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
今年九月，我们会有一个纪念抗战胜利的大阅兵。那么当你在看关门阅兵式的时候，你在看什么？我看阅兵式，我是去找人的，我要找九个人，这九个人中，年纪最小的人叫欧兴田。（挽起袖子）1938年的时候，有九个学生，亲眼看到17户老百姓，在一个村子里被日军屠杀，17户人家，男人、女人、小孩、老大爷，无一幸免。满地都是尸体。他们异常愤怒，忍无可忍！这九个人，他们冲回了教室，他们咬破了自己的手指，用血在身上写请愿书。“我们虽然年纪小，但我们要去打仗，我们要上前线去救中国。”他们有这样一个约定：“如果有人受伤了，我们互相帮助，如果有人死了，活人要替他收尸。”
真的难以想象，十几岁的一些孩子，和每天朝夕相处的伙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他的心在颤吗？他的声音在抖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日军真的很残忍。所以，他们就用毛笔在胳膊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用针随着这个笔迹，一点一点一点，刻在身上。流血的地方，就用墨水来补。这样才能留下这个名字永远都在自己的胳膊上。而这个留下名字的胳膊，将会是他们在战场上让战友给自己收尸的最后的凭证。带着这样的约定，他们终于上了战场。
一梭子子弹，这个欧兴田，他的腿就断了。这个时候九个人中的大哥，他叫潘志邦。潘志邦说我们有约定啊，我们约好了的，如果有人受伤，我们就去帮助你。所以潘志邦爬着，爬进了日军的封锁圈，背起了欧兴田。那个时候，枪伤怎么治？我告诉大家只有一种药，那个药叫盐。枪伤，就是把盐洒在伤口上消毒之后，等它自行治愈。没有医生，每天他的同学就要抬着欧兴田，辗转在各大战场。这一抬就是七个月。1940年，就那个跟他一起出生入死，背着他的大哥，被日军围困。突围失败，他们找到他的时候，身上和腿都被打穿了。1941年草沟战役，我们60个人打鬼子600个人。很快弹药就打光了。当时负责战役的副连长丁在森，是和欧兴田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哥们。副连长命令其他战士必须撤退，他和连长掩护。欧兴田最后一个跨过了那个河，当他回头的时候，他看见日军正好冲上来，抓住了丁在森，（日军）特意选择了一把重机枪，在丁在森的身上，打了几百个透明窟窿。再后来，许明杰被日军围困，活活饿死。张殿加被燃烧弹打中活活烧死。乔景昆被汉奸陷害，最后也没有看 到1945年那个胜利的时候。而经过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最后剩下的人只有一个——欧兴田。
好，我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欧兴田，你觉得你应该遵守你的承诺吗？（观众答“应该”）应该，好，那我再来问你，要在全国的战场上，找自己战友的遗体，你们觉得能做到吗？（观众答“能”“不能”）我听到了“能”，我听到了“不能”。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让你去寻找一个在战争中失散的亲人，而且这个亲人还活在人间，那么容易找到吗？他要找的是在各大战场上牺牲的战友的尸体。他竟然真的的去做了。
你们可以想一想他用了多久。他用了30年的时间，做这一件事情。他建了一个烈士陵园，他以一已之力。他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和险滩，最快的他用两年找到，最慢的一个人，他用了整整23年，才找到了他的遗体。他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都接回了家。欧兴田自己从家中搬出来，他也住进了那个陵园。到现在，他在那个陵园里已经住了将近30年。这是一种怎么样的许诺的力量。
所以当我问大家，我说我们在看阅兵式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看什么。我想，如果那个锃亮的钢靴，踏在**广场上的时候，被踏中的那片土地，应该都还流着每一个潘志邦匍匐的时候留下的体温；如果那些仪仗队的队员，他们抬头看见蓝天的时候，当时在战壕里的每一个丁在森，也在仰头看着，在寻找着希望；如果你听到那种嘹亮的军号声，相信我，你认真听，你分明能听到，许明杰，能听到，乔景昆，能听到张殿加，能听到他们虽然声音还带着稚嫩，但却无比坚定的冲锋的呼号！ 这是一场八年的抗战，但抗战的胜利，从来不是一场战役的胜利，它不是一个战略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军队的胜利。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民族的自尊，重新树立的宣告。它是一个从1840年开始，就任人宰割的土地，决定涅槃的时刻。打，抗战我们打了八年；但等，等这个胜利，我们等了一百年。
所以在这，我想邀请各位，到安徽去，到安徽一个叫清凉村的地方，那儿有一片114查号台查不到的，没有拿财政一分钱的，连邮差都从来没有去进的地方，那是一片二十亩的烈士陵园。那儿只住着一个老人，那儿还住着他所有的同学和战友。但是在那儿，同时守候着的，是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的自信。同时守候着的，是每一个华夏儿女，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抬头微笑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