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俊琴先进事迹材料
编者按：宝塔山、延河水、枣园、杨家岭……这些字眼可以瞬间开启几代人的红色记忆，这些记忆属于延安。正是在这片热土上，毛泽东思想逐步成熟、不断丰富和发展。正是这片热土，孕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并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如今，在延安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有一名延安精神的传承者。她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带领食品药品监管队伍全力保证公众饮食用药安全，赢得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等一系列荣誉称号，树立了良好形象。她就是延安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史俊琴。
她是喝着延河水、吃着小米饭长大的。她常说，人不能忘本，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做官就是一张薄薄的纸，做人才是一本厚厚的书。她这一辈子都是延安的女儿。
她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她的人生辞典里没有苦、累二字，就连常人无法忍受的丧子之痛，她仿佛也可以把这伤痛的一页轻轻翻过。
她用女人的心、男人的胆和军人的作风，带出一支铁军，为革命圣地延安撑起一方饮食用药安全的蓝天。五十多面奖牌和“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这一荣誉称号，让这个集体成为圣地延安一面闪光的旗臶。
她就是延安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史俊琴。
一个平凡的人，用五十几年的光阴书写的生命之书，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段落，但是史俊琴一笔一画，写得是那么清晰，那么认真，这本书因而厚重，因而精彩，因而令人手不释卷。
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忠诚，读到了责任，读到了奉献，读到了独特的心路历程和不平凡的业绩，其中最醒目的字眼是——“大爱”。
掩卷之际，我们深深感到，她不愧为延安人民的好女儿。
上篇：父老乡亲的贴心人
树有根，水有源。史俊琴的大爱自有其源头。
上世纪50年代，史俊琴出生于延安市子长县安定公社安定大队。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史俊琴从小就瞻仰过子长烈士陵园，听说过刘志丹、谢子长带领陕北人民闹革命的故事。她立志长大后要继承前辈精神，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我不能撂下乡亲们。我要是走了，怎么改变家乡面貌”
1970年秋天，史俊琴拎着几本书和简单的行囊，从子长中学回到安定公社安定大队。她的书还没读够，但是家里兄弟姐妹多，排行老三的史俊琴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她得回来帮着父母和姐姐挣工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延河水养人。16岁的史俊琴梳着两条乌油油的长辫子，一笑，白里透红的脸蛋上就漾起两个小酒窝。村里人都说这是个“女秀才”，哪想到这个识文断字的俊小丫竟然是个“铁姑娘”。
“呀……小心啊……”，高高的山坡下面，惠雪梅、石凤巧、李延琴等伙伴齐声惊叫。修水坝工地上，由于土质松软，正在半山腰挖土的史俊琴，不小心滚了下来。
只见一顶草帽忽悠悠地从半空中落下来，史俊琴盘在头顶的辫子散开了，两条辫子也忽悠悠地飞起来，紧接着，她从山坡上一路滚了下去。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扶起来。史俊琴的胳膊、腿都擦破了，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惠雪梅心疼地说：“俊琴，我看你是太累了，干脆你回去休息两天再来打坝吧。”史俊琴拍拍身上的土：“不累。”转身又爬上了山坡。
回乡不到半年的史俊琴，已经成为安定大队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当时，安定大队正在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建梯田、修水渠、打水坝……青年突击队其实就是“吃苦队”，哪里困难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去，哪里危险哪里去。“吃苦队”的队长，当然是最能吃苦的那一位。
刚开春，陕北的沟沟渠渠还结着冰碴子，史俊琴敢跳进冷水中。上山修梯田、进沟打水坝，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每个山峁每道沟岔都洒下了她的汗水。她总是说：“不累。”
一双拿惯了钢笔的手，拿起锄头抡起镢头，磨出了血泡，磨出了老茧。她说：“不疼。”
挑着满满一担土快步走上一公里，一天要走几十趟。走得太快了鞋子穿不住，光着的脚板磨出了血泡，磨出了老茧。她还是说：“不疼。”
青年突击队四十多名队员中，女青年占了三分之二，史俊琴率领的这支队伍，因此被乡亲们称为“铁姑娘队”。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姐妹们腰酸背痛，史俊琴带着大家唱起山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高楼万丈平地起……”山歌一唱，大家的疲惫真得减轻了不少。
史俊琴想：山歌能解乏，也能鼓劲，什么歌最带劲呢？
陕北民歌的特点是即兴取材、顺口而歌。史俊琴把毛泽东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名篇唱了出来：“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把自己编的词也唱了出来：“立冬过后是数九哎嗨呀……梧柳塌上来战斗哎嗨呀……安定大队起宏图咿呀嗨，哎嗨依呀嗨……”。
嘹亮的歌声中，史俊琴和她的姐妹们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别的女劳力只能拿六个工分，最多八个工分，她们却能拿到九个半工分。安定大队就这样成为延安地区最早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大队。男青年们不乐意了：“你们这些女娃娃既然这么（有）能耐，那你们能烧砖吗？”他们下了挑战书。
有啥不能的？史俊琴代表姐妹们签下了应战书。
烧砖需要大量的泥土。这些泥土要从山坡下挖出来，围成一个土堆，然后和泥脱坯，经过一道道工序，经过高温烧制，才能成为一块块平平整整的砖。烧砖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一般人“拿”不下来，这也正是男青年们敢于“叫板”的原因。
连续两个月，史俊琴和姐妹们每天早晨五点多开始挖土、担水、倒砖，硬是“拿”下了这份硬活，让男青年们心服口服。
1972年3月，史俊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史俊琴这个“铁姑娘队”的队长，不仅特别能吃苦，有人说她还有点“憨”。
1973年，安定大队推荐史俊琴到杨凌农业科技大学上学。尽管上大学是史俊琴的梦想，她却不领情：“我不能走，不能撂下乡亲们，我要是走了，怎么改变家乡面貌？”
“改变家乡面貌”，史俊琴一直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她对家乡、对黄土高原、对革命圣地延安的热爱。
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宛如一张饱经沧桑的脸。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谷物难以成活，上世纪70年代初，靠天吃饭的延安人很难糊口。面对这种情形，史俊琴急得“坐不住”。她没日没夜带着青年突击队奋战，就是为了打坝修渠、填沟造地，在千沟万壑间开辟良田，多打点粮食，让家乡的父老乡亲都能吃上饱饭，也能给国家多缴点粮食。
刚刚拒绝大学的召唤，史俊琴又作为积极分子被抽调到安定公社。史俊琴还是不愿去，嘴上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话：“我要改变家乡面貌，解决父老乡亲的吃饭问题。”
大队书记又是着急又是好笑：“改变家乡面貌又不是全靠你一个人，还有我们呢。再说，全公社都需要改变面貌。你服从组织安排吧，那也是为国家做贡献。”
史俊琴就这样离开了安定大队，从安定公社一路走向子长县城，走向延安市区。
她走到哪里，也忘不了安定大队青年突击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走到哪里也忘不了要把汗水洒在家乡的土地上，改变家乡面貌，造福家乡父老。
“你长大以后，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比还我钱更要紧”
史俊琴热爱自己的家乡，那片红色的热土。她也热爱这片热土上的每一个人。
那些向史俊琴“挑战”的男青年们想不到，白天忙着打坝修渠、挖土烧砖，晚上带着大家在夜校识字、唱歌的史俊琴，每天夜里回到家，还要借着微弱的灯光纳鞋底，每天只能睡四个多小时。全家十几口人的鞋底，都是她和二姐一针一线纳出来的。过年了，大队给每个青年突击队员奖励了几块糖，史俊琴一块也没舍得吃，全分给了弟弟妹妹。两个弟弟每人一块，四个妹妹每人半块。
