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关系以天津北洋大学为例
摘要：始建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伴随着天津城市建设的发展，北洋大学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积极参与发展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培养了大量卫生工程人才，并且筹设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在参与市政建设的过程中，北洋大学自身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为实现犬学与城市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北洋大学；公共卫生；卫生工程；人才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6-0113-05近代以来，公共卫生成为城市发展中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人们评价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最早产生于沿海开放城市的租界中，天津市作为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早在19世纪末便出现了以租界居民为服务对象的公共卫生事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掀起了市政建设的热潮，为天津的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带来了契机。
其中北洋大学就是最早关注城市公共卫生的机构建设的新型大学，该校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在课程设置、办学理念、培养标准等方面均定位于世界一流大学，因此获得“东方康奈尔”之称，是我国近代享誉海外的知名高校。北洋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关注城市的发展，在城市公共卫生方面有独特的研究，开创了办大学与城市共同发展的先河，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办好大学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大学的发展要与城市协调发展，才能推进自身发展壮大。
一、打造卫生工程人才培养平台
北洋大学建校之初，便将城市公共卫生工程作为工科专业必修科目，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授课，如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卫生工程专业毕业的阿瑟·布雷德弗德·毛理尔(arthur b.morrill)等。因此，北洋大学的早期毕业生，普遍具备一定的公共卫生工程知识。 民国时期，著名工程教育家李书田担任北洋大学校长后，明确提出将公共卫生人才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李书田在《卫生工程人才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文中，将公共卫生所需的人才分为公共卫生人才、公共卫生工程人才和卫生工程人才三类：“公共卫生人才，须受具体之应用生物学、卫生生物学、细菌学、卫生设施、卫生行政技术、生命统计、工业卫生等学科训练。公共卫生工程人才须受具有系统之细菌学、卫生设施、公共卫生、工业卫生公共卫生行政及基本的工程技术等学科之训练。卫生工程人才应习知给水清水等工程与污渠工程及秽水及废物处置工事之设计、建筑、养护与管理。对于卫生设施之全领域及其与公共卫生之关系，亦需加以相当之注意。土木工程学术之各部门，凡与卫生工程建设之有关者，均须受此训练。机械及电机工程之有关抽水厂与清水及净污等厂设备选购事宜部分，亦应具有相当之训练。”李书田并根据国内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指出，各大学在人才的培养上，应有不同的分工侧重。他“分别聘请在国内素著之大学医学院及工学院的教授，造就公共卫生与公共卫生工程暨卫生工程人才。”即北洋大学应以
工科优势为基础，要侧重培养卫生工程方向的人才。
1934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北洋大学在土木工-程学系设水利与卫生工程专业，同时着手设立卫生工程实验室。将卫生工程与水利工程共同设置在一个专业中，这是具有前瞻性、跨领域的专业设置，其中包含着学校对于自身发展规划、学科建设和大城市发展的需要等多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天津城历史上水灾频仍，近代以来更是多次威胁天津城市的安全。在1917年的特大水灾中，市区五分之四的面积被洪水淹没，受灾人口达八十多万。因此，水利工程人才一直是北洋大学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另一方面，就天津市的情况来说，20世纪初，公共卫生事业的重点是控制导致传染病发生的环境因素，水患引起的防病防疫是天津地区公共卫生领域的主要课题。因此，学校参考国际上高校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特别是较早开设公共卫生工程专业的美国高校，如康奈尔大学水利卫生工程专业的学科设置和课程安排，以公共卫生原有优势学科为基础，打造兼具利与公共卫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平台。