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以人为本，以人为价值中心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与实质所在
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发展模式弊端的不断显现，资源和环境的日益枯竭和受到破坏，人类的发展前景受到威胁，于是，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和严峻的课题摆在了世人面前。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可持续发展还没有真正在理论上获得圆满解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上的突破，只停留在理念上，口号上或一些枝节性的措施上。本文试图在比较中西方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基础上，着重挖掘中国传统儒学资源中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以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人的层面上的落实。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保护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协调一致，让子孙后代能够享受充分的资源和良好的资源环境。而现有的以西方工业化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却采取“竭泽而渔”的态度和方法，不顾人类的长远发展，一味地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自然环境，来获得人类“自身的发展”，而使这种“发展”呈现不可持续状态，已引起广大有识之士的忧虑。而我国过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也基本上是此模式的重蹈，实际上是寅吃卯粮，得不偿失，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生态灾难和一系列的资源环境问题，使后代子孙的利益也使当代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这是个不得不正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哲学层面上反思，人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是跟西方人以自我为出发点的“狭隘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这种思维模式强调“主客两分”的对立和冲突，，对自然界只能掠夺，征服和开发，只索取不保护（如果只保护，又只能使人类的发展停下来，形成一种悖论），作为“主体”的人在其发展过程中是作为自然界的对立面出现的，在将对立的客观世界破坏殆尽之后，他本身也面临着无以为继的发展困局或不惧将来的洪水滔天，只图一时一世的占有和享受。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愚昧自私的眼光短浅的发展观，应该摒弃和加以反思。反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恰恰能避免其缺陷，补救人类的发展过失。但“天人合一”思维模式是如何理解和如何作用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失之于笼统含糊，未能在实践层面上加以落实。我们在下面不妨对此加以探讨。
所谓“天人合一”，是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但并非将人简单的等同于自然界或同化于自然界，以人的无欲无为来实现对自然界的保护，它不是一种平面化的思维和外在化的思维。“天”也不是外在的自然环境而不须改造。它是天与人作为自然界主宰的重合和互动上的高度统一，里面仍然体现出一种发展观和人化的发展态势，强调在万物一体的前提下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存在，而在此基础上主客体高度统一合一的演化和发展，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天人合一的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人类理性与价值的核心功能。
早在先秦时期，在儒家学说指导下的我国先民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保护就已呈现出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萌芽。如《孟子·梁惠王上》一书里就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论述，体现出非常高度的自觉和理性。这些观念在先秦文献里屡有记载。又如，《礼记·祭义》中，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亦记载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而孔子本人也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有节制获取和爱护。而后世的儒家更将此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北宋大儒张载在《西铭》
中提出了“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观点，体现了人类学家的宽广胸怀和视野；理学家程颐也认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儒家学说对可持续发展和“天人合一”的有效论述和对人类价值观的贡献。
但是，这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并非以万物为中心或先在，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而以人的“尽性”来实现天地万物的合一和联系，儒家经典《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之名言曰“万物皆备于我。返身而诚，乐莫大焉。”这里的“我”就是天人合一的大我，而所谓的“诚”，不仅仅是道德观念，更是以道德本体对天地万物的存在性把握，是儒者与天地上下者同流的精神气象。“返身而诚”就是尽性而知天，达到天人合一而把握整体世界，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以，以诚为守，不会导致两者相分而造成对自然界的掠夺。从这点上，我们无疑能看出，儒家这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是以人的道德为前提为核心存在的，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通过把握人来把握自然界本身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不偏废自然万物的客观存在而进入人的主体性当中。是一种高级的人类主体思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又在改造主观世界中改造客观世界，两者高度契合和统一，这是西方工业化文明所不具备的特征和功能，同样是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却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因而，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发展观出现不可持续发展，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要拯救其先天不足，只能回到以儒家为主导的发展观上来。
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发展观不会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和简单发展的重复。它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自我实现，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的发展，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也必然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状态。由于儒家文化强调对历史文化的纵向继承和在先人发展基础上的发展，它的发展实际上是以“人化自然”为依据的。而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人化自然，使人类与已有的自然界的认识形成了本体和对象的统一，使自然界在不断进入人类活动过程中实现人与万物一体的本质联系，而人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中回到人类本身的道德意识上来，而此道德意识则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和归宿，而依赖于人自身的传承完成其联系，于是，可持续发展正好体现了一种传承无穷的“代际整合”，当我们面对的“人化自然”作为我们的客观对象世界存在时，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以先人的“人化自然”的人为归宿的，而对“人化自然”的认识于人者，又导致以人为中心的对客观世界的实践与改造，而在其实践与改造中，又完成了万物一体运动发展和联系中，而归接于以人为本位的本体化存在中，人者，万物之本也（“万物向人生成”）而先祖者，人之本也。当我们的先人以“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而完成“人化自然”的人化时，而对先人遗留下的“人化自然”的客观世界，我们只要秉持以人为归宿的价值前提，以人而化之以继之于前者，则又完成对已有的“人化自然”的认识与改造，在万物与人的联系和发展中完成其认识与改造，而新的“人化自然”的存在又为后代子孙所认识和发展，使“人化自然”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不断丰富和更新，所谓“天地之化日新，天地之德不易”，这个德仍然是归宿于先人的之所以人化自然的本体中，而后将其实践范围不断扩大。也即是在万物的横向联系中实现对人的历史的纵向联系（在这一横一纵之间，即形成万物一体的空间联系向万世一系绵绵不绝的时间维持之间的转化，即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态势的生成），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无穷演化，是生产力的发展对以人为本的生产关系之复归与重建，在这个复归与重建过程中，也完成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性演进，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则在此“人化自然”的不断袭易中实现，是人与自然的整合无穷的演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儒家的思维也就体现出“温故而知新”的