告别了依依惜别的家人和伙伴，史俊琴来到安定公社白杨树坪大队开展路线教育，吃住在农民家里，帮老乡干这干那。四个半月之后，史俊琴完成了工作任务，白杨树坪大队的老人、姑娘和娃娃们抹着眼泪，舍不得她走。
白杨树坪的每个姑娘，几乎都跟史俊琴一起唱过歌。每个娃娃，几乎都跟史俊琴学过识字。史俊琴走了以后，房东老汉每天早晨起床，都要在院子里怔怔地站上一会。往常的这个时候，清扫完院子的史俊琴，已经给他打好了洗脸水。饭桌上，史俊琴盛出的第一碗饭，总是先端给老人。朴实的老汉逢人就夸：“共产党的干部真是好哇！”
离开安定大队之后，史俊琴始终惦记着奶奶、父母和兄弟姐妹。1975年，已经成为安定公社正式干部的史俊琴省吃俭用，想攒下50斤粮票给家里买上一袋白面。
一斤、一两……没事的时候，史俊琴就翻出那些粮票一张一张地数。想到扛着白面回家时父亲母亲欣慰的样子、弟弟妹妹雀跃的样子，她的脸上又漾起那对小酒窝。
好不容易攒够了50斤粮票。一天晚上，公社院子里放起了露天电影，史俊琴想着人多手杂，粮票放在窑洞里不安全，就把粮票和8元5角钱装进了兜里。看电影的时候，史俊琴老是惦记着她那些宝贝粮票，过一会儿就把手伸进兜里捻一捻，发现粮票还在，就放心了。
大概是史俊琴的动作太频繁、太惹眼了，给电影场上的小偷提了醒。电影散场以后，史俊琴再一次把手伸进兜里：钱和粮票都不见了！冷汗和热泪同时冒了出来，同事和朋友们怎么劝说，史俊琴都无法“原谅”自己。
30多年后，史俊琴想起被偷走的50斤粮票和8元5角钱还心疼不已。
然而，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掏出自己大半个月的工资时，史俊琴却一点儿也不“心疼”。
1978年的一天，史俊琴和栾家坪公社齐家河大队的支部书记齐月娥一起下乡，在路上碰到一个十岁左右、正在玩泥巴的小男孩。史俊琴以为这是个逃学的孩子，便停下来问道：“你是谁家的娃娃，为什么不上课在外面耍？”孩子抬起头看看史俊琴：“我爸有病，我家没钱，上不起学，不上了。”史俊琴沉默了一会，便开始翻自己衣兜，翻出了26元钱。她弯下腰，把这26元钱递给孩子。孩子吃惊地望着她，齐月娥也吃惊地说：“你一个月工资才挣30多元，给了他这么多，你回去咋生活呢？”史俊琴说：“没事，我回去怎么都好办，娃娃上学要紧。”
小男孩紧紧攥着手里的钱：“那我以后咋还你的钱哩？”史俊琴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发，笑着说：“钱不用还，你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比还我钱更要紧。”
1979年，史俊琴调入子长县妇联工作。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做妇女儿童的“贴心人”，成为史俊琴的“分内事”。
1980年夏天，由于工作太忙，史俊琴把不到半岁的儿子和两岁多的女儿分别放到保姆家里。每天早晨天不亮，儿子还没醒，史俊琴就连着小被子把儿子抱走。有时候儿子哇哇哭着不肯离开妈妈，史俊琴也心疼得直掉泪。母亲的眼泪滴到儿子稚嫩的脸上，和儿子的眼泪混在一起。但是开展农村妇女创业培训计划、开展贫困儿童助学计划、配合公安部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样样工作都得抓紧，都不能“掉链子”，史俊琴狠狠心快步走出保姆家的院门。走出好远好远，好像还能听得见儿子的哭声。当时的史俊琴不会想到，自己这一生，将为这个儿子流太多太多的泪。
有一天，子长县的熟人发现史俊琴的自行车前梁上坐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史俊琴上班带着她去办公室，下班又带她回家，“这是谁家的娃娃，„待遇‟不低啊。”说起来，史俊琴还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娃娃，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子长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在汽车站对面的东风旅社巡查时，发现两个外省口音的男子带着一个小女孩。他们说自己是小女孩的亲戚，带着她出来耍杂技的。经过盘问，公安人员怀疑这两个人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决定将他们带回去审问。
不知经过多少天的旅途劳顿，小女孩面黄肌瘦，头发脏兮兮的。她好像很怕人，问她的家在哪里，她摇头；问她父母的名字，她摇头；问她自己的名字，她还是摇头。她只是说，那两个“亲戚”喊她“小吴”。
公安局的几个汉子对付犯罪分子有一套，对这个小姑娘却一筹莫展。闻讯赶来的史俊琴主动把小吴带回了家。她把小吴头发里的虱子捉得干干净净，给小吴洗了个热水澡，换上干净漂亮的衣服。几天过去了，怯生生的小吴露出了孩子天真活泼的天性。高兴的时候，她在史俊琴家的院子里使劲地蹦啊蹦，格格地笑个不停。她成了史俊琴的小“尾巴”。史俊琴在厨房做饭，她就在旁边剥葱、捣蒜。史俊琴洗衣服，她就帮着拿肥皂、端盆子、扫地。
10天后，小吴的“亲戚”向公安部门交代了拐卖儿童的事实以及小吴的籍贯。子长县公安局和小吴老家所在地河南省公安部门联系，正为女儿失踪焦灼万分的小吴父母喜出望外。
小吴的父亲带着一捆自家做的粉皮和一桶香油赶到子长县，他要当面感谢收留自己女儿的好心人。
父女相见，父亲喜极而泣。史俊琴却借口要带小吴上厕所，把小吴带到了一边：“这个人是不是你爸爸？”小吴说：“是啊。”“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喊他爸爸？”“教我学杂技的„亲戚‟说，要学好杂技就不能认自己家里人，见到爸爸妈妈不能喊。自己的名字也不能说。”
史俊琴这才放心地把小吴交给父亲。她收下了那捆粉皮，把那桶香油还给了小吴的父亲：“家里光景不好，这桶油带回去还能卖钱。粉皮是你自家做的，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临走前，史俊琴扯上几尺花布，连夜给小吴做了一身新衣裳。
小吴的父亲叮嘱女儿：“你要记住，在延安有个好妈妈。”
当年，延安人民用小米饭、南瓜汤，用大爱滋养着共产党人。孕育在这片热土上的延安精神，光照千秋，成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史俊琴这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用大爱温暖着身边的人，让无数百姓由衷赞道“共产党好，共产党的干部好。”
“她有女人的心、男人的胆，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书没读够，一直让史俊琴有些遗憾。在子长县当了十几年妇联主任，她还是挥不去自己的读书梦。1989年，爱人杨汉清考上了延安大学。“夫唱妇随”，第二年，史俊琴也考上了中共延安地委党校党政干部培训班。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孔建于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女子大学的旧窑洞里。“土窑洞里学马列”，同学们说史俊琴一家是“学习专业户”。调皮的儿子杨晓琦在炕桌上用粉笔化了一道“三八线”，让爸爸妈妈各守着一半小炕桌学习。在炕下的小课桌上，晓琦也划了一道“三八线”，和姐姐各守一边做作业。
1992年，史俊琴从延安地委党校大专班毕业了。从事行政工作近20年，正科任职13年，大家都说，史俊琴无论是回到县妇联还是去某个乡镇当党委书记，仕途都将是“一片大好”。史俊琴却来到延安地区药材医药总公司，成为企业的一名普通干事。
促使史俊琴和医药行业结缘的，是她的党校毕业论文——《关于开发中药材甘草的可行性论证报告》。经过实地调研，史俊琴认为，在延安这样的干旱缺水地区种植甘草是可行的，可以带领老区农民脱贫致富。恰好延安地区药材医药总公司新成立了中药材开发公司，亟需管理上的行家。总公司想让史俊琴在公司办公室工作，史俊琴却主动请缨，要到中药材生产种植第一线，想通过发展中药材种植，为她挚爱的老区人民找到脱贫致富的突破口。
史俊琴出任了中药材开发公司的首任生产科副科长。这个副科长当下来，史俊琴便从“学习专业户”变成了“救火专业户”。
新成立的中药材开发公司面临困境，药材种子无人问津，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来。在公司领导的支持下，史俊琴想出了以训代售的方法。她带着同事跑遍了宜川县、延长县、子长县、宝塔区等县（区）的60多个乡镇和800多个行政村，手把手教农民种植中药材，进村入户发放中药材种植宣传资料。农民们掌握了种植技术，看好中药材市场，纷纷从开发公司购买种子发展中药材种植。中药材开发公司先后组织各县区种植甘草等中药材20万亩，扶持1200多户农民脱贫致富，公司再不为职工工资发愁了。1995年，史俊琴被国家医药管理局授予“先进女职工”称号；1996年，又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先进女职工工作者”称号。
史俊琴把中药材开发公司办得红红火火，延安市药材医药总公司下辖的宝塔区药材公司却连年亏损，职工意见很大，人心不稳。1998年1月2日，史俊琴临危受命，兼任宝塔区药材公司经理。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史俊琴的新单位却没有一点新气象：账面上没有一分钱，外面还欠着15万元贷款。这样的光景，谁见了心里都要发凉。
