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
导言 见笔记本
第一讲 社会身份与集团角色
社会身份——主要讨论的是在社会中扮演的公共角色。
几个关注的问题：
1，集团的身份和角色
比如说，士绅的消失——是消失还是转化？
2，权力的分化和结构的关系
比如说士绅和官员的权力是怎样分布的？——中国基层政府行为与士绅阶层的消失的关系。在传统社会，国家和士绅的权力的功能、类别、分化，治权领域的分化。是集权还是分权？
参见费孝通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皇权与绅权》
中国租税关系复杂，农民起义时抗租还是抗税，需要区分看待。
3，官僚和君主的关系 韦伯对于官僚的看法，把官僚放在现代化过程中来看待，他对比的是官僚制与其之前的统治形式——君主制的关系，探讨在从君主制向官僚制转换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官僚除了服务于君之外，还增加了新的服务对象——民，因税收的产生，君主与贵族富人形成对立，最终达成协定，引进官僚系统来执行协定，最终形成“君主——官僚——国民（富人贵族）”的管理模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发生了转型。
韦伯讨论的理想类型：随着时间发展，君权和官僚集团的权力发生分化，君权——》政客，关心权力的获得，通过交易来处理权力，代表支配性利益团体的利益。官僚集团——》公务员，中立于利益团体等冲突派别，稳定于专门的程序，根据资历、考试、技能产生和晋升，服务于国民。虽然官僚系统最终变成一个黑洞，但这一发展比起君主制仍是一个进展。在一些国家，政治变动可以频繁，但国家管理仍井然有序，原因就在于此。
参《叫魂》，孔飞力在韦伯的框架下探讨中国官僚和君主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是挑战了韦伯的理论。专制权力（君权）与常规权力（官僚）在中国并非不能共存，而是相互依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主子和臣之间的关系，君依赖于臣的原因是信息的获得而腻烦与细节，另一方面却对臣权感到不安，因此常通过超越常规权力在社会底层发起运动来重塑权威。臣方面由于没有安全感，采取“跟人而不跟规矩”和消极作为的作风，充分利用自己举荐的权力来编制保护网。君臣运动你来我往，循环往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问题可以被定义为行政问题，行政问题也可以被定义为政治问题。 荐 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
阎步克
4，知识分子
成为皇帝的老师——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古代知识分子没有专业分工，而是高低地位差别。对于文科知识分子（师，圣）是掌握规范性知识的人，与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匠）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和期待。
对近代知识分子角色转变的几大影响：
革命时期，近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一些投身于革命，一些跟随某些政客。革命使得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转化，从“圣哲”到“救国”，从“启蒙”到“革命”。权力和分派取代了知识和自由。李泽厚对此曾进行批判，救亡压倒启蒙。
解放后的政治运动。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对于知识分子产生冲击，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不再是“大师，圣哲”，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发生巨大分化。拥有圣哲目标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并且知识分子共享的价值目标不再专一。技术性增强，政治性淡化。
多元价值
专业分工 市场化 ——》知识分子的变化
第二讲 社会组织
重点：中国社会组织的特点和变化，中国社会组织相对于现代性的组织有什么特点？
1，《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 ——农民村社
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农民村社，其基本特征有三：拥有的土地边界十分清晰；抑制个人的土地扩张；限制资源的流动。
2，韦伯——家长制（亚洲社会）
第一点谈到的主要是对外关系的特征，对内关系的特征主要是家长制，包括如下特点：独一无二的权威人物，一般是实物性而非货币性的报酬，权威人物往往是独裁者，是一种个人化的支配关系，森严的等级制同时又带有家长的温情。
3，许锒光——初级组织与次级组织
研究的视角主要看支配性的组织是什么，是初级组织，次级组织还是转型组织？ 初级组织和次级组织的对比：时间性，初级逐步发展为次级。性质上，初级组织是一种个人化、等级制的关系；次级组织则是非个人化和非等级性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没有发展出标准的次级组织，主体是初级组织。次级组织是民间的、非亲属性质的、自主发展的组织。
中国清末曾出现过次级组织，比如一些自愿的士绅集团、学徒组织、教会、同乡会、茶馆等，但后来的革命扫除了这些组织，最终被自上而下的统一的组织代替。在美国，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与中国不同，其中次级组织起到很大作用。为什么次级组织能够发展出公共利益？
费孝通“差序格局”，亲疏有别，派系和关系结构发展，造成不同派系中间的结构洞（Structure hole）和具有桥梁作用的人。中国的忠诚在于“跟人”而不是跟“某种原则”，但是“跟人”是否也能看作是某种原则。比如群众忠诚于毛，还是其思想体系和原则。
