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与文明(统计学课程心得)]统计学的第一节课老师就给了下马威--写一篇心得体会，思维与文明(统计学课程心得)。于是一个晚上敲完了以下的文字。写得比较仓促，有些东西也木有严肃考证，可能有些错误，如果发现了，欢迎大家指正。其中的观点也仅仅是一家之言，欢迎大家讨论。--思维与文明--从统计学与文科的交汇说开去这并不是我第一次上统计学课程了。大学时，学校秉持通识教育的理念，强迫所有学生或选修或必修了法律、教育学、心理学、社会调查、电子政务，甚至数学、逻辑学、统计学、mis设计等课程--尽管我们仅仅是一帮政治学专业的学生，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密尔、罗尔斯、萨托利、阿伦特等名字觉得无比亲切，但看到回归、方差、内涵逻辑、模态逻辑、模块、流程图就一个头两个大了。曾经也拿着台湾政治学专业的课表反思过我们的专业性到底在哪里?但是自大学毕业三年时间过去了，回看当年，才渐渐体悟到大学课程设计的用心良苦。这些不同学科的交融，不仅仅是增广见闻的途径，仅仅通过一个学期涉猎一个学科，知识的增长显然是有限的。但它们更是对思维的一种训练。认真学习过这些课程，至少思维已不会因高中文理分科的惯性而陷入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主义陷阱中。社会科学有其独有的研究方法，如果你是历史、哲学、文学批评研究、艺术史、宗教研究这些人文专业的学生，用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做研究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对社会科学的学生，尤其是政治学人来说，这样的思维是不上道的，甚至，在我看来，将很难建立适宜取向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听柯老师讲述统计学的来源：统计学statistics的词源源于status,state，最初是对国家的状态作调查研究，它的学科来源包括国势学、政治算数和概率论。--对于政治学与统计学曾有一段如此的交汇有些意外，但细想这也是理所当然。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学研究一直秉承着严肃求知的态度。在苏格拉底的一系列对话中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得真理?他的对话所讨论的问题的往往没有明确的结论，在这里，获致正确结论的方法比结论本身更重要。之后柏拉图《理想国》中蕴藏的演绎思辨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比较分析也成为社会科学思辨研究与经验研究分野的滥觞。这些学术研究的态度体现了西方人独特的思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特殊性到底在哪里?我想，大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西方人的思维具备清晰的理性。西方人追求概念的清晰性、推理的逻辑性，不容模糊、臆测、自相矛盾、胡蒙乱猜。对比中国人的思维，则呈现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它是一种交感似的思维，心得体会《思维与文明(统计学课程心得)》。卡希尔曾说原始人对事物的认识更多地以来情感的统一而不是以来逻辑的法则。如此看来，中国人的思维更趋于原始人的思维。这种思维进一步演化为宇宙生命一体化的思维，或者说一元主义世界观(李泽厚)。二是抽象思维与演绎推理的能力。梭罗曾说：有关真理最明晰最美丽的陈述最终必以数学来描述。西方人重数学，这里的数学不同于中国的算术。例如三角形，中国人也知道三角形的三边和三个内角是怎样一种关系，但中国人是拿尺子量出来的，而希腊人是推理出来的。诚如丹皮尔所说演绎逻辑运用逻辑推理，从归纳法所得出的前提演绎出它的推论，才是真正的科学。从经验到推理，是从工匠到科学家的进步。三是形而上的追求。研究与思考寻根问题，古希腊的哲学强调在大千世界的表象中发现统一的本源、统一的规律。为求知而求知是一种美德。据说由此欧几里得的学生曾问老师：我们研究几何有什么用呢?欧几里得勃然大怒，道：你竟然问我研究几何有什么用?这本身是对学问的亵渎。反观中国，史学、天文学、农学、兵学都以实用为目的，所谓经世致用即如此。必须强调的，西方形而上的追求与中国一元主义世界观是不同的。中国的一是浑然而一的一，西方的是超绝的一，是外在的一，是由它开始单线的二元对立的关系(田辰山)。人类思维的果实是其所孕育的文明。西方的思维习惯在社会领域表现为精确制定规则的能力，创立、更新、反思组织制度的能力。传统中国政治文明中当然也有一套精确的制度，但是那些制度很大程度是非逻辑思维的结果，有许多情感因素、宗教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文明的生成阶段的政治整合和秩序维持中曾借用部落时代的宗教资源，这一原始的思维方式被较完整的保存下来。(杨阳)这也并不是说西方文明并不存在宗教因素，但是他们的宗教因素与政治权力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张力，政教是两分的。辜鸿铭曾言：真正的中国人是指带着孩童般的心灵，过着成年理性生活的人。诚以为然，有着对世界单纯的认知，过着实用主义的生活，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传统有传统的魅力，辜鸿铭对传统中国人投去赞叹的目光，本人也并非批判这样的思维方式。只是认为在中国政治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中国的思维方式或多或少将是一个障碍。现在我们可以从政治学跳回传播学研究。按照传播学界的粗略划分，传播学存在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实证-经验主义学派的分野。就目前观察所得，国内传播学者批判学派占了很大比重，但就目前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套逻辑应该并不占据主流，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反差。最近渐渐明白，这种学术风格的形成一来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关，新左的逻辑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中是相对安全的，二来更与中国大部分传播学者的学科背景相关。中国传播学脱胎于宣传学，而宣传工作者又很多来自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他们从人文思维出发的西马逻辑建立学术框架相对更容易一些。只是本人一直认为，欧洲批判主义学派的研究从人的异化、霸权等概念出发，事实上是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人何以为人?人何以不为人?诸如此类问题--并不是说这类问题不重要，只是以政治学思维来看，我们对强制与自由是有严格界定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强制应该是有国家强力为后盾的，当没有国家的强力，现代人的异化如果是在一种自发的霸权之下被迫形成，这样的状态人应该还是自由的，脱离强制的。在外在强制解除的情况下，人至少能保留表面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等框架，如果以彻底反霸权的逻辑思考问题，反击的是整个现代文明，问题是，当你推翻整个现代文明，是否有更好的文明体系来替代?在中国现代文明因子孕育的当下，以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来看，对现代的文明的反抗是否适宜中国文明发展的期盼?因此，对中国的传播学来说，这种原来的纯文科的学科(更偏向于人文思维的学科)，需要更多社会科学思维的进入，这个过程的完成需要更多的诸如统计学等科学思维的影响。褪除中国国情，传播学研究本身也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学科，以政治传播为例，西方竞选传播研究、舆论极化的测量等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而这依赖于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科学方法的支持。如此看来，不论对传播学本身学科的发展，还是从宏观社会的发展，理性科学的思维还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