史俊琴不服输：再凉也能焐热了、点着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史俊琴第一把火，把公司上上下下“烧”成了“讨债专业户”。多年来，业务联系单位欠着宝塔区药材公司的近100万元业务款。因为追款难度大，没人敢揽这个活。史俊琴用追回欠款给予相应奖励的办法，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两个多月就讨回60多万元欠款。这60多万元钱的“及时雨”，让公司得以正常运转了。
销售额从每年100多万元增加到400多万元，职工工资从每月七八十元涨到了300多元。一年以后，曾经把宝塔区药材公司当作“包袱”推出去的宝塔区政府，又盘算着想把药材公司收回来。
这时，宝塔区药材公司的账面上，已经有了70多万元结余。
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扭亏为盈的喜悦，2000年，延安市药材医药总公司又把史俊琴派到了药品零售公司兼任经理。总公司想让史俊琴再一次充当“救火队长”，让不景气的药品零售公司走向好转。
药品零售公司的这位新经理，几乎没有在自己的新办公室安安稳稳地坐过一天。零售公司原有的门店面积太小，发展后劲不足，她带着几位工作人员跑遍了延安大街小巷，寻找新地址。他们看中了一家70多平方米的食堂，转让费凑不齐，史俊琴自己掏钱先垫上。装修费太高，史俊琴带着大家自己动手，把食堂丢弃的锅碗瓢盆清理出去，又买来装修材料，连夜加班动手装修。门店选好了，她又带着大家跑到省城西安，万寿路中药材市场、汉城路西药市场的每一家摊点，她都要转个遍，看药材和药品质量，比对价格，拿个小本子不停地记。一天转下来，副经理王志玲和出纳崔进娥腿也酸了，脚也走疼了：“史经理，我们跟着你可是受大罪了。”
受罪的还在后头。为了扩大公司的影响力，史俊琴决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街头开展宣传活动。陕北的春天，刮起了“黄风”（沙尘暴），在街上站一天，头发黄了，衣服黄了，晚上回家一洗脸，被“风干”的皮肤竟然脱掉一层皮。
2000年年底，药品零售公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大关，创历史新高。职工工资从每月六七百元涨到一千多元、两千多元，最高的，能拿到三千多元。史俊琴也被延安地委、行署评为扭亏为盈好经理。出纳崔进娥看到账本上不断增长的数字，主动跑到史俊琴面前：“周末有宣传活动吗，别忘了让我也出点力。”
延安市药材医药总公司原党委书记樊士勤常说，史俊琴有女人的心、男人的胆，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2001年，史俊琴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她被任命为延安市药品监管局的首任局长。
史俊琴就算胆子再大，对压在自己肩上的新担子也觉得心里没底：这是个一无办公地点，二无办公经费，三无工作人员的新单位。责任却重于泰山，因为药品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十几岁的史俊琴曾经被人说她有点“憨”，总是冲到最苦最累的地方去。已过不惑之年的史俊琴，还是被人认为有点“憨”。人往高处走，别人都想往好的单位转，她却专往亏损的、不景气的或者新成立的单位去。“你咋就那么有把握能干好，万一干砸了，不是把自己也„搁‟进去了？”史俊琴一次又一次地让关心她的人担心，又一次一次地打消了他们的担心。
每个人都有胆怯的时候，史俊琴敢接“烫手的山芋”，是因为她从来不把个人的利益得失放在天平上。只要是对大伙儿、对集体、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她就敢放手去做。“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遇到困难先想着自己能不能全身而退，那能叫全心全意吗？”30多年前，史俊琴曾把《为人民服务》编成一首鼓劲的歌。30多年来，史俊琴始终没忘记这首歌，对“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加深沉。
2007年，延安市局新办公楼落成之际，史俊琴让人把“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端端正正地镶在了办公楼大门上方。
从唱着“我们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女娃娃到全身心投入保证百姓饮食用药安全神圣事业的监管卫士，从沐浴着延安精神长大到主动去做延安精神的传承者，史俊琴不愧为喝着延河水长大的延安的女儿。
2010年，史俊琴荣获陕西省“百年三八杰出女性”荣誉称号。这项由陕西省妇联联合有关媒体举办的评选活动，经过社会推荐、组织推荐、评委评审环节后，进行了网络公示，由网民公开投票。最终入选的百名杰出女性中，有为新中国成立而壮烈牺牲的革命先烈，有为推动妇女解放和妇女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妇女运动先驱，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突出成绩的行业领头人。史俊琴的入选理由是：“她是一个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看得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杰出女性。”
中篇：公众健康的守护者
对于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共产党人来说，最难写的两个字，或许是“公、私”二字。他们往往比普通百姓面临更多的考验和诱惑，亲情、友情、人情盘根错节，稍有不慎就会迷失方向。
群众的眼里揉不得沙子。一名共产党的干部为自己谋一次私利，就会留下一个污点，失去一片人心，就无法为党旗增光添彩。
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李希说，史俊琴是个经得起网络“人肉搜索”的好干部。
她的同事、她的朋友说她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很多被她“得罪”过，被她处罚过的人，也称赞她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风风雨雨近十年，她的底色鲜亮如初，是因为她始终牢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力保证老区人民饮食用药安全；是因为她始终守住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公而忘私，公私分明。
“把公家的事情当作自家的事，甚至比自家的事还尽心尽力”
2001年6月，延安市药品监管局成立了。接过任命书时，史俊琴知道这是个新单位，必须白手起家。“白手起家？不就是条件差点吗。土窑洞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煤油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我们延安这块土地上的人从来都不怕条件差。”
走马上任之后，史俊琴才知道，这个新单位就连一孔窑洞、一盏灯都没有。一无办公地点，二无办公经费，三无工作人员，只有一枚公章、四位领导。当家人史俊琴几夜难以合眼，她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一夜间建起一个像样的单位。
史俊琴是个从不服输的人。当年在安定大队青年突击队，她敢跳进结着冰碴子的冷水，敢挑上百斤的担子。她也是个不习惯和组织上提困难的人。当年在子长县妇联工作的时候，因为经常需要下乡，她把一双儿女寄放在保姆家中，“从来不把娃娃拉到„组织‟面前讨价还价。”
既然只能服从，既然不愿服输，经过一夜辗转反侧的史俊琴天不亮就爬了起来，她要去药店转一转。这也是她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习惯：想不明白怎么干的时候，先去看一看。
延安市区大大小小的药店，史俊琴都比较熟悉。但是以前她走进每家药店，关注的是药店的规模、品种、价格。当了局长后的史俊琴走进药店，想摸摸药品质量的底。就像以前，摆在史俊琴的书架醒目位臵的，都是《商业经营管理手册》、《合同法》等。当了局长之后，她很快换成了《药品管理法》、《行政诉讼法》。
当时的延安药品市场比较混乱，“黑牌子、低房子、木匣子”是很多无证售药点的写照。
这一摸底，史俊琴真是有些吃惊：市场上有的药店从没办过证，有的药品包装盒上还印着“*”时期的标语。有的药品从外观上看已经明显变色了，却还在使用。
“咋能让老百姓吃这种药啊？”史俊琴急了。她召集副局长刘长柱、李安清和纪检组长尚志杰一起召开了“诸葛亮会”，决定克服重重困难，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建设延安药监，特别是要一手抓组建，一手抓业务。没有经费，班子成员自己掏腰包垫付办公费；没有办公场地，就在路边院落流动办公或者在家里办公；没有交通工具，就来回挤公共汽车；没有工作人员，四位领导既当指挥员又当办事员。
7月的延安骄阳似火。史俊琴带领三位副职顶烈日、冒酷暑，走东家、串西家，跑遍了延安市的大街小巷，一边寻找合适的办公地址，一边带领借调的两名工作人员，分成三个组，对全市药品市场进行拉网式巡查。
一个月下来，史俊琴他们没有吃过一顿踏实饭，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皮肤黑了，人也瘦了。
有一天，时任延安市市长张社年工作比较忙，史俊琴想向他汇报药品监管在保障老区人民身体健康方面的重要意义和药品监管工作情况，却一直没有机会。
等了一上午却扑了空，史俊琴有些不甘心，她打了一辆黄“面的”，在市政府食堂门口守着。市长用餐出来，和史俊琴开玩笑说：“你一个局长还坐这种车啊。”史俊琴向市长说明了创业之初的艰难，并且说：“虽说这车起步价只有两三块，平常来市政府我还舍不得坐它，都是坐公交车。”