为了加快新设学科的建设步伐，学校引进了一批优秀师资，聘请时任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的李赋都为专任研究教授，徐世大、涂允成为水利与卫生工程专业兼任教授和专任副教授。徐、涂二位教授均毕业于北洋大学本科，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水利卫生工程。重返北洋大学后充分发挥自身科研优势，为水利卫生工程专业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截至抗战爆发以前，北洋大学水利卫生工程专业共培养出两届20名毕业生，为探索我国卫生工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在此基础上，校长李书田还积极筹备成立“中国公共卫生协会”，“以协力研究公共卫生学术，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及增进国民健康。”学校还围绕公共卫生这一课题，进行了跨学科研究的探索。1935年，北洋大学教授涂允成受学校委托赴河北省定县做卫生状况的调查，并撰写论文《定县卫生调查》，[习对当地的饮水、食物、空气质量、垃圾排放、污水处理、动植物防疫等公共安全要件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记录，为研究和改进乡村社会的公共卫生事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数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北洋大学以科学方法进行社会考察的重要尝试，也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县调查”的重要补充。
二、积极筹办北洋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20世纪30年代，天津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30万人口的大都市。伴随人口增长，城市医疗资源严重不足。1937年，天津市各级医院床位总数仅有400余张，远远没有达到当时直具备的卫生标准：城市中应每千人拥有一张病床。这一医疗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的巨大缺口：“天津市政虽日渐进步，然卫生及医院设施，犹未臻完善。„„我天津市虽有市立、租界立、私立及教会立各医院，然究无尽美尽善之医院”。医疗设施的不足已经成为当时天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个难题。
另一方面，医学院的设置对于北洋大学自身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相继颁布《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个学院，
具备3个学院或9个以上系科者为大学。由于北洋大学当时未能满足其要求，同年被降格为独立学院，北洋大学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虽然如此，北洋工学院并未放弃重新恢复大学称号的努力。早在改名当年的1929年8月16日就聘请王宠惠、王正廷、李煜瀛、王劭廉、赵天麟、茅以升等7位知名校友为“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筹备恢复大学称号的准备工作。李书田到任校长之后，制订了《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作为学校未来发展的详细规划，并着手分阶段实施。截止到1937年以前，已经完成“整饬充实发展工学院与筹设理学院”的工作，并将设立医学院作为学校下一阶段发展的方向。要恢复北洋大学，医学院的设置也成为学校建设规划中的关键布局。当时计划“至筹设医学院 及附属医院„„俾可于二十七年夏季招考本科一年级学生”，“本校名称拟即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起正式恢复十七年夏季以来之旧称‘国立北洋大学’。”
医学院初步规划学生总数不超过300人，每年招收学生40名为限。附属医院作为学校产业，同时也是学生的实习基地，设有床位150张、手术室、药局、剖检室、实验室、门诊处及x光室等。按照当时大学组织规程，医学院初建时暂不分系，“嗣后于医学系之外，添设公共卫生学系”。学生5年毕业，于第6年前往医院实习，并提交毕业论文。医学院建成之后，还将与天津市政府合作设置卫生所，卫生所与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处保持密切联系，既充实了城市公共卫生机构，又为北洋大学相关学科学生提供实习的平台。在医
学院与附属医院的设立规划中，贯穿了北洋大学一贯注重实用人才培养的育才思想。按照计划，为完善医科体系，还将设立生物与生理学系以及医药学系，扩大学科的外延，并以医科为中心，继续设立药学、生物等专业，并独立设置公共卫生工程系，在此基础上成立“国立北洋大学研究院”，使“理、工、医三系之各系组，互相联系，综合成为一有机的学术集团。”为学科之间的交叉发展搭建了平台。
在筹办北洋大学医学院过程中，北洋大学采取以依托天津市既有的教育资源为主、国家拨款为辅的办法，对占份额不大的办学经常费用，申请列入国家岁出教育文化预算之内。而新学院第一年开办时的启动资金，则利用原天津北洋海军医学校的校产来补充。北洋海军医学校前身为北洋海军医学堂，1930年该学校因经费不足停办，将这些经费用来筹建北洋大学医学院。“天津昔有陆军与海军医学校两所，后或迁京或停办，以百三十万人口之大都市，而尚无医学院及市民可以托命之医院，殊与文化水准及促进公共卫生有碍„„天津应有完备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各一所。”这样在解决启动资金的同时，也整合了地方原有的教育资源。