4，庇护关系 参见《礼物》。网状结构，上下级之间“照顾、优惠、保护”与“忠诚、服务、礼物”的交换形成的庇护关系网，相互都有特定的责任与义务，二者是“不平等的友谊”，但整体上是互惠互利的，提供各自所有的资源，交换自己所需的资源，是一种工具性和依赖性的关系，追随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联系对方，而非是因为同意对方的观点，因此是对人不对事的。这种关系是强调信用的，不能容许背叛。给予和要求帮助都是具有正当性的。这种组织的形成，并非由于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各自对资源的需求，这种关系是以个人身份组织起来的关系，团结性和内聚性很高，因此组织化程度高，中心人物的动员能力也很高。这种组织体系可以有效抵抗来自外部的掠夺。
庇护关系VS现代性的公共关系： 个人
非个人 特殊主义
普遍主义 工具性
价值、意识 非正式
法律化、正式 私下
公开 内聚
松散
等级性
职位分工（？美化）
5，组织化依附
《共产主义新传统》，国家通过工厂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国家通过它将权力渗入到社会基层，由此达成自上而下的一统制。如何实现？工人对工厂的组织化依附。
旧传统VS新传统，以1949年为分界：上下分离，士绅控制基层VS国家将权力深入到基层，从上而下控制社会。
V.Shue的意见与他不同，“蜂巢政治” ——》第6点
6，非正式组织 传统组织的现代性与现代功能 第三讲 社会关系/结构
一，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 林南在美国（现代）、台湾（中间）、大陆（传统）三地广发问卷，试图了解三地人际关系的共有模式及差异所在。
边燕杰研究：工人过节去哪儿送礼？能接触到哪些人？
1，西方思想中的重要部分，类似于国家、社会等。
这些研究都得先搞清楚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为什么总是二元分制，如公共、私人，国家、社会，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因为中国哲学是整体性的和谐的哲学，西方哲学则是斗争性的哲学：现实本身和设置的理想社会之间的斗争，正是设置了这种差别，现实向理想推进，才能够前进。如：理想国。
2，公共与私人：
公共——对整体的。大家都可以接近、共享的，不排他的，无区分的，正式的，有共同的规则。
私人——对个人的。排他的，有权利限制，隐蔽的，收敛的，封闭的，非正式的，部分的。
在中国，公共与私人的定义（观念）与西方不同。一个例子，市政府档案馆进入要求介绍信，因为档案馆是公享的，在这里，“公共”的涵义与一般的涵义即“不排他性的”，就不一样了。
3，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
公共关系——符合“公”的条件的关系。 私人关系——符合“私”的条件的关系。
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中心决策点不同：决策点是某种大家共同承认的规则（通常是法律）还是私人？西方学者强调私人关系的发展对个人的保护性作用在于避免强权干涉。
社会学关注的重点是公共关系。韦伯认为，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是现代社会法律的重大进展，它明确了不同领域的规则。
4，社会关系的中立化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虽然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经常移动，但公共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评价现代社会的去个人化？它是一种进步，因为使人摆脱了对于其他人的依赖，由此摆脱了他人对我们的控制。私人关系仅仅是内在的、情感的表达，而公共关系更是基于责任、权力的关系，因而更需要保护。公共关系具有功利性和工具性，“具体是谁”并不重要，私人关系则是个人感情和表达的需要，“具体是谁”很重要。
二，在中国，公共关系和私人关系的混合
这种混合有两个特征：1，规则通用？2，私人关系可扩张到公共关系，用于公共生活；同时公共关系也可扩张到私人领域，两者边界十分暧昧。——》负面影响：利用公共关系为私人牟利，也可利用私人关系为公共事务服务。由此造成的不公正性更大。正面影响：可通过私人关系来服务于公共事务，如在乡村社会。 三，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
波纹型的同心圆。越近中心，越是表达性，不需要送礼；越远于中心，越是功利性，越需要送礼。——》越往外，越被迫。 例如，林南的研究„„
A
B
C
D 四，公共关系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的公共关系有哪些发展？
V.Nee 的论文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前，财富占有基本比较平均，主要集中在公用的机构，由干部掌握再分配权力，如房子、工资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计划使得人们的差别不大。进入市场经济后，财富的再分配权发生变化，主要分配由市场来进行，干部群体的分配权力弱化，Nee预言，当时和未来，干部群体的身份和地位弱化，即掌握政治资源的这些人地位下降。而生产者（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相应上升，他们地位将逐渐强大，占有财富。 中国的社会转型理论：Nee的3个结论——再分配经济VS市场经济
1）资源分配权力变化。改革开放后，再分配权对资源的控制力减弱，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不再由权力掌握，而是由市场掌握，权力的地位下降。 2）市场动力发生变化。再分配经济缺少动力，缺少激励机制，（这个观点受到多方批评），竞争的目标是获得权力，而非创造性的竞争（知识、利润、技术等），也没有保护产权的激励机制。改革开放后，生产者的收入增加，中国的报酬体系慢慢流向“优秀的人”手中。
3）机会结构发生变化。改革以前，唯二的选择——干部or群众，当权者垄断性的权力，机会结构只利于有权者。改革开放以后，垄断性权力减弱了，其他的机会选择增加了，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角色，现在的机会结构更加多元化。 普通人的机会、动力、地位增加，有权者则相反。
