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
1920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
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
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
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
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它们的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6月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成果，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
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
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死》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望，捕捉敌情。1940年，他离家奔赴抗日战场，长年转战南北。他参军以后，童年时代的情景常常浮现在他眼前。于是，他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小说《雨来没有死》，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一位负责语文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管桦，告知他的小说改名《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语文课本。从此，小英雄雨来便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最年轻的抗日组织———抗日儿童团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毛泽东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闻一多治印的故事
有人把闻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赠给有关部门。中新社消息说，这枚玉石印章的边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个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仓坡寓庐。」消息称这是一封抗战「家书」。
这是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孙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抗战胜利后，闻推荐他到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其实就是一段临别赠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书」，固然未尝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边款记录时事友情抒发胸中感慨，则是篆刻艺术的主要特徵之一，现在青年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闻先生治印边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给华罗庚一方图章，边款写著：「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也是夹叙夹议，感慨良多。华罗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是时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他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浦江清特别撰写过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他是「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季镇淮《闻一多年谱》记载说，浦江清教授曾经专门解释过这两句话，说：「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这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由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名噪一时。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补贴家用，但是他治印从来没有影响自己的教学。他在清华，研究学问就很认真。赵俪生《篱槿堂自叙》说「他一回到清华就拚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曾经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紧张，闻一多一度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只见他从容自若，一丝不苟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回忆此事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生活艰难却研究不懈，一九四四年终於完成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这种敬业精神，令人神往。
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治印也反映出他这种形象。陈明远《文化人与钱》有一章《闻一多的经济生活》，其中说到在昆明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的一件事。「一二．一」惨案的祸首李宗黄，竟然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说明两日之内刻好，润例优厚。闻一多根本不予置理，将石料原样退回。这就惹恼了特务，公然把大街上代闻一多治印收件的商店招牌砸烂，以此泄愤。他自己常用的闲章之中，有一枚文曰「叛徒」。他给人题词，常常盖这方印章。别人问他为什麼叫「叛徒」？他说：「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这不正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斗士麼！
邱少云的故事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1931年出生于四川铜梁(今重庆市铜梁县)。13岁那年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1年3月25日，邱少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跨过了鸭绿江。
1952年10月，邱少云所在的连队接受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消灭平康和金化之间的三九一高地的敌军。然而三九一高地地形独特，易守难攻。在敌军和我军阵地之间还有三千多米宽的开阔地，是敌人的炮火封锁区。在这样长距离的炮火下冲击，必会导致我军较大伤亡，影响战斗的顺利进行。上级决定采用隐蔽作战，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夜里，把部队潜伏在敌人阵地的前沿，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要使几百人在敌人眼皮底下隐蔽二十多个小时而不能有一个暴露目标。邱少云和他的战友们毫不畏惧，争相请战。临行前，邱少云下了钢铁誓言：为了战斗的胜利，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深夜，五十多名身披伪装茅草的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那蒿草丛生的开阔地埋伏了下来。
11日清晨，三九一高地上敌方那层层的铁丝网和一簇簇不暴露我军潜伏秘密，观察所里的指挥员当机立断，下令用炮火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次日中午，敌人的燃烧弹引燃了他身边的草丛，这时，他只须打滚翻身即可避免烧身。但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他严守潜伏纪律，忍受着烈火烧身的剧痛，坚持一动不动，像一块巨石。直至壮烈牺牲，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
黄昏来临，出击的时间到了。战友们怀着满腔仇恨，高呼着为战友报仇的口号，排山倒海般地向敌人冲运河。才过了二十分钟，敌人全部被消灭，三九一高地上飘扬起胜利的旗帜。战斗结束后，同志们在邱少云潜伏的位置上，看见他用双手在地上抠出的深深的土坑……1952年10月12日，邱少云牺牲。
40多年来，邱少云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人们却不知道，这样一位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英雄，却差点成了无名英雄。
次日中午时分，敌人向潜伏区打来几发燃烧弹，烈火烧着邱少云的衣服、鞋袜，直至烧遍他的全身，可他至死都是一动不动。
牺牲时，他年仅26岁。
战斗结束后，连队给邱少云报请了三等功，此事似乎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据邱少云生前战友林炳远后来回忆说，那次战斗半个月后进行战斗总结，他和邱少云的指导员王明世一同到师里去汇报。当时，一位组织部门的干事要求王指导员举个具体的人或事来谈谈。
王指导员于是提到了邱少云。并说，在执行任务前进行战前动员时，战士们很激昂，纷纷表了态，可邱少云却闷不吭声，因此连里对他很不放心。于是我找邱少云谈心，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也向我表了态：就是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也不暴露目标，暴露目标就是革命的罪人。
第二天，他向党支部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中他表示：为了战斗胜利，愿贡献自己的一切。
可不曾料到，第二天他便牺牲了，真的用年轻的生命换来了战斗的胜利。
那位干事听了王明世的介绍，非常感动地说：这样的英雄行为，太感人了，三等功不行，应报特等功！
于是，29师政治部立即上报邱少云特等功的报告，报请志愿军司令部批准。
报告引起了志愿军司令部领导的重视。
起初，个别领导认为：邱少云不过是战时特殊死亡，算不上英雄，三等功就可以了。但更多的同志认为他严守纪律，为了整体牺牲自我的精神难能可贵。
后来，意见终于统一了，少数服从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