辩证思维与模式，在实践中也就表现为“法先王”的政治观和“行夏时”的方法论。这是一种沟通天地又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而这种人为本的发展观是以“人化自然”的人为依归，使我们的发展在先人的基础上实现回归性的发展，而我们的后人又在我们的基础上回归发展，这种回归性发展，是对人的价值尺度的回归，通过人化自然的人化重新完成人与自然的合乎规律的必然而和谐的联系，而体现在对人自身回归而依存上实现人化自然的运动和发展，所以这个人化自然的“人”是连通上下古今内外的中枢关键，而赖此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且不同时代的人化自然的成果是该时代的人类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范围和界限，而以对自然的人化的继承和发展，下一代的人化自然的成果更加进步，以保证下一代人的生存发展和进化，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即为“人化自然”的继承和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必然趋势，这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存继不绝的奥秘所在，同时是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和遵守的不可变易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因此，以人为本，以人为价值中心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与实质所在，而这种发展，不追求外在的经济效益的“增长”，在“人化自然”的人本观念来看，这种外在于人的物化增长是无效的，它正是造成不可持续发展的源头。它在造成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破坏人与人在生产关系上的和谐，从而也破坏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所以不可持续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不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尺度，而这种价值尺度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和归宿。是一种“过去未来共斟酌”的发展，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在自觉的未来价值目标导引下，自我选择发展道路、自我设计发展模式、自我调控发展秩序、自我规范发展行为的自觉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的发展，即人的素质的提高”。1994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明确提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的重要观点；《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也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在1994年10月召开的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我国领导人明确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所谓“人的发展”是指人在各个生活阶段上的发展，是个人、社会、自然之间某种和谐关系的构成，它保证人的潜力的得到充分发挥，而又不使社会或自然受到损害、掠夺或破坏。以上观点和事实都说明了“以人为本”已成为当世共识。而这种“以人为本”如何落实和体现，则尚有待深化和进一步认识。本文认为，这里的人，并非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自然人”，而向外界进行资源掠夺和索取的“主体”，而是以人的人文属性为外在显现的人化自然的人文回归，在社会属性上则表现为人与人在人化自然的基础上的联系和协作，而联系和协作又使他们在共同的人文归向中结成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相应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即个体而为整体即整体而为个体的社会存在。作为对此存在的反映，它体现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成人”与“中和”的要求中，以成己而成物而合内外之道，以养成君子大人人格而应乎此，故《周易·乾卦·文言》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德者，得也。序者，渐也，而可得于可持续发展之有（“大人”在现代而言，应体现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也就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在其类本质上的回归，是以人为本的内涵所在。）。《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中和”所达到的境界就是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在彼此的运化发展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但人可得到可持续发展，天地万物亦得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是可求可致的。而当代的环境污染，森林减少，土地沙化，物种绝灭则已严重危威胁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源于违反和悖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尺度和万物一体的观念。而人为天地之中，万物之和的价值本体存在，以中和为依归，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者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有规范人类自身的心理意识和价值理性，才能维持人与人的和谐存在，而以人与人的和谐存在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前者是后者的本质，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地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寻求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必须回到人的自身来实现以人为本的回归，也不用担心以道德为本位会影响经济发展，相反，只有以道德为本位的人化自然的人化发展观，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的最终统一而走向“人之天”的过程。这是人化自然在万物对人的回归的联系发展中形成的内在机制所决定的，从而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的可持续发展，这里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只能在生产关系的范畴内加以解决，通过人化自然在人化的回归中确立生产关系的内涵实现人化自然的发展，而任何不在此生产关系之内或导致异化生产关系的经济发展，只能是有害和徒劳的。
因此，以人为本是万物对人的回归，不是人对万物的索取；而万物对人的回归的人化自然的运动中，形成了人与人的和谐合理的生产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今天对可持续发展的认可和实践，只能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入手，从回归和继承历史文化入手，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以人为本，认取正道，此外别无它途。而不应盲目和愚昧地追求以西方文化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历史将证明，这样得不偿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统筹发展，科学发展。真正的发展，只能是以人文为本位的发展，人文化成天下。
一言以蔽之，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只能体现在人化自然的生产力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中，“以人治人，改而止。”生产关系的合理确立就是人类自我调控发展秩序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是人类对自身回归实现以人为本，万物和谐一体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