外发展的渠道被阻断，更加重了对国家和国营经济的依赖性，事实上，它们在依靠国家和国营经济的帮助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已经不同程度地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变得日益突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日趋尖锐，已经影响到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因此，为了有计划的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须及时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发展农业生产，使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内有相当大的发展。但由于分散的个体经营，使这种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种个体农业经营规模狭小，生产力水平很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户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
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也缺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这样一种农业生产水平，是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水利并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的。必然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同时，这种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极分化，在土改后，农村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这显然是有悖于中国共产党要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根本宗旨的。因此，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道路，是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建立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初，实行了“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政策。这种国际环境，促进中国必然选择社会主义。
总之，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要求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实现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区别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回归呢？
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的。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社会主义经济虽然占据领导地位，但在开始时，私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这种私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是逐步被公有经济取代的。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一个时期相对下降，但这种主体地位本身，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是不允许动摇的。
第二，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激化，但是，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了。
因此，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同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妥当的。今天，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1、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取得的积极成果，重点了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共八大的召开及其主要功绩，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2、了解中国共产党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包括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庐山会议，以及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等。
3、社会主义探索中取得的建设成就以及探索的积极成果。这主要有，一是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三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四是在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本章难点：
1、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左”倾错误不断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这包括，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后党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左”倾错误不断发展以及党和毛泽东的纠“左”的努力。
2、认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这一错误的性质，以及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
原因：“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人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没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这就造成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某些具体制度和具体政策当作社会主义本质来坚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迷误当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继承和发展，把党
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作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
性质：195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产生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并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并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可以纠正这些错误。
评价：“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它所提供的教训是极为沉痛和深刻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错误和挫折并没有摧毁中国共产党。它能够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最终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彻底纠正了这些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这个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能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一、我国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1945年9月，日本签署向同盟国的投降书。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根据同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由中国收回。显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台湾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归还中国。
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1949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从大陆全面溃退，撤到台湾，在美国反华势力的支持下，整肃党、政、军，开始经营台湾，以便使台湾成为国民党生存、发展之地和反攻大陆的后方基地，继续维持着一个所谓“代表全中国”的反共政治架构。台湾再次陷入与祖国大陆的分离状态之中。
台湾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迄今尚未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
统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集团打内战。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美国又继续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而对新中国采取鼓励、遏制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推行“扶蒋保台”政策，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全面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援助。美国“扶蒋保台”政策的推行，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中国领土的肆意情略。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帮助已近崩溃的国民党稳住了阵脚并得以长期盘踞台湾，与大陆对抗；另一方面，阻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进军，从而延缓了中国统一大业的进程，造成了海峡两岸长期对峙的局面。
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实施制定、实施和发展了对台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经历了“解放台湾”与“和平统一”两个时期。
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在1950年“解放海南岛、台湾和西藏”的任务。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公然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搁置。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当局加紧推动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7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再次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表示不能承认美国军事干涉和占领台湾。人民解放军于9月3日开始炮击金门（即所谓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12月2日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至于美国的保护沙下阻挠中国统一。对此，周恩来于12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一切关于所谓台湾‘独立国’、台湾‘中立化’和‘托管’台湾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自己祖国的完全统一。1955年1－2月间，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此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两个方面开展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一是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二是向台湾当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
1956年，在中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立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并且提到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毛泽东、周恩来还在不同场合进一步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其要点有：省亲会友、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国共合作、
爱国一家；和平解放、互不破坏。鉴于美国政府一直逼迫蒋介石撤出金门、马祖，以造成海峡两岸“划峡而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联蒋抵美”的策略。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以猛烈炮火轰击金门（即第二次台海危机），有力地打击美国策划“划峡而治”的图谋。
炮击金门后，中国共产党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许多重要原则。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台湾统一于中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所需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是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关系。
1978年以后，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战略转移、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在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上，首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来代替“解放台湾”的提法。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公布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强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提出寄希望台湾人民，也寄希望台湾当局，并肯定“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提出通过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尽快实行通航通邮通商。《告台湾同胞书》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标志着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转变。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后来被称为“叶九条”），其要点是：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的主张；提出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新时期对台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一位教授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
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后来被称为‘邓六条’），使“一国两制”构想更加完备、充实。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的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就表明，“一国两制”已载入中国的根本大法。1984年5月，“一国两制”构想写进了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被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上得到成功运用。香港、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可行的模式，也使台湾问题的解决更加突出地摆到中国人民面前。为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后来被称为‘江八点’），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行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面向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的一切正当权益；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八项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有利地促进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为遏止“台独”分裂势力，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对台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绝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绝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绝不妥协。2005年3月14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以法律的形式给台独分裂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之后，正在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而继续奋斗。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纲领的提出 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理想和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设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后，“小康”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目标。
“小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概念，所描绘的是一种与“大同”社会相对的社会状态和理想。“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大雅•民劳》。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成书的《礼记•礼运》中得到阐述。千百年来，“小康”或“小康之家”成为普通百姓表达对殷实、宽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一个通俗词汇。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进程时，赋予“小康”这个概念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将其确立为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小康”一词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同时使用了“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等表述方式。以后，邓小平又使用了 “小康生活”、“小康水平”、“小康社会”等表述方式。其中，邓小平在1984年3月25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曾经三次提到“小康社会”。研究者认为，“小康社会”这一概念发端于邓小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雄心壮志的现实思考，脱胎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目标。“翻两番”则是把一个贫困的中国变为小康的中国的途径。“小康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关于建立小康社会的思想提出之后，一直是指导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大、“六五”计划、“七五”计划和党的十三大，都对小康社会作了设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实现小康社会正式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1990年，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奔小康的战略决策。此后，奔小康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曲。
1995年，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提前5年实现翻两番的情况下，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绘制了我国跨世纪发展蓝图，强调21世纪的前10年我国“还是处于小康阶段”。从而表明，小康不仅是第二步战略目标的终点，而且是以此为起点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1997年在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提前实现翻两番的情况下，党的十五大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并且根据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及其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第一次提出了21世纪前半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总体规划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
200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各方面的要求和任务。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全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们普遍得到实惠，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人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正是基于对中国目前发展状况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大会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
为贯彻十六大精神，中共中央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深化机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制定“十一五”规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我国已经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党的十七大顺应形势发展和人民意愿，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生活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2020年的奋斗目标进行了充实完善，并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现在，中国人民正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