虽然延安市局是陕西省局垂直管理的单位，但是史俊琴和她的同事为保障老区人民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延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月就拨给延安市局办公经费50万元。
用这笔办公经费，延安市局租赁了办公场所，购臵了必要的办公设施和车辆等执法装备。市局“有模有样”了，史俊琴等局领导班子成员又分头深入12个县，组建各县分局。对每个县局的办公用房，史俊琴都不下十次地去协调。每个分局挂牌，她都要到现场，给大家鼓舞士气。
2001年9月20日，延长县局挂牌当天，正赶上下大雨，史俊琴租车赶往延长。由于当时正遇道路改造，许多路段是土路。返回途中，车行至延长县黑家堡村时，陷进了便道的淤泥之中，史俊琴冒着大雨带头下车推车抬车，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经过一个多小时奋战才将汽车推出泥坑。这时，她的衣服已全部湿透，但她不顾湿冷，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延川县局检查指导工作。
史俊琴原本走路就快，从那时候起，更是养成了走路一路小跑的习惯。
那年9月底，全市12个县局全部挂牌。
没车的时候，史俊琴出门坐公交车。单位有了一辆桑塔纳2000和一辆面包车之后，史俊琴和班子成员出门开会办事还是经常坐公共汽车，因为史俊琴提出的用车原则是保证一线执法用车。2006年，得知黄陵县局只有一辆长安面包车，无法保证监管执法的需求时，史俊琴将市局一辆帕萨特轿车拨给了黄陵县局。黄陵县局局长刘正阳有点“受宠若惊”地说：“市局这么多局长、副局长还没坐上帕萨特，我们县局咋就坐上了。”
2001年，黄龙县局局长张芹第一次到市局汇报工作，提出局里没有传真机，由于黄龙是离延安市区最远的一个县，一个文件通知寄到县里需要绕道西安，一个礼拜才能到达，如果是查处假劣药品的文件，就晚了。史俊琴会后就让张芹留下来，从市局拆了一个传真机带回去。9年过去了，那部传真机早就坏了，但是张芹始终舍不得淘汰它，一直摆放在办公桌上，每当看到它就会想起创业的艰辛和史俊琴的关心。
史俊琴的爱人杨汉清至今都不知道，延安市局刚成立时，史俊琴瞒着他，取出家里的存折，和一名副局长一起拿出3万元钱垫付了办公经费。延安市政府以每亩16.8万元的价格拨给延安市局8亩地，史俊琴从同学、从亲戚那里借了50万元，又从做生意的朋友那里借了50万元，并且说明是无息借款。亲朋好友纷纷说：“如果是你自己需要用钱，我们没有二话就借给你，但这是公家的事情，你何必呢？”史俊琴说：“公家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快点帮个忙吧。”
厚重的黄土地，养成了陕北人朴实的性格。史俊琴的劲头让朴实的陕北人都觉得有点“憨”——为单位的事情，掏自己的腰包，把公家的事情当作自家的事，甚至比自家的事还尽心尽力。
这究竟是为什么？史俊琴觉得这根本不算是个问题：“党交给我们的事业，又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事，咋能不尽心竭力地干呢？”
“坑害老百姓的事谁说也不行，只要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就得支持”
史俊琴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副精心装裱的《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打开史俊琴的工作笔记，扉页上写的还是这段话。
公生明，廉生威。在公与私的天平上，史俊琴以公为重，摆正了情与法、钱与法的砝码。
2002年“五一”长假期间。根据群众举报，延安市局在长青路发现了两个隐藏在民房里的地下药械批发黑窝点。史俊琴带队参战，查封这两个黑窝点。在执法过程中，不断有说情电话打进来，有史俊琴的直系亲属，也有过去对她恩重如山的老领导。老领导的恩要报，老熟人的情要念，但她不能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报恩，更不会因此牺牲延安百姓的健康。不管谁说情，史俊琴就是不给“面子”。她斩钉截铁地说：“涉及药品安全的口子绝对不能开，违法乱纪坑害老百姓的事谁说也不行！”为了排除干扰，她干脆将电话关掉，与执法人员一起将390多件标值20万余元的非法药械依法封存查扣。
如果谁想对史俊琴搞“金钱投资”那一套，绝对只有吃“闭门羹”的份。有一家外地的药品经营企业想在市区中心街开药品超市，未办理任何手续就暗地里租铺装修，因不符合法定布局规划被延安市局“叫停”。该企业负责人三番五次找到史俊琴，并许诺给予她一定股份，史俊琴丝毫不为所动，坚持按照原则办事，坚决予以取缔。
同样是这家企业，按照相关规定再次在新址上筹办药品超市时，又有人找到史俊琴。这次找上门的，很多是史俊琴在医药企业工作时的老朋友、老同事。他们说，外地的企业进入延安药品市场，肯定会影响本地企业的生意，史俊琴是局长，给企业吃个“闭门羹”应该不是难事。史俊琴耐心地劝说道：“别管是本地企业还是外地企业，只要是合法经营的，药品质量合格，能方便延安老百姓用药，我们都应该支持。”
2003年，延安市第一家药品超市顺利开业。700多平方米的规模，先进的管理理念，对延安市药品零售市场形成了冲击，也带动了延安市药品零售市场的一次重新洗牌，推动了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史俊琴非常疼爱自己的弟弟妹妹。二弟史近小时候重感冒发高烧，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三姐史俊琴。参加工作以后，大弟史和平有一次因为输液反应昏迷不醒，睁开眼睛之后，第一个看见的又是三姐。多年来，弟弟、弟媳已经习惯了三姐的照顾，有困难第一个就想到找三姐。前年，二弟媳妇下岗之后，想让三姐帮忙在市区开一家药店。没想到，三姐却拒绝帮这个忙。
二弟和弟媳很不理解：“凭什么你当局长我们就不能开药店，凭什么别人能开我们就不能开？”史俊琴说：“你们要是开药店，让局里人怎么执法，你们要坚持开我们就别来往了。”
药店没开成，弟媳妇和史俊琴真的不来往了，好几次家庭聚会，弟媳妇都托辞不露面。史俊琴说：“行，你不来，我上门总可以吧。”她来到二弟家中，一边帮弟媳下厨做饭，一边和弟媳聊天，说起药品安全的重要性，说起在一个“抬头碰见个人就是熟人”的地方开展药品监管执法的难处，“如果你开的药店有什么问题，同事碍于我的情面，在你这里开了口子，下次就可能在别处开口子，口子越开越多，我这个局长就没法当了。”
弟媳妇为三姐做了一碗她最拿手的杂面。史俊琴知道，弟媳妇已经“谅解”了她。
同样，史俊琴爱人杨汉清的侄子想在子长县开一家药店，这个“方案”在史俊琴这里也没被通过。她说：“发财的门道这么多，你们为什么只盯着开药店这一条，还不是因为我是局长，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
这些年，以史俊琴亲戚的名义要求审批药店的人，或者以史俊琴亲戚的名义要求减免处罚的行政相对人，延安市局和各县局都曾遇到过。
史俊琴说：“我敢保证，我的亲戚里没有一个从事药品生产、经营的，你们一定要严格执法，依法行事，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情面。”
自家人想开药店，门都没有。但是史俊琴却扶持一个素不相识的小护士开了一家药店。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的护士贾梅梅在史俊琴二姐夫病危期间上门服务时，看到史俊琴对家人的照顾，触景生情地说起了自己的家庭。贾梅梅的大哥患了肝硬化腹水，全家借了十几万元贷款，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4年都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史俊琴问道：“你老家在什么地方？”“宝塔区临镇。”“镇上有没有药店？”“还没有。”
史俊琴建议贾梅梅一家在临镇开一家药店，既可以帮助一家人渡过难关，也可以方便临镇百姓购药。在延安市局市场工作人员的倾心指导下，2003年，临镇的第一家药店通过GSP认证，顺利开业了。
药店盈利后，贾梅梅来到史俊琴家里，表示感谢。得知药店管理规范，生意不错，还被评为镇上的示范药店后，史俊琴很是高兴。当贾梅梅递上5000元钱以表“心意”时，史俊琴顿时急了，连人带钱直往门口推。贾梅梅流着泪说：“你是我们一家的恩人，现在药店开始赚钱了，感谢你也是应该的。”史俊琴说：“我帮你不是为了钱，你要是这样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不理你了！”
从此，贾梅梅便多了一件心事，那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感谢和报答史俊琴。给钱不收，送东西不要。无奈之下，贾梅梅只好戴上“放大镜”管理自家的药店，生怕药店有什么不规范的地方，对不住史俊琴。
除了不收行政相对人的钱和物，史俊琴还要求自己和她的同事不吃企业一顿饭。企业在有违规问题面临处罚的时候不吃，没问题的企业也不吃。
某大药房管理比较规范，效益一直较好。药房的总经理为了“联络感情”，一直想请史俊琴等延安市局班子成员吃顿饭，可是9年来，史俊琴始终未和他们在“酒桌上见”。每次拒绝时，史俊琴都笑着说：“你们生意好，那是你们管理的好。只要规范、守法经营，我们都会大力支持，不需要搞请客吃饭那一套。”
延安市药材医药总公司副总经理秦鸿翔告诉记者，2007年10月，公司下辖的颐和医药超市面临换证工作。市局时永明等工作人员到医药超市进行上门指导。因为工作忙，他们只能利用下班时间上门指导，经常忙到晚上十来点，一连这样工作了一个礼拜。秦鸿翔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拉他们出去喝酒，他们不去，给他们买礼品，他们说，我们局里有六条禁令，不能收。
