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思想历程和生活经历间的联系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浅谈张爱玲作品与人生经历
闫雪迎
她，如白玫瑰般孤傲，又如红玫瑰般放恣。
她曾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她曾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她是张爱玲，有着霓虹的绚烂，也有着夜的寂寞。回望时光的剪影，眼前慢慢浮现出她身著旗袍的婀娜背影，孤傲的身姿在昏黄中越走越远，伴着老唱盘旋转的音律，消失在岁月深处。
张爱玲身出名门，自小便表现出文学天赋，而被目为天才。三岁会背唐诗，七岁开始创作小说，十二岁发表了处女作，二十三岁因《沉香屑》而名声鹤起。她的笔尖轻轻扫过黄浦江畔，从此，一座城市为她倾倒。
她是一个矛盾的人，暖色旗袍下是冷色的皮肤。她虽家道中落，却保持着贵族的高傲冷漠；她追求时尚，奉行享乐主义，却又对生活充满悲剧感；她悲天怜人，深感世态炎凉，却又紧闭心扉，与所有人若即若离。她高傲，孤僻、敏感、冷漠。在这种性格的影响下，她的文章交织着“强烈的残酷”与“无奈的悲凉”。从处女作《不幸的她》，到未完无续的遗稿《小团圆》，她的笔尖始终围绕着淡淡的惆怅。由于性格的敏感与过早的成熟，她七岁时便已在文章中探讨家庭与爱情，八岁时尝试了创作乌托邦式的小说。而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她不幸的童年有着很深的联系。父母破碎的婚姻与后母的到来让幼年的她咀嚼了人生的沧桑与炎凉，并深深的影响了她对感情的态度。张爱玲的父亲是保守的旧式贵族，而母亲是留学归来的新派女性。父母之间新旧观念的碰撞最终导致了离婚。这种封建与进步的冲突也明显的表现在了她日后的文学创作之中，她的笔下不乏被封建文化毒害的苦命女子，或在西方物质文化的冲击下导致性格扭曲的脆弱女子。曹七巧、白流苏、葛龙薇„„一个个可叹的女子形象，隐隐折射出她内心的波澜。
她善于将生活艺术化，生命中那些形形色色的过客便成了小说人物的原型。其弟张子静曾说过：“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其实，某些人物的形象也有着她自己的影子。她的笔下少有果断决然的女子，面对感情，她同样不是一个果断的人。在她一生的传奇中，胡兰成是最让她笔尖流连的一页。她的创作随胡兰成到来而绽放得绚丽，又随他的离去而枯萎。在胡兰成之前，她笔下的人物多是畸形的，如《沉香屑》中自我作践的葛龙薇、《心经》中陷入父女恋的小寒、《茉莉香片》中病态暴力的聂传庆。与胡兰成相恋的短短两年中，她的创作达到了巅峰时期，她笔下的人物痴情却迷茫，一如那时的她，如《倾城之恋》中独立倔强的白流苏、《金锁记》中可憎可怜的曹七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天真
奔放的王娇蕊。胡兰成之后，她笔下的人物悲剧惆怅，如《小艾》中孤苦辛劳的小艾、《半生缘》中懦弱绝情的沈世钧，《怨女》中麻木肆意的银娣。张爱玲洞察人物“可笑”背后的“可怜”，揭穿浮华下的腐朽，她对那些小奸小坏、迷茫麻木的女人充满了怜悯。
张爱玲在一九五六年离港赴美。为了钱的写作是没有快乐的。在美国的后半生，张爱玲自言“像狗一样”。那时，为了给瘫痪在床的丈夫赖雅筹钱治病，她努力于英文写作、翻译，在此期间重构修改许多二三十年代的作品。然而，由于对美国社会缺乏了解，她的作品并不为美国人接受。同时，她为香港电影公司创作剧本也久久无人问津。频频碰壁的张爱玲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丈夫离世后，孤身一人的张爱玲的漂泊在美国各个小城市，搬家多达一百八十次，只为躲避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虱子。搬家期间，她放弃了财产，遗失了书信，甚至连晚年的心血《上海花》的译稿也不知所终。最终，她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回顾她的一生，扭曲的母爱、瘫痪的丈夫、对成功强烈的渴望„„似乎重蹈了七巧的命运，
一九二零年，张爱玲降生于一幢旧上海的西式豪宅中。那晚，中秋之月圆得如一枚铜钱，红黄湿晕。经历了黑暗的童年，耀眼的青春，破碎的婚姻，孤独的晚年，身处异国的她，在一九九五年又一个月圆的中秋前夕，悄悄离开这个爬着虱子的世界。
那时的她身著旗袍，静静地躺在华美地毯上，日光灯正照着未完的手稿。窗外的月，还是那么圆，就像杂云轩信纸上落的一滴泪珠。
—— 一滴粉泪，渐渐晕开在泛黄的民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