由此，Nee认为，中国发展的走向是由再分配走向市场，再分配中的获益者和市场中的获益者是相互弱化的，从公共关系来讲，是一个互克的关系。
对Nee的补充：干部和农民由于共具的某些因素（知识进步，学习，见识）可能都在增加获利机会等。
2， 相反意见，对Nee的批评。
Walder认为，Nee不了解中国。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转型经济虽然发生了类似于Nee陈述的变化，但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并未削弱，反而巩固了国家权力（再分配权力），而非互为弱化的关系。社会财富在哪里？查看国家支出和民间支出的比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
Solinger类似于Walder的看法，提出“新合作机构。”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不同，中国商人缺乏自己的来源等，必须依赖于国家、政府。 3， 社科院陆学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调查与公共社会关系的变化。 十阶层论，哪个阶层掌握着最多的资源？
第四讲 社会行为（主要针对中国）
一， 情景优先/导向
在不同情景下，与权威的交流不同。中国人法律的判决是据情景而定，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身份以及法官对事件的看法。——》由此造成的批评：中国很难建立法制。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情景优先导向在中国社会正在弱化。
„„逻辑关系？两起案件：父母和子女之间联系的纽带是血缘or行为？
二， 情感提升
情感提升意为：尽可能地通过一种方式来调动人们的情感。
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在于，毛很善于在自己的行为中注入情感，而蒋在公众面前则不显露情感，显得很拘谨，因此毛比蒋更容易贴近群众。和远离大众的精英不同的是，毛在情感上贴近大众，唤起和激发大众同样激烈的情感。在根据地、土改运动中，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为群众演戏、诉苦和控诉的方式来激发情感，用这种方式将群众压抑的情绪抒发出来，以此加强了和群众的亲切感。这个模式持续到后来，变成重要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共的法宝，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宣传性的鼓动性的工作。美军的军中娱乐为打扑克消磨时间等，而中国军队则有庞大的文工团。——》共同生活中的情感提升。
国民党的培养重点则精英化，没有那么贴近民众。在西方，情感则是和理性对立的，是非理性的一个部分。
引申：《山楂树之恋》中“纯情”与历史背景的反应，《杜拉拉升职记》电影改编失败在于只抽离除了个人的感情。优秀的影视作品在于透过个人的感情来反映社会和历史，如《平凡的世界》——》我加的~·~ 个人的情感是和社会、道德、经济、乃至政治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主角可爱、能够吸引人？生理上的东西是可以不断被替代的，精神上的原因则是不可替代的。主角相互吸引，走到一起的原因和由来，命运背景是什么——如《断臂山》。中国的文学作品都比较少地关注这一点。
三， 关系依赖
一位西方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在私人关系中，情感反而不如关系重要。中国人能利用家庭成功地做成很多事情，尤其是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这在西方是做不到的。最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能成功地使得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进入一个企业。利用私人关系来促进经济上的成功，这有什么机制？
在中国基层的集体化，表面上的集体的，然而实际上是非正式私有产权的发展。宗族网络在中国的发展最主要的是推动私营企业的发展，市场、信息、集资、雇工、核心决策层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亲属。宗族网络和私营企业的共变关系非常明显。
由此他认为，私人企业能够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和地方官员的暧昧关系，而是家族的网络资源。私人企业越和地方官员关系密切，则越是发展不起来。反之亦然。
在中国，强关系和弱关系在个人求职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信息的提供上，也体现在对于雇主的影响上。
四， 信任
一位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度底，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他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符，由此受到一些批评。
社会资本学者举打保龄球的例子，美国人“独自打保龄球”，由此透露出信任感的下降，社会资本降低。
在传统情况下，约束中国人产生信任的机制是共同的生活、历史以及熟悉程度，后来发展为组织、单位的介绍。单位制弱化之后，社会的信任和约束下降了。很多学者认为，社会的流动和开放造成了信任度的底下。
孩子短期的照看凸显中国人没有公共的信任，请保姆公司还是请自己的熟人和父母。市场机制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在更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个机制，信任的成本和违约的代价制约了信任的发展，如助学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方式不能再用来巩固信任了，而法律成为新的机制。