延安恒生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文浩多次请市局工作人员吃饭，但是他们每次都说我们今年是廉政教育年或者党风建设年，从来没有人赴约。齐文浩无奈地说：“你们每年不是这个年，就是那个年，到底哪一年才不„年‟呢？”
史俊琴认一个老理：“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人都是感情动物，刚才还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马上就给人开罚单，史俊琴觉得很多执法人员可能做不到。“今天短一短，明天软一软，后天再缓一缓，法律的公正和严肃就打了折了。”
秦鸿翔说，只要是延安市局开出的罚单，他只有一个字——“认”。“法律法规他们也给我们讲透了，该指点的也指点了，再被处罚，说明我们确实存在管理不到位的地方。”
普济堂中心药店经理韩彦龙2001年以前在延安市文化沟开了个无证药店，那也是延安市局成立后取缔的第一家无证药店。对当年那个带队“端”了他的药店的女局长，韩彦龙没有一句怨言。他清晰地记得，当时是史俊琴指点他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领取药品经营许可证，办一家合法的药店。多年来，延安市局的工作人员对药店不间断的检查和热情指导、服务，让韩彦龙看到了执法者的良好风范。
秉公执法的执法者才能让行政相对人信服。
“有黄牌警告的人我们坚决不要，要就要能顶事的”
史俊琴从不认为个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尽管她被许多人称为“铁人”。当年改变家乡面貌的激情岁月，她依靠的是青年突击队的合力；而今担当守护公众饮食用药安全的重任，她依靠的是一个负责任、有力量、讲团结的集体。
“不为人情所缚、不为关系所扰、不为压力所惧、不为私利所惑”是史俊琴带领的延安市局选人用人的原则。
所有走进延安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都经过了严格筛选。把好选人用人关，把能顶事的人选到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是延安市局的用人底线。在选人用人方面近乎苛刻的做法，使延安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避免了“先天不足”，为队伍建设夯实了基础。
机构组建之初，不少人跑“门子”、托“关系”，想把自己的人“塞”进来，有人还明确表示给5万元、10万元“赞助费”。对送上门的“好处”，史俊琴从不动心。对不符合进人标准的，不管关系多硬、路子多宽、“好处”多大，她一概说“不行”。但对那些文化程度高、工作能力强和工作成绩突出、口碑好的人，延安市局党组却破格选调和录用。
某县局几任局长的人事变迁，最能反映史俊琴和延安市局党组的用人观。
2001年这个县局组建时，延安市局党组到该县考察领导班子，发现县上推荐的局长人选不符合任用条件。“不符合条件的人我们坚决不要。”延安市局副局长李安清等人在考察时发现，一名县局副局长人选在德、能、勤、绩等方面都更胜一筹，民主测评得分也最高。因此，他们将由这名副局长人选拟任局长的班子组建名单报给了陕西省局。这时，那名干部搬出许多人说情，其中有些人还是局长史俊琴的老领导、老熟人，史俊琴就是不松口。该县主管领导带着有关人员来到市里找史俊琴沟通，史俊琴还是没松口。这位破格提拔使用的干部任该县局第一任局长后，该县局连续三年在工作考核中位居全市各县局第一。大家都说延安市局用对了人。该县主管领导也和史俊琴“不打不相识”，主动给史俊琴打了一个电话：“你这个老大姐让我佩服，这么坚持原则，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后来，这个县局的首任局长因工作出色被调到市局，谁来接他的位子？史俊琴对上门来找她的人说：“顶事的人，不来找我们也会考虑；不顶事的人，找了也没用。”当该县一位副局长有望“入围”的消息传开时，很多人都不相信，就是那么一个光知道干活的老实人也能当局长？史俊琴说：“咋不能？我们就是要真正重视不巴结领导的老实人。党组认真研究过，就凭他在不法药贩暴力抗法时不顾个人安危，能够誓死捍卫药品管理法尊严的那种精神，他就是个顶事的人！”
与其忙着跑官要官，不如专心埋头做事。延安市局选贤用人的举措，暖了干事人的心，在全市系统形成了“有为”才能“有位”的正确用人导向。
不少到刚组建的各县局任职的干部，甚至是在宣布任命的会议上才认识史俊琴。目前在延安市局担任科室负责人的多位干部谈起自己被选调到市局的经历都有这样的感觉：天上掉馅饼了。自己并没有去拉关系、托人情，市局一个简短的电话，他们就从不同的县局调到市局来上班了。
也有人想以某种方式感谢史俊琴的“知遇之恩”，被她狠狠批评了一顿。她任用谁，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小圈子”，更不是为了私利。踏实工作、为党为群众做贡献，把好食品药品这人命攸关的关口，就是史俊琴对大家的要求，就是她图的回报。
延安市局组建时，从延安市药检所报考公务员的张国琴已经42岁，由于对专业技术人员条件可适当放宽，她才有了这次“考公”的机会。面试结束，史俊琴“没想到药检所还有这样的人才”。本对“考公”不报多大希望的张国琴被录用了，因为史俊琴爱才。
在志丹县检察院工作多年、有丰富司法经验的杨培全，被选调到延安市局，成为第一任稽查科长。最初在县局担任副局长的赵海斌由于工作出色，被选调到市局市场科担任“两网”建设工作。
任人唯贤，不任人唯亲。一切都从工作需要出发，史俊琴在延安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树立了正气。但是，她也顶住了不小的压力。
2001年，某企业的一位下岗职工设法托延安市某位领导批了张条子，想到延安市局工作。很多人都认为这事十拿九稳，肯定能办成，因为当时史俊琴为机构组建的事需要市政府支持。但是史俊琴还是坚持说不行，一是这人是企业职工不能进政府部门；二是其专业不对口，不是市局需要的人才。为此，她专门找到市领导，最终这个人没有进入延安市局。
延安市局选人用人的“门槛”这么严，进来之后总可以松口气了吧。但是末位淘汰制让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敢“松口气”。2004年，由于连续三年考核倒数第一，某县局局长被免职，成为该局的主任科员。
很多人和史俊琴说，要不要做得这么“绝”？史俊琴的回答是：“不吃凉粉腾板凳，有为才能有位。”
有为才能有位，为了不当“老末”，大家你追我赶，争先创优的氛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集体，2005年、2010年连续两届被延安市委、市政府授予五年一度的“先进集体”，连续八年获得市委、市政府“创佳评差先进单位”……延安市局展览室里那50多块奖牌、奖状，是延安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9年来出色业绩的记录和见证，也是最好的回报。
9年的奋斗，9年的艰辛，前进的足迹历历可数。作为延安市局的带头人，史俊琴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延安市没有出现一起药害事故；二是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近300人无一例违法违纪行为，“队伍的安全和食品药品安全一样来之不易。”
下篇：监管队伍的排头兵
她是身体和意志都无比坚强的“铁人”，她又是情感和心思都无比细腻的女人。作为延安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带头人，史俊琴在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后依然顽强挺立，用满腔赤诚坚守对党和人民群众立下的誓言，做公众健康的好卫士；在工作和生活中，史俊琴用朴素而炽热的情感，关爱和感染着这支队伍中的每位成员，使这支队伍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有事业的人，精气神不能垮”
如果没有2008年3月的那次变故，史俊琴的家庭或许是世上最幸福圆满的——父母健康、四世同堂、兄弟姐妹和睦、子女出息。在她家里，一幅一米来宽、几代人一齐穿着唐装的全家福向我们诉说这个大家庭曾经的完美。
2008年3月25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史俊琴28岁的儿子、在延安市交通局审计科任科长的杨晓琦在到西安出差返回延安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因公殉职。
“天塌地陷、撕心裂肺”，这是史俊琴一家永远的伤痛，是史俊琴生命中无法愈合、不可触碰的创痕。
“晓琦早上把他女儿淼淼送到幼儿园，7点40分到交通局签到上班，安排完科里的工作后，领导派他去西安向上级部门汇报工作。没想到……”回想当时的情景，史俊琴一向高亢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无力。
事故发生后，儿子被送往附近的铜川矿务局医院抢救。史俊琴和爱人杨汉清迅速赶往铜川。
200多公里，3个多小时，史俊琴心急如焚，一心想早点见到儿子。
再相见，已是阴阳两隔。晓琦走了，没能留给父母和妻儿一句话。
延安市局副局长闫彪和办公室主任陈彦赶到铜川时，看到史俊琴夫妇在一个破旧的小旅馆里，当时“她整个人都糊涂了”。此时陈彦能做的，就是给他们换了一家条件稍好一点的旅馆，这里离晓琦过世的医院稍远些。
第二天早上，杨汉清给了陈彦400块钱付住宿费。在萧瑟的寒风中，史俊琴和杨汉清带着儿子的遗体回延安，陪儿子走完最后一段回家的路。