在筹办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过程中，北洋大学也加强了与天津市各界之间的联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北洋大学因庚子之乱中，校舍被德军占领，被迫于1903年迁往距天津城北10里处的西沽，此后便长期位于郊外。学校认为“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必须设于市内，以便诊病与就医。”目因此决定将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迁回原北
洋大学的校址。由于时过境迁，原校址产权涉及多个单位和私人宅地。为争取回迁顺利，学校及校友会成员多方奔走，并积极与天津市政府进行沟通，表明北洋大学与城市共谋发展之意。“天津为华北一大都市，将来北洋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于本市亦一重要贡献，将期与贵市政府之市政建设相得益彰。”北洋大学的真诚意愿得到了天津市政府的积极支持，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对北洋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规划方案非常赞成，认为“极属有益地方之举，允协助进行。”张自忠特别派出秘书马彦翀和参事边洁清作为市府代表。与北洋大学校方共同商议在天津市内购拨院址事宜。除市政府支持之外，北洋大学也得到了天津本地知名人士的支持。卢木斋、娄鲁青等得知北洋医学院选址涉及自己的房产后，均欣然同意出让，并在价格方面给予了相当优惠。
北洋大学筹办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还有另—个目的，就是在全国各大学的激烈竞争中得以壮大发展，实现“以其与匕海同济医工，南北并美”的期望。按计划学院及附属医院的建立应自1938年起，5年内完成。“本校拟于=十七年夏季正式添设医学院，开始招生„„一切设备及附属医院，务期于三十—年夏季完成。”由于地址临近中山路，“中山先生又曾医人医国，则定名为国立北洋大学中山医学院。岂非千秋万世，弥资纪念哉！遗憾的是，由于不久之唇抗日战争爆发，该计划只好暂时搁置。
三、北洋大学与天津城市建设共同发展
“九一八事变”以后，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城市上空。随着战争的
迫近，化学武器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危害威胁着人们。当时的化学武器主要以各种毒气为主。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毒气，主要用于欧洲战场，毒气的使用对交战双方及平民百姓造成了重大伤害。由于毒气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战后各国列强都将毒气作为主要战争武器进行重点研究和开发。早在1932年日本侵华的“一二·八事变”中，日军突袭中国驻军，侵占上海市闸北。当时有传言日军将使用毒气，造成了极大恐慌和社会混乱。“一二·八之战，沪地人民，唯恐日人施用有悖人道之毒气，此乃由于吾人平素对于毒气之防御无相当准备之故。”这次事变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有必要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研究毒气的防御，以减少民众由于对毒气的了解不足所造成的损害。
北洋大学首先在校刊上刊登有关毒气的防御和治疗方法的文章，普及相关知识。继而在军事工程研究会机械化学研究小组下特设毒气化学研究系。北洋大学教师王子祜撰写了论文《毒气战争概论》，详细介绍了毒气的历史、种类、效用、防毒措施和原理等知识。其中特别提到普通居民遇毒气攻击时，“须立将住室之窗户及其他与外界相通之处，严为封闭(需事前准备)，以免毒气侵入，然后攀登楼上或较高之地，或用浸水或稀薄酉全溶液之手帕，封住口部及鼻孔，权当简单之防毒面具”。
北洋大学的高乃谦教授则在其论文《军用毒气之化学浅说》中详尽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毒气的成分、分子排列、中毒症状等。在他的另一篇论文《军用毒气之防御》中不但
介绍了防毒面具的制作方法及各种应急防护措施，而且前瞻性地提出目前以活性炭为主的防毒措施，是建立在未发现活性炭所不能吸收的毒物之基础上，未来有可能出现针对现有防毒措施的反制办法。“恐将来之毒调必能夺取活性炭素之能力；否则必将以活性炭素为促进化学反应之媒介，而利用其机能，发明适当之混合剂，导致此炭素之上，使面具内起猛烈有毒之化学反应，以资反制。”不仅教师，在校学生齐玉亭也以战场出现率最高的糜烂性毒气为题，在丁绪淮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糜烂性毒气制法及防御}---文。 战争同样引起了北洋大学的学者对于城市供水安全的担忧。作为沿海商埠，天津市是中国较早出现自来水系统的城市之一，早在1898年，英国仁记洋行发起成立了主要以租界内居民为服务对象的“天津自来水公司”，这也是华北地区最早的自来水事业。然而自此以后，天津市自来水事业一直掌握在私人和外国人中。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市内自来水供应商主要有英租界工部局自来水部(原“天津自来水公司”)和济安自来水公司，两家公司均由外资控制。其中济安自来水公司依仗外资特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跨越老城区和各国租界的城市供水系统，垄断了除英租界外几乎全部的城市供水业务。
面对近代中国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这种城市供水完全为外资垄断的现实引起知识界的忧虑。曾经在北洋大学读书的马寅初先生，在《北洋理工季刊》发表论文，指出自来水事业对于城市安全的重要性，并提倡国有以代替私人或外国资本控制。“试想中国各大都市
的自来水，是由私人来办，假设若掌握在几个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