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读后感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清代嘉庆十六年（1811年），卒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谥号文正，因称曾文正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曾国藩的家书行文从容镇定，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看似平淡的家常中蕴藏真知灼见，极具说服力和感召力。从中，可以感知其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理财、治学、治军、为政等各个方面，真实而又细密，平常而又深入，可谓字字良言，句句妙语。
《曾国藩家书家训》近一千五百篇，主要记录了曾国藩从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二十多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我所看的家书版本是从其中选取的近二百封最能体现曾国藩思想精髓的家书，它们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有家庭琐事，有劝勉学业，有军事指示，有人物评论等等，是曾国藩一生主要活动以及其治家、治国、治学、治政之道的精要总结。
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 有人认为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曾屠户”。处理天津教案不力，崇洋媚外，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之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 儒家讲“三立”，“立德”居第一位，然后才是“立功”、“立言”。曾国藩在修身立德方面，一向笃学力行，老而不懈，尤其注重教育子弟，认为家族兴旺不在积银两、置田产，而在出贤子弟。他在政事繁劳、军务紧张之际，总共写出了一千六百多封、近百万字的家书。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人际交往、家教家训等各个方面。读《曾国藩家书》，不仅让我学到了许多家教家训，而且也让我增长了不少有关治家、治学、修身、立志、从政等方面的知识。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的“三不朽”之说。曾国藩虽出身低微，却从小发愤图强，立志“澄清天下”。立志之后持之以恒，铢积寸累，对人对己坦坦荡荡，每日自修、自省、自律，实现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理学名儒”，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治家篇
儒家认为“孝”是治天下的根本，并由此派生出“悌”和“友”。深受理学熏陶的曾国藩将此列入修身的准则，同时作为家庭团结兴旺的凝聚力。在他看来，
荣华富贵的仕宦人家好景难长，优越的家庭条件是使子孙滋生骄佚的温床，只有谨朴耕读、孝顺友爱之家才会兴旺发达，前程远大。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教导弟弟们，对长辈要敬爱兼至，平辈之间要和睦相处，在晚辈面前要做出榜样，人人恪守和、勤、敬三字，树立良好的家风家教。要求子侄辈除读书之外还要室内和下田劳动，并且认为这是极好之事。兄弟情如手足，必将患难与共，同御外侮，所以必须团结和睦，互相庇护，相互扶植，休戚与共，“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 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人们不必再拘守君臣父子之类的纲常信条，而应该还“孝友”之本来面目，赋予其崭新的意义。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往往也是一个胸怀四海，追求美善、笃敬事业的人，一个友爱兄弟的人，难以想象他不是襟怀坦白、肝胆相照、善于合作的人。
治学篇
明清以来，科举取士的制度日趋腐朽弊陋，压抑人才，浪费青春，贻害匪浅。曾国藩参加科举还算顺利，但他却明确认识到“此中误人终身多矣”。他期望于弟弟们的，不在于科名的有无，而是孝悌为瑞，文章不朽，要真才实学，不图科举虚名。这些真知灼见，体现了他务大、务远、务实的思想作风。
他还在信中跟弟弟们讲治学修身之道，妙语连珠，感染力强，例如“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为学譬如熬肉”，“用功譬如掘井”，“但取名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均十分贴切深刻。其认为读书要“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己矣。”讲究“志、识、恒”；鼓励其弟“不能不趁30以前立志猛进也。”、“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讲求立志需严，求强当在自修处着力，内心修养、素质的提高，经过日积月累，形成高山景行的道德品德，做到真强；教育家人“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以“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为处世为人之本，悉心体会“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勤劳、谦逊、戒骄、宽容、节俭、坚忍、自强，在其家书中屡屡可见，言之切切。
修身篇
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起点，是基础。曾国藩在他给弟弟的家书中讲道“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知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这些都是有关“修身”的道理和方法，他认为人成材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做到言有矩，动有法，并且开列了自己修身养性的课程，每天都纠正过失，增长知识和技能，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也希望自己的弟弟们能够仿效。满招损，谦受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历来是人们的准则。凡骄傲者，总是拿自己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相比，因而沾沾自喜，不求上进。或者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牢骚满腹。这些都是影响进步的因素。曾国藩在信中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谆谆告诫弟弟们力除傲气，力戒自满，对后人也同样会有深刻的教益。
立志篇