两年多过去了，史俊琴每天上下班路过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时，都要把头转向马路的另一边。看到这家医院，她仿佛就回到了那年3月，儿子就是被送进这家医院的太平间的，史俊琴和儿媳因悲伤过度昏迷不醒，也是在这家医院抢救的。
当时，杨晓琦所在单位的领导多次到家看望史俊琴。她只提出了简单的要求，“娃娃的生活待遇和丧葬费按国家规定办，交通局实事求是给他写个悼词吧，也算是对他在交通局的工作做个总结。他这一生就结束了。”
晚年丧子，人生三大不幸之一。善良的人们在为史俊琴悲伤痛惜的时候，不免猜测：不知要多久她才能缓过劲来，干工作的心气恐怕也没了吧。延安市局的干部职工“心情也都灰灰的”。他们无法想像，如果史俊琴这个带头人垮了，对延安的食品药品监管事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当儿子的音容不得不定格在冰冷的记忆里，史俊琴的泪水哭干了。这一次，坚强的她真的要被击倒了，她不是人们眼中那样的“铁人”，她是一个爱深如海的母亲。
这时，史俊琴82岁的老母亲来到她床前，含泪为她捋捋有些零乱的头发：“孩子，无法挽回的就让它过去吧。咱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药监局几百号人等着你呢，你不能倒下！”
望着母亲饱经沧桑的脸，史俊琴仿佛清醒了许多。她不能倒下。她不能辜负组织、社会，还有所有延安药监人对她的期望。
那些天，不断有同事到史俊琴家探望。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不去工作都来这儿干啥？”
儿子出事后第14天，处理完后事的史俊琴出现在延安市局。当她像往常一样走向三楼她的办公室时，同事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上午8时30分，史俊琴主持召开了延安市局党组会和全体职工大会。在职工大会上，面色如常的她对近期工作做出安排部署。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是大家对史俊琴的支持；掌声中伴着几声抽泣，这是几位女同事在心疼自己的老大姐。紧接着，抽泣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台下的男人、女人都泪流满面，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
史俊琴的眼圈红了，但她的声音依然坚定：“这些天来，同志们的安慰和问候给了我很大力量，我有决心调整心态振作起来。我们今天的工作局面来之不易，千万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事情影响事业的发展。现在延安的药品市场没出事，不代表今后也不会出事，我们一刻也放松不得。”她提高嗓音：“我是儿子的母亲，也是个有事业的人。有事业的人，精气神不能垮，大家要抬起头来，共同把我们的事业做好！只要大家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关心和支持。”
2008年4月14日，延安市局网站上出现了一条特殊的信息——那是延安市局全体职工发自肺腑的声音：“今后，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史局长的亲人。我们坚信，在以史局长为班长的市局党组坚强领导下，全系统干部职工将同心同德、鼓足干劲、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坚决筑好百姓饮食用药安全的„防火墙‟，延安食品药品监管事业的明天也会更加美好。”
之后不久，史俊琴到延安市委办事。在市委书记李希的办公室里，提及家事，她落泪了，但擦干眼泪，她向领导表态：“李书记，您放心！我绝不会为儿子的事影响工作的。工作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寄托。”
坚强的背后，史俊琴默默忍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楚。
由于丧子的过度悲伤，她患上了面部神经麻痹。重返岗位时，病还没好。工作忙，白天没时间去医院，她就利用中午或晚上的时间去医院做理疗，做了20多天。这个毛病至今伴随着她，每到极度悲伤，依然会发作。
不光是对自己，史俊琴对女儿也一样严格。家里出事后，她在西安工作的女儿杨玲不放心父母，想请长假在延安陪他们。史俊琴却要杨玲料理完弟弟的后事就回去工作。即便有再多牵挂，此时，杨玲也只能听从母命，弟弟“头七”过后，杨玲回西安上班了。
儿子走了，留下两岁的孙女淼淼和也在几个月前不幸遭遇车祸、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儿媳杨娟。史俊琴对杨娟说：“晓琦走了，我一定把你当女儿待，尽我们做老人的责任。”儿媳懂事，抱着史俊琴哭着道出心里话：“我要尽晓琦没尽完的义务，为你们二老养老送终。”
去年，在延安市审计局工作的杨娟接到赴四川交叉审计的任务，她放心不下公婆和孩子，哭着不想走。史俊琴做她的工作：“你还年轻，不能因为家里的事影响工作，将来你自己的事业还要发展。再说，四川是地震灾区，老百姓捐的款都是血汗钱，你到了那儿得好好干，替老百姓把好关，看看这些钱是不是都用到了正地方。这是为灾区做贡献啊。”
2009年8月，史俊琴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会议间隙，她从位于西四环的京西宾馆，坐公交车到北三环的当代商城，为杨娟选生日礼物，尽管那时离儿媳的生日还有四五个月。平日里勤俭持家的她，花2800元给杨娟买了件羊绒大衣。杨娟生日那天，史俊琴把这件大衣披在了杨娟身上。大衣穿在杨娟身上，温暖在婆媳心间传递，她们紧紧相拥。
2010年3月，杨晓琦的忌日。远在成都工作的杨娟打电话给史俊琴，说想回延安扫墓。史俊琴劝杨娟：“你把自己的工作、身体都管好就行了，路途这么远，就不要回来了。找个地方给晓琦烧烧纸，跟他说说话，他会在天上有知。”3月25日，史俊琴捧着提前订好的一束洁白的鲜花来到儿子坟前，跟儿子说“这是杨娟给你献上的”。她也替孙女订了花篮，送给孙女日思夜想、听大人说“一直在美国留学的爸爸”。当然，她忘不了带上亲手包的饺子，那是儿子爱吃的。
史俊琴的女婿卢晓明说：“每逢晓琦的生日、忌日或节日，我们都能体会到她的心痛。她会烦躁，有时哪怕是一个杯子没放好，她都会控制不出发脾气。”
不知多少个夜晚，史俊琴和老伴难以入眠，或在客厅里对坐，拿出儿子的照片抚摸、流泪；或取出儿子结婚时的影碟观看，在欢喜和悲伤的回忆中纠结。阴阳、生死虽然隔开了这对父母与儿子，却隔不开血肉之情，剪不断那刻骨铭心的思念。那是怎样的一种内心煎熬啊？
多年来，史俊琴好像一直在事业的道路上爬坡，肩头的担子换了一副又一副，分量却从未减轻过。儿子从小体弱多病，两岁多时，史俊琴骑自行车带着他下乡，不小心摔了一跤。儿子因为营养不良，脑袋格外大，医生怀疑是那次摔跤导致的脑积水，史俊琴为此不知抹了多少次眼泪。有时，她也想，等坡爬完了，退休了，就给儿子和儿媳做饭、带孩子，弥补对儿子的亏欠。
亏欠已经永远无法弥补了，但爬坡仍在继续。怀着对食品药品监管事业的无限忠诚，史俊琴才没有被丧子之痛击倒。她所热爱的食品药品监管事业成为她释放所有生命能量的平台。
她好像比以前更忙了，似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恨不得一天做十天的事。她常对局里的年轻人说：“你们工作的时间还很长，我已经50多岁了，只有加倍努力，才能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情，我们承担的是保障老百姓饮食用药安全的重任呀！”
“她是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心里装着每个人”
很多在延安市局工作的人会把这里比作一个大家庭。因为有家的温暖，这里总是洋溢着欢笑与和谐；因为有兄弟姐妹的亲情，这里少了无谓的勾心斗角；因为有了家的依靠，这里无论谁有困难，都会有许多双温暖的手鼎力相助。大家说：“史俊琴是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她心里装着每一个人”。
几年前，洛川县局职工李忠保患严重的肝硬化，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都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生活十分艰难。史俊琴得知情况后非常关心，时常打电话询问李忠保的情况，要求洛川县局尽最大能力帮助他。在李忠保病重期间，她亲自到医院探望，并送去3000元的医疗费。2005年9月，李忠保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当时在外开会的史俊琴专门打电话叮嘱办好追悼会。
2004年2月18日6时，在华阴市参加沈阳药科大学函授学习的宜川县局职工呼建红在准备回家的路上，不幸被摩托车撞倒，头部受重伤导致颅脑严重损伤，昏迷5天。经华阴市医院和西安西京医院30余天的救治，呼建红的病情基本稳定，但记忆力尚未完全恢复，生活不能自理，医疗费花去5万余元。史俊琴得知后，当即指示市局借款1万元，给呼建红治病。4月8日，刚刚在陕西省局参加完会议的她到宜川调研。当天下午，她顾不上休息就和市局的同事一起去看望了呼建红，嘱咐他要积极治疗，争取早日康复。临走时，她从自己钱包里掏出1000元钱，给了呼建红。
而积极治疗，对呼建红来说又谈何容易？他的长子患先天性心脏病，2003年做心脏手术花费了5.2万元，次子年龄尚小，他本人遭遇车祸更是给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组织的力量在这时给了这个不幸的家庭强大的支撑。在呼建红伤病治疗的两年中，史俊琴多次打电话询问或安排市局的同事在下乡期间顺路看望呼建红，设法筹措资金3.5万元，为他支付了部分医疗费。每年春节期间，史俊琴都嘱咐宜川县局的同事到呼建红家慰问。一度连手机都不知为何物的呼建红如今“奇迹”般地回到了宜川县局稽查科的工作岗位上。