第五讲 社会秩序模式/模式
引——母亲给姐弟分蛋糕的例子。两种秩序。第一种是有第三方权威存在的秩序，第二种是由当事人双方合约形成的秩序，这种秩序冲突最小。另外一种秩序，永远是让弟弟吃大的，姐姐吃小的。（中国常有的秩序）
一，学者提出，影响秩序的要素： 1）权威（统一的规则） 2）合约
3）对等的关系（冲突最小的秩序存在对等的关系） 4）意识形态（参见“二元整合秩序”）
5）组织（国有企业在基层衰退的例子——国有企业作为基层的一个大细胞，它的兴衰极大地影响到基层的秩序和发展；回忆中国乡村社会，士绅为中心的一系列秩序体系正是通过它所控制的组织来实现的，费孝通提出的
6）权力——不同于权威，专指控制权，尤其是政治控制权《——这个思想来自于《利维坦》经典理论。大多数人统一权力对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两种思想脉络。 7）社会网络/社会关系 如果社会资本多（信任强），那么冲突少，秩序好。
二，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 1，从客观上说，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结构是有正面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单一的社会结构与平均主义思想以及刚性（无法撼动的）的权力和权威——》社会冲突较少。
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异质化和多元性增强，需要一个利益协调机制。——不同的代表能够在机制中提出看法并影响政策，这个机制能够避免冲突极端化。一个秩序并非没有冲突，而是有一个能够协调冲突的机制。
2，从主观上说，为什么这个社会结构会被大家多同意？（目前尚未无统一定论）
社会机构理论的发展：
社会结构是客观的——》社会结构是由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组成。一篇文章提出几个影响结构变迁的steps：先锋者实践（社会上的不同意者）—》正当性阐述—》模仿和扩散—》广泛的认同发生，解释了秩序的变化和演进（秩序为何能和平而非颠覆性的变化）
三，中国社会秩序
引：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人天生不重视秩序，因此社会缺少秩序。 为什么在中国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规则始终不能建立?
张静文章“规则的不确定”，中国的秩序模式不同于西方。
西方是规则模式，事先建立一个强硬的、明确的、公开的规则，用以保护秩序，每个理性人都会衡量，因此秩序增强。——》法制模式 然而中国的模式不同，中国模式被张定义为“利益政治模式”，其中，政治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采取的竞争性的行动，尤其是争取控制权的行动。与规则模式不同的是，利益政治没有一个统一的不可变规则，而是每次都需重新讨价还价，建立规则。竞争输赢是依靠力量、势力的对比来决定，而非恒定的规则来决定。“不是看谁有理，而是看谁有人”，利益倾向于势力大的人。案例中不同的赢家：企业家、村委会、企业主、农民。无法确定哪个群体总是赢家，但可以发现规律，势力大的一方容易成为赢家。——》利益政治模式
为什么法治在中国总是难以实行？——中国文化和历史不允许„„
第六讲 社会思潮
引：法国大罢工的思考-欧洲法团主义-理想类型
西方的利益协调机制：政党提出自己关于国家治理的设想和方案—用这些方案吸引民众—民众基于自己的利益去支持某个政策—政党候选人竞争国家领导人—投票选举来获得领导人职位，直接选举和精英（精英是大众选择而成的）选举一起进行，如有矛盾，由法院裁定。精英-大众-法官的制衡。 这种机制的问题：形成一个长期而言的平衡的机制，通过选择来平衡多方利益。
一，上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史学家马歇尔提出理论——为什么要建立现代福利国家？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国家？
演讲内容：经济的发展以及两极分化，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冲突，代表分别为资方和工会，这种冲突可能使得社会面临着革命的危险。马克思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但是，马克思只注意到了经济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经济机制，在一些强劲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发生革命或大的*，因为有另外两项因素综合了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冲突，其中一个是社会机制——社会福利，另一个是政治机制——投票。1， 社会福利需由国家提供，因为1）福利能够使得弱者得到照顾2）福利来自于公民的权利。因此，社会福利必须是由国家建设的一个公共服务，它综合了权利的不对等，保护和提高弱者的生存，从而使得经济体制能稳定地进步——》暴力变得不重要，有秩序地改变成为主流。他的权力被总结为“公民权责”体制，形成基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体系。
二，中国的状况
中国的情况很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早期的预言，在政治权利的实行上，听证会起着一定作用，但目前的关注主要停留在微观的具体的层面上，其中有意识形态的障碍，理念上的障碍，体制的障碍，也有技术障碍和社会发展的障碍。《——社会的分化和组织化、公开化尚未成熟。
西方学者曾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利益协调机制，只有控制和压制。《——疑问，为什么这种状况不爆发反而能长存？——》寻找社会中存在的不同于西方的利益协调机制：基层工会的作用(虽然较弱但是仍发挥作用)，可以讨论的问题：工人的奖金、分房即其它有关福利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