立志是成材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凡成材者，都是有志者；凡平庸者，都是无志或志短者。要在事业上取得卓越的成就，就要树立远大志向，同时还须具备坚强的性格。曾国藩自办理军务以来，既要对付强大的太平军，又受到地方实力的排斥、攻击和朝廷的不信任，但他却能从大局出发，“忍辱包羞，屈心抑志”，用一个“忍”字诀应付险恶的环境，在与太平军的战事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创造了奇迹。
从政篇
自古以来官场险恶，伴君如伴虎，为官者大都苟合取容，投机钻营，耿直不阿者可谓凤毛麟角。而曾国藩则敢于在新君即位之际力矫时弊，直言进谏，将个人得失祸福置之度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其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人们常说，子孙有用，留钱没有用；子孙无用，留钱也没有用。令人感慨的是，曾国藩身为朝廷重臣，手中实权在握，竟然入不敷出，“亦将欠债”，“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再三叮嘱家人要力行节俭以不致亏空，这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这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廉”字，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曾国藩是做到了，与今天那些利用职权大捞钱财、中饱私囊的郑筱萸、王怀忠等社会主义的“蛀虫“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尽管书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又怎能以点代面、求全责备。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经济跳跃式地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雄心壮志，也引发了浮躁之气。各个领域追求短期效应、表面效应之风盛行，许多人不是在基
础工作上下功夫，而是沉浸于“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比比皆是。这部家书值得每位有志之士一读，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塑造自己，特别是当今人民的公仆们更应好好读读曾国藩的“八本堂”，谨记“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每日审视自己的心灵，是否做到了“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本学期，有幸读了曾国藩的《家书》，虽然我只是匆匆翻看了几篇，但让我感受很深的地方有许多。如：在家书中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对子女的学习教育非常严格的父亲。他很多家书中都要求其子，把日常练习的字，诗词等作品寄给他看，然后，他再根据他们的学习情况加以指导，他指出“读书宜专，习字宜恒”。同时他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次其子久病不愈，他信中仔细询问有没有在吃药，吃了什么药等等。还建议要想身体健康关键是平时要加强锻炼，不能一味的靠吃药，“饭后千步走”是个不错的健身方法。
曾国藩作为国之栋梁，人们眼中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哥哥、最仁慈的父亲，其后世子孙中大师级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外。曾国藩的家教或许给出了答案。在曾国藩的330多封家书中讲求人生理想、道德修养。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与曾氏家教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教育目标发生了偏差，我们过分的重视了“才”的教育，忽视了“德”的教育。什么是曾国藩所说的“君子”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有定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愚人不足为社会患，小人却是社会的大患，“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振聋发聩，值得我们深省呀。
我们的小学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的“重负”主要来源于学数学、学写作、学英语、学各式各样的特长„„。与曾氏家教比，我们的道德教育大都停留在空谈、口号的层面。小学教育应当是生活教育，教育孩子们明白人与人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兄与弟的关系，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把人做好。让孩子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应该尽什么义务，应该行什么礼节，这就是教育。旧时代的《弟子规》就在规范孩子们的行为，培养孩子们有修养、明事理方面做的很好。《曾国藩家书》中对弟子的教育也是从生活行为入手，着眼道德培养。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却把这些忽略掉了。有人戏称我们和孩子是“非常6+1”的关系，6个大人围绕着1个孩子转。再穷也要富孩子，
致使许多孩子生活不能自理，不知道生活的艰辛，追求享乐，攀比虚荣。许多孩子也习惯了自己的中心地位，人人为我，我还为我，极度自私。这样的孩子都不懂也不会去敬爱自己的父母，“孝”是“仁”的基础，不懂得敬爱自己的父母，又怎么会爱他人、爱祖国。对家庭失去责任感，又会去担负什么社会责任呢？不“修身”怎能“齐家”何谈“平天下”。
儒家思想伴随着中华文明不断丰富完善，可贵的是儒家能够将思想浸润贯穿到人们的具体行为规范中去，形成了完成的体系，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取得了统治性的主流地位。我们不主张“复古”，社会在前进，条件在变化，不加选择的复古无异于刻舟求剑般的可笑，“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时势异也”，我们的先贤们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黑格尔说过“存在就合理”，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传承至今，独步世界，就不能否认我们传统文化的先进性的一面。我们不应该全面就收，更不应该全面抛弃，而应该取其精华，传承、丰富、发扬。我们的教材中应当适当的加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让我们多知道些“冬则温夏则凊晨则省 昏则定 出必告 反必面”并能够践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功课成绩的提高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