2006年6月19日一大早，甘泉县局稽查科长贾学伟准备乘车到延安，参加延安市局组织的纪念建局5周年演讲比赛。过马路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头部着地，伤势严重。随即赶来的救护车火速将他送往延安市救治。
史俊琴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延安市局班子成员开会，市局迅速组成了救助组、后勤组、家属安抚组等几个小组。救护车赶到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时，副局长李安清、闫彪已守候在那里，他们身上还揣着史俊琴叮嘱带来救命用的3万元钱。当时，医生诊断贾学伟颅内出血，随时有生命危险。史俊琴得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一位专家当时正在延大附院，就立即找到延大附院院长求助。
时间就是生命。在大家争分夺秒的努力下，从车祸发生到贾学伟被推进延大附院的手术室，前后仅用了不到2个小时。虽然在医院昏迷了4天4夜，但贾学伟最终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
4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在甘泉县局见到仍然担任稽查科长的贾学伟时，没有人会想到他曾经历那样的不幸。是延安市局这个集体，是局长史俊琴，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2007年，延安市局安监科长张国琴患胆囊炎住院手术。史俊琴每天下班后都到医院看望她。“她知道我一个人带孩子，没人照顾。所以无论多晚下班都一定要来，还总跟我说，有困难只管跟组织提。越是这样，我就越提不出困难。”克服自家的困难，努力工作，是张国琴对组织的回报。
在延安市局驻市政府行政审批大厅工作的沈瑛，至今珍藏着一件宝贝——几年前史俊琴送给她的一部手机。当时，沈瑛在宝塔区分局上班，办公楼是租用的。一天上班时，沈瑛到其他办公室办了点事，回来就发现办公桌上的包不见了，20出头、没经过什么事的她急得直掉眼泪。
正在宝塔区分局办事的史俊琴看到沈瑛哭红了眼睛，急忙问道：“你咋啦？”得知沈瑛的包和手机都丢了后，她不假思索地从自己的包中掏出手机，“别哭了，把我的给你用了。”当天下午，细心的她还让司机把手机充电器给沈瑛送了过来。
这部手机现在还放在沈瑛家里。在沈瑛心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手机，还是一个珍贵的纪念。
尽管好像永远在工作、在忙碌，史俊琴那颗细腻的心始终关怀着延安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许多县局在组建之初没有公务车，县局的同事到市局办事，都是早上五六点钟乘公交车过来，中午办完事，史俊琴一定会叮嘱他们，“先吃碗面，中午休息一下再往回赶”。而休息室就是她自己或其他局领导的办公室。
在史俊琴看来，先成家，再立业，家庭和谐了，才能安心工作。局里哪个大姑娘、小伙子还是单身，她都记在心里。在市里开会、办事之余，她总惦记着给他们寻找合适的对象。“我们这儿的小伙子好啊，有合适的姑娘帮忙牵个线儿。”平时在工作上严格要求的领导，此时更像年轻人的大姐、母亲。就在儿子杨晓琦出事的那天下午下班时，史俊琴还在同办公室的刘亚莉谈给李莉“找对象”的事。
在采访中，我们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延安市局许多干部职工的子女都在中考或高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说起局里开办的家长学校，大家觉得从这个独创性的做法中受益匪浅。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孩子是父母的希望。子女有出息，父母才能没有后顾之忧。”这是史俊琴创办家长学校的初衷。在日常开办的家长学校里，史俊琴会和大家分享教育子女的经验，干部职工之间也能敞开交流培养孩子的体会。延安市局还对市局机关干部职工子女考上研究生、大学及省重点中学的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
在同事眼里，生活中的史俊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大姐，哪里有她在，哪里就有春风、有温暖、有笑声。
在史俊琴心中，这个大家庭的每位成员都是她的亲人，是她的牵挂，为大家服务是她的快乐，是她的幸福。
“大家工作做到哪儿，她就会替我们想到哪儿”
带着情感和责任，史俊琴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延安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干部职工无微不至的呵护和照顾，而且更关心他们政治上的成长，为他们“修枝剪叶”。她希望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大家肩并肩共同撑起延安食品药品安全的蓝天。
而对于延安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干部职工来说，走进这个大家庭，不仅仅是一段职业生涯的起点，也是生命的新里程。
子长县局局长薛治平说：“我们来到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就像新生儿投胎到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作风、风貌决定了这个新生儿的气质和面貌。”
现任延安市局市场科科长的张国琴，2001年考取延安市局公务员时已经42岁了。“从药品检验岗位走上公务员岗位，可以说，影响到我的后半生。”
从市场科到安监科，又回到市场科，9年里，张国琴经历了业务量最大的GSP认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换证、延安第一次GMP认证，她也从一名只懂得药品检验的技术人员成长为一名精干的药品监管人员。
刚进延安市局时，已是中级职称的张国琴从科员做起，难免感觉不适应。但没过多久她心里就踏实了，“大家工作做到哪儿，史局长就会替我们想到哪儿。根据人的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她会把我们放在合适的岗位上。”
2002年延安市局组织年终考评，张国琴被分在史俊琴这一组。“考评总结你来写。”出发前，史俊琴给张国琴下了这个任务。自己对行政工作一点经验都没有，这个任务怎么完成啊？张国琴心里七上八下。考评组一路跑了甘泉、洛川、黄陵县，史俊琴一路利用途中、晚上的时间给张国琴讲总结应该怎么写，注意哪些方面，从哪个环节入手等。
初稿、修改、提意见、再修改，最终，张国琴起草的这个组的考评报告，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9年的历练，张国琴觉得，“职位的变化和升迁是表面的，重要的是眼界开阔了，人生观发生了改变”。
2003年底，陕西省组织开展药品生产企业GMP认证。作为延安市唯一一名GMP认证检查员，张国琴第一次带队参与全省的认证检查。临走前，史俊琴语重心长地对张国琴说：“国琴，全国有个别地方在认证中出过问题，这次出去认证，你要带好队，公正廉洁地去认证。”
张国琴郑重地回答：“史局长，我不会给您丢人，也不会给单位抹黑的。您的话我句句都记在心里。”在这次GMP认证检查中，延安市局没有出现任何问题。2006年，延安市局获得“全国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年轻的沈瑛在延安市局经历了破蛹成蝶的蜕变。在这个大家庭中，她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憨娃娃”，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光荣的药监人，兢兢业业地“为延安的食品药品监管事业贡献微薄之力”是她朴素而真实的人生理想。
“史局长每次和我们年轻人聊天，都提醒大家一定要加强学习。局里也经常组织各类业务学习。在这个环境里，你不得不去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同在延安市政府行政审批大厅工作的其他部门工作人员夸沈瑛，“你记忆力真好！什么法规、哪个文件、第几条，你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沈瑛知道，这是自己平时下苦功的结果。一个人在审批大厅工作，药店审批、变更业务量并不大，闲的时间，她从不上网看八卦、玩游戏，所有的时间就用来学业务、记法条。
“审批大厅是窗口，是形象，不能给单位抹黑。”每次见到沈瑛，史俊琴都不忘嘱咐这句话。有时遇到态度不好的申请人，沈瑛刚想发火，耳边就会想起史俊琴的话，她就迅速调整情绪，微笑面对，耐心地跟申请人解释。
每当思想上想抛锚的时候，史俊琴的教诲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在沈瑛耳边响起，她会及时让自己刹车，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工作中有了什么烦恼、委屈，她也会回到局里向史俊琴诉说，心里一下就敞亮、舒服了。
延安市局有不少“80后”，监察室的王刚就是之一。2004年7月20日，刚到安塞县局报到的王刚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放，就投入了工作。“我是学医的，因为父母担心当医生太辛苦，才来考公务员想图个轻松，没想到这个单位会这么忙。一开始我真是受不了，甚至想到辞职算了。”对自己曾经的动摇王刚并不避讳。
