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故事是理智的诗
别林斯基称寓言是“理智的诗”。这说明寓言一方面必须是理智(也就是哲理)的，一方面又必须是诗。所以，好的寓言必须富于哲理，又饱含诗意；不仅通过精辟的比喻，形象的故事，使人憬悟其中的道理和教训，还应该蕴含浓郁的诗意，令人反复吟诵，回味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好的寓言就是诗。拉．封登和克雷洛夫的寓言就是用诗体写的。就是散文体的寓言，也必须富于诗意，象散文诗那么美。现在许多寓言作者都朝向哲理与诗意这两个方向努力，是好现象。寓言大抵是讽刺的，但也是歌颂的。寓言讽刺黑暗，就是歌颂光明；讽刺邪恶，就是歌颂善良；讽刺虚伪，就是歌颂真诚。所以，寓言不仅要深恶痛绝地抨击和揭露伪、恶、丑，而且要热情地赞扬和歌颂真、善、美。寓言作者应该大胆追求、勇敢探索更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创造出崭新的为人民群众喜爱的寓言。 有人认为现在不需要寓言了，因为在专制统治时代，言论不自由，心里有话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必须转弯抹角，旁敲侧击，隐约其词，所以产生了寓言。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时代，讲话可以开诚布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必还要什么寓言。这是他们不了解寓言这种文学形式的特点与作用的缘故。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实行的，人们的思想还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和锻炼。何况寓言还有着其它任何形式的文学代替不了的艺术特色。那么现在需要不需要寓言?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需要。不仅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只要生活里还有不合理的事情，寓言就会存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也就需要寓言。只要人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艺术欣赏，也就需要寓言。
我国现代寓言的创作，一方面是继承了我国古代寓言的优秀传统，一方面是接受了外国寓言的影响。从“五四”以来就产生了不少新的寓言作品。这里特别要提到冯雪峰同志，他是我国创作新寓言历史较早、数量较多、成就较大的作家。他在创作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勇敢的创造。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之间，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开始运用寓言这个文学形式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他的寓言寓意深刻，充满现实主义精神，针对性和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