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区域发展平衡性
组员：罗东连、许琴、包艳雨、朱璐瑶、吴倩怡、胡晨露、汪梦妍
材料一: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要素异常流动
在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已经成为业界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提出，通过多地调研可知，包括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和北京市、天津市在内的地区，今年以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而与这些“高富帅”省市相比，东北三省、山西省等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带来了另外三种要素不平衡的流动。
“第一是人才流动，东北、西北、中部地区好不容易留下的人才又继续往深圳、广州、上海这些地方流动；第二是技术与产品的流动，上述地区好不容易积累下的技术、孵化出来的产品，又往这些地方流动，往发展最快的地方流动；第三是资金的流动，资金也跟着项目和创新产品走，朝着经济形势好的地方流动。这三种流动，使得经济发展情况好的地区财政收入好，发债和上市都容易，在二级市场增发价格也高，资金也比较抱团，同时，这些地区有些还是自贸区，更具发展优势。”梅兴保就此建议，政策应注意到那些经济相对落后、发展速度较慢的地区，比如可在转移支付、信贷政策等方面向这些地方倾斜。 材料二： 重塑经济地理格局的国家区域发展新战略点实施
当前，中国经济正步入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明确提出了优化经济发展空间的战略目标，旨在通过重塑经济地理格局，完善区域发展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强调要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级区域发展新战略。
2009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建议，要以区域一体化机制来提高地方的供给能力，以全球一体化来扩大需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相容并相互促进，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资源的优化配置，拓展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空间，是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发展趋势。
在战略层面上，针对新常态下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尤其是政府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时，以“一带一路”等为主体内容的战略性区域构想，便于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主体功能区建设和产业布局战略统筹和协调。通过人才和产业、城镇化和产业化多维度交叉匹配，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不足问题，实现产业空间均衡布局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保障措施上，围绕产业价值链、创新价值链、人才价值链、就业价值链的匹配与互动，带动城市与产业的互动发展。 材料三： 区域不均衡发展推动农民进城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三五”时期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同时，当前全国房地产库存高企，农业就业转移人口城镇住宅需求，是化解房地产库存的重要路径。无论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还是化解房地产库存，都需要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进得来，留得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当前“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方面是社会资源加快向经济发达城市集中，农业就业转移人口跟随资源流动，但经济发达城市往往房价高企、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农业就业转移人口难以真正“落地生根”，“进不来，却留得住”。
另一方面是经济欠发达城市基础产业薄弱，就业吸纳空间狭小，虽然部分农业就业转移人口有能力就近“城镇化”，但“进得来，却留不住”，并非理想生活工作场所。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农业就业转移人口的月薪可超过5000元，完全有能力在原籍附近城市置业，但面对北京、上海、深圳几近天价住宅，只能是“望房兴叹”。而如果这些农业就业转移人口回原籍附近城市，不仅收入会大幅下降，而且能否成功就业面临重大不确定性。 过去“闯关东”，东北制造业基地吸引大量社会就业转移人口，而随着东北三省经济没落，据报道称，每年人口净流出200万人。部分经济欠发达省份，只剩下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已经成为值得高度重视的社会现象。目前，我国农民工大约有2.6亿至2.7亿人，还有4000万留守妇女、4000万留守儿童和4000万左右的留守老人。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导致非热点城市房地产库存化解困难重重。截至2016年2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39亿平方米，住宅库存继续增加。2016年1-2月，全国住宅施工面积达41.46亿平方米，约为2015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3.23倍，大量库存集中在三线四线非热点城市。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非热点城市无法提供足够就业岗位，难以有效带动周边农业就业转移人口城镇化。虽然在热点城市就业的农业就业转移人口有能力购买非热点城市住宅，但因为就业在异地，住宅实际上会常年空置，不具备资产保值增值功能，甚至还要承担物业及相关维护费用，降低了购买的实际意义。而地方政府通过农业就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带动地方消费投资增长的愿望也会落空。与此同时，农业就业转移人口大量流入热点城市，导致热点城市住宅库存压力居高不下，容易成为市场炒作焦点。最近一段时间，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住宅市场“发烧”，炒作基础在于预期未来一线城市仍将具备较大人口流入压力。
社会资源集中和产业聚集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优势，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资源产业过度集中到一定规模，反而可能带来规模不经济的问题。现代社会区域间经济发展相互依赖性显著增强。随着人口过度集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制造业萎缩，城市发展面临一定“空心化”的问题。即使是当前特大城市鼓励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础在于我国其他区域制造业发展的状况。在我国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度，没有可能像日本东京都市圈那样，狭小面积承载全国1/3以上人口和1/2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面临经济增长瓶颈时，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目前，重庆、四川、江西等省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产业成本上升导致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将进一步提升这些曾经欠发达区域的未来经济发展潜力。而“十三五”规划目标提出的“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也需要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
材料四： 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政治文化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政治文化包括制度性政治文化与观念性政治文化两个部分。在我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二元结构:观念性政治文化落后于制度性政治文化。这种不平衡性增加了政治制度的运行成本,加剧了公民的政治疏离感,加大了政治合法性危机。造成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在于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超强延续性政府违法行为的负面影响。
目前，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还很突出。高中阶段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东西部差距还比较大。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每百万人公共图书馆拥有量，尽管中西部超过东部地区，但质量和服务水平还比较低。东西部互联网普及率差距还很明显。