然而，就是在史俊琴带领的这支队伍中，王刚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再也没有提出辞职，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原以为只有医生才能治病救人，没想到食品药品监管人员也是健康的守护神”。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种子在他的心田萌芽。
延安市局各重要岗位的干部每两三年就会轮岗一次。9年来，部分人员有过三四个岗位的工作经历，大家在成长的烦恼和喜悦中走向成熟。
现任延安市局办公室主任陈彦，先后担任过医疗器械科、药品安全监管科的科长。2004年受命担任市局基建办负责人时，他几次推辞不干。“是史局长、尚局长坚持让我接受这项工作，让我有了这次难得的锻炼的机会。”在随后近两年时间里，陈彦带领基建办的工作人员“泡”在工地上，和工人吃住在一起，按照市局的要求，抓质量、抓进度、抓安全。2007年10月1日，延安市局办公楼正式投入启用，被评为延安市“优质工程”和“廉政工程”。在随后近两年时间里，他带领基建办的工作人员“泡”在工地上，和工人吃住在一起，炼成了工程的行家里手。2007年10月1日市局办公楼正式投入使用。该工程还被评为延安市“优质工程”和“廉政工程”。
延安是我国三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有着得天独厚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优势。每年清明、“七一”前夕，史俊琴都要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到杨家岭、枣园、南泥湾等地参观学习，请老红军、老八路讲革命传统，接受革命洗礼，查找在理想信念、奉献精神、革命斗志、艰苦奋斗作风等方面的差距，为勤政廉政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今年“三八”妇女节，许多单位照例采取给女同志放半天假、发礼品的方式为女同胞们庆贺。而史俊琴没有——她带着市局的女职工们登上了凤凰山——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的第一个住地。在黄土高原温暖的阳光里，登顶的史俊琴和大家一样，额上沁出细细的汗珠，脸上泛着健康的红晕，她觉得心胸更开阔了。她用高亢洪亮的声音带大家唱起了《延安药监之歌》：“我们是延安药监人，药品监管神圣使命……我们是健康守护神，监管好药品为人民！”
站在凤凰山巅，俯瞰延安城，史俊琴知道，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已经不再年轻却依然激情洋溢的她，要和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近300名监管卫士一起，在维护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神圣事业中用心用力触摸一个新的高度。
几十年艰苦跋涉与奋斗，风雨兼程、甘苦自知，只因怀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史俊琴这个延安的女儿无怨无悔。
监管战线的一面旗臶
史俊琴，一个在革命圣地成长起来的基层领导干部。几十年来，她始终牢记党的宗旨，辛勤耕耘在不同的岗位上。在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中，她倾注了满腔热情，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经受住了诸多超乎寻常的挑战和考验，解决了一系列异常棘手的问题，带出了一支铁军，保障了革命圣地延安的公众饮食用药安全。她不愧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一面旗臶。
史俊琴能成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一面旗臶，源于她热爱人民，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延安精神的核心内容。热爱人民，不是邀名获利的工具，不是自我标榜的高调，而意味着自我牺牲的实际行动。上大学是史俊琴的梦想，而当面对组织推荐时，她选择了放弃：“我不能撂下乡亲们，我要是走了，怎么改变家乡面貌？”热爱人民，意味着摆正人情利益与群众利益的位臵。在查处地下药品批发黑窝点现场，打来说情电话的有自己的直系亲属，也有过去有恩于自己的老领导，但她一概不给“面子”——“违法乱纪坑害老百姓的事谁说也不行！”热爱人民，意味着抛弃狭隘的观念，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外地企业进入本地药品市场，无疑会加剧竞争，一些老朋友、老同事为本地企业生意计，希望她给对方吃个“闭门羹”。史俊琴的回答是，不管本地企业还是外地企业，“只要方便延安老百姓用药”，都应该支持。
史俊琴能成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一面旗臶，源于她坚定不移地践行科学监管理念，无比热爱保证公众饮食用药安全的神圣事业。在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创伤后，她很快重返工作岗位，认为“千万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事情影响事业的发展”。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弟弟妹妹，但当下岗的弟媳想在当地开一家药店时却坚决反对，因为她担心这样做会影响“严格执法”。正因为热爱事业，所以无论在什么岗位、从事何种职业，她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没有对事业的热爱，人们很难想像她能跨越不同工种，在很短的时间内熟悉新业务、适应新工作，并且样样干得出色；没有对事业的热爱，人们很难想像她会在当地药品监管事业初创时，用家里的存款去垫付办公经费。同样，没有对事业的热爱，就很难要求自己和同事做到不吃企业一顿饭，更很难在选人用人时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把“不顶事的人”拒之门外。
史俊琴能成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一面旗臶，源于她始终清廉自律，公而忘私、公私分明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有领导称史俊琴是个经得起网络“人肉搜索”的好干部。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只有公正无私、两袖清风的人才当得起这样的赞誉。她不让感情超越原则，不拿权力做交易。如果有谁想对她搞“金钱投资”这一套，绝对只有吃“闭门羹”的份。她为自己带领的食品药品监管队伍做出了表率。９年，是一个不短的时段。９年中，延安没有出现一起药害事故，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无一例违法违纪行为。这是对她和她带领的这支队伍的最高肯定。
史俊琴能成为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一面旗臶，源于她能够经受住如“天塌地陷、撕心裂肺”那样的打击的坚强意志。儿子因公殉职，成为她生命中无法愈合的伤痛。因失去亲人所表现出的刻骨悲伤，丝毫无损于史俊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恰恰证明她是一个真诚面对自己、真诚面对人生的大写的人。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人们钦佩史俊琴的坚强，不是因为她没有脆弱，而是因为她能战胜脆弱。也正因为对亲人怀着真诚深挚的爱，她才能做到推己及人，解衣推食，并满怀热情地开展工作。
她有近乎完美的人格。这种完美的人格，不是单
一、虚拟的构成，而是充满张力的情感意志，获得了真实清晰的内在统一。从她的身上，人们既能看到钢铁般意志，也能看到水一样的柔情；既能看到坚守原则的“不近人情”，又能看到体察入微的人性关怀。
当前，全国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正在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每一位食品药品监管人员，都要以史俊琴同志为榜样，像她一样坚定理想信念，自觉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格执法，秉公办事，坚定不移地践行科学监管理念，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把公众的饮食用药安全放在第一位；廉洁奉公，主持公道，坚决同危害公众饮食用药安全的人和事做毫不留情、毫不妥协的斗争；心系百姓，关心他人，真情地关注民生和维护群众利益，真诚地关心部属的喜怒哀乐和成长进步，用爱温暖着、激励着身边的人。
史俊琴走过的路，是一条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的路。她崇高而又平凡，理智而又热情，可敬而又可亲，难能可贵而又可信可学。让我们像她那样去工作、去奋斗、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