“十三五”时期，要不断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中西部地区要切实抓好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向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材料五：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5日讯 6月4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制定的《2014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际排名进步显著。 《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达63.74，全国31个地区间呈现阶梯状分布，但在中西部地区四川省表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东、中、西部地区逐级递减的趋势，具有显著的区域间不平衡。这主要源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水平不平衡，也源于地区产业分布不平衡。
从2014年的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来看，综合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大多经济基础较好，知识产权资源集中。总体来看，指数超过80的地区中，除北京以外，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全部属于沿海地区。从经济区域来看，东部10个省市中，综合指数在80以上的有5个，分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和江苏，介于70与80之间的有2个，分别是山东和福建。中部及东北地区的9省中，安徽综合指数超过70，超过60的有湖北、河南、辽宁、湖南和黑龙江6个省，黑龙江系首次综合得分超过60。西部地区的12个省区市中，四川的综合指数得分超过70，陕西、重庆、云南的综合指数得分超过60，其中云南是首次得分超过60，其他省区市的得分均在60以下。 材料六： 中国扶贫攻坚还有不少“硬骨头”
尽管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
一是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比较大。不同区域间的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占有财富等重要指标继续分化，公共服务还远没有达到均衡水平。当国民经济总体上向创新驱动形态转变时，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劣势会更为突出。
二是未富先老问题在落后地区更早显现。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面临拐点，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两三百万人，可能会削弱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根基。东北等地区人口老龄化日益凸显。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在中西部尤为明显。
三是生态环境方面依然面临严峻挑战。我国人均水资源非常短缺，地区分布与人口规模很不匹配，超采地下水现象比较严重。西部生态比较脆弱，产业梯次转移、能源基地建设包括风力发电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是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低迷，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和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以后，生产要素在市场的作用下开始跨区域配置，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可以自由流动。由于传统观念和老体制因素的束缚，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还存在不少限制。 解决途径：
一、人口的跨区域转移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最重要前提。根据自然条件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一些人口过量承载的中西部省份必然会有一定比例的居民永久性地流动到东部发达地区。目前发达地区在接收外来人口方面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甚至存在着外来人员最终将返回家乡的预期。如果这种预期成为事实，不仅区域协调发展会落空，而且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全国性经济社会问题。 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有条件形成要素流进的洼地。东部的许多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包括外资企业和外国专家，还包括一部分中西部外出务工人员，都有到中西部进行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对他们来说，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最具吸引力。要引导东北老工业基地积极发展和培育市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内生发展动力。
二、过去，在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时，政府办企业、办产业，花费了很多精力和资源，结果大多事与愿违。要认真总结政府代替企业干预市场的教训，下决心破除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地区封锁和垄断，进一步强化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
三、中西部的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合肥、贵阳等内陆城市，近年来经济社会都得到较好发展，其原因在于，除了交通、能源、电信等硬设施有了极大改善之外，这些地方的软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要引导各地进一步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健全市场法律制度，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主要依赖于市场机制，这是基础性的决定因素。但是政府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政府应该发挥更积极作用，必须发挥好相关的法律、规划、政策等调控工具作用。只有如此，才能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才能落实《建议》提出的“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对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我国城乡差距比较大，这是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共性，表现在全国层面，区域差距更尖锐地反映在农村居民的收入上。缩小城乡差距，一个重要途径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国家掌握着行政机构、高等院校、国有企业、司法机关、军事单位以及其他各种公益设施的规划分布权力，应当更多地考虑其布局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科学合理地进行调整和改革。在符合其他必要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将公共事业机构、设施和项目安排到欠发达地区以及人口流出较多的地区，形成更广泛的带动作用。
四、进一步强化财政政策调节地区差别的功能，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老少边穷地区和人口状况恶化地区的转移支付，探索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强调的是，要以提高欠发达地区自身发展能力为目标，不能形成过度福利，使这些地区失去自身的“造血”功能。
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撑，加大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支持力度。创新政策性金融体制机制，探索设立更多以地区开发和贫困救助为目的的各种基金。
五、加快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劳动就业市场全国一体，参保人员各地流动，但缴费及其归属并不一致，责任和权益很不对称，自然导致不公平和低效率。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制度规定、经办管理和投资运作已经十分紧迫。在推进统一的过程中，不同区域的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都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