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传统的当代呈现与东亚价值观重构
孙英春
2013-2-17 14:40:57 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07年2期
作者简介：孙英春，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与国际关系研究。
内容提要：东亚传统是本地区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选择的不容回避的基本背景，在东亚共有传统和认知的基础上，重构适合自身和全球社会共同利益的东亚价值观，不仅利于提升东亚各国和人民在“东亚”这个“想像的共同体”内的文化共性和认同，促进东亚内部多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也堪为东亚为建设“和谐世界”贡献的一种积极的“东方式”文化交往理念。本文同时指出，东亚价值观的当代重构应立足于东亚共有传统和价值系统，积极吸收世界不同文化的优秀成果，并通过参与世界文化的整体性建设为全球文化提供普世性内容，从而验证和焕发其生命力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弘扬。
关 键 词：东亚传统 东亚价值观 “和谐世界”
作为前近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东亚多元与统一并存的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了本地区在21世纪进行文化选择和秩序建构的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背景，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的东亚腾飞潮流，造就了东亚国家对自身传统的信心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态势。基于当前东亚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东亚地区主义诉求的“东亚共同体”的发展道路虽然仍是曲折漫长，但是本着东亚共有传统的考量，在东亚各国共有认知的基础上，重构适合自身及全球社会共同利益的东亚价值观，将成为东亚扩大地区影响、建立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形象的重要观念基础，提升东亚各国和人民在“东亚”这个“想像的共同体”中的文化共性和认同，也堪为向世界贡献的一种积极的“东方式”文化交往理念。
一、东亚传统的当代呈现
东亚文化的历史跨越了广阔的时空范围，是东亚民族共同参与创建的独特文化形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几个世纪里，东亚文化一直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峰，其历史积淀、悠久传统和精神气质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并为西方文明的发端和繁荣提供了重要借鉴。不过进入近代社会尤其是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发生以来，西方现代文化在全球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向全球扩张，同时也在不间断地利用西方价值观去改造其势力所至的每一个地方。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东亚国家纷纷向西方学习，无论是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价值观层面，都以西方为标准和楷模，对自身的文明和传统进行着全方位的颠覆、批判和改造。不可避免地，东亚文化的自主、自立、自尊、自信的主体性受到了严重挫伤，东亚传统也时刻徘徊在全面失落的边缘。
经过一段动荡的历史进路，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方现代文化不是世界文化的惟一归属，西方现代价值观不能寄托人类对于现实和未来的精神期盼。工业化对生态系统的大规模破坏，商业化对精神生活的深层次侵蚀，民主化过程中的独断专行，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无情蔑视，等等，无不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全球社会面临困境的征兆。[1] (P10)波兰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甚至断言：西方“高度的文明”与“高度的野蛮”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科学培育出的理性计算精神是冷冰冰的、斤斤计较的，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则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也日益趋向于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总之，“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2] (封底页)许多西方学者也在思考：在帝国统治和殖民历史一去不返的前提下，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更加值得期待。法国学者莫兰(Edgar Morin)就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盲目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人类道德和心理的迟钝，科学技术在促进了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在造成新的不平等，给人类带来了紧张、危害乃至死亡。人类需要的不是帝国世界，而是通过“统治—解放”的双重过程去创造一个和谐、均衡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突如其来的跃进”、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同时也需要建立一个文化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3] 基于类似的种种反思，“全球多元化”的观点在近年来逐步占据了“欧洲中心论”的领地，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洪流。这种“多元化”有着并行不悖的两翼：从经济上讲，是全球一体化与地区集团化的同步发展；从价值观上讲，则是全球价值的认同和本土价值观的复兴。
当前东亚的经济成就已构成了世界经济的重要一级，东亚各国也已完成或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变革给东亚秩序和文化选择带来的挑战，必须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审视东亚传统的时代价值与未来发展，提升东亚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呼唤东亚价值观的复兴。从文化内涵和地域覆盖来看，东亚作为世界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前重要的区域历史一元(regional historical unit)，虽然受到人文地理以及东亚文化相融过程中的历史特性等因素影响而造成了一定的差异，但其内部稳定的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的共同体意识足以充当建构共同文化认同的基础。构成东亚传统之同一性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对这一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儒家文化，历史地看，儒家文化的效用使中国文化从汉唐直到明朝前期，一直被世界公认为是最安定、最优秀的文化，“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模式、社会机能及其文化品位都处于世界的前列，中国文化自然在世界上保持了一种高势能”。[4] (P624)东亚传统中也同样包蕴着具有世界性与现代性的成分，譬如，中国的科举制就曾启发英美国家抛弃了政党分肥制，建立起廉洁高效的现代文官制度；日本的浮世绘也给法国的印象画派以影响，滋养了欧洲的艺术。所以有论者指出，“过去向黑暗中的西欧精神提供再生希望之光的是东方的智慧，同理，能够向正在没落的西欧精神注入觉醒的新能量的也是亚洲”。[5] 特别是在20世纪后期持续演进的东亚崛起中，注重精神价值、集体利益的传统东亚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持，不仅验证了东亚各国和人民在“东亚”这个“想像的共同体”内的文化共性和认同基础，也使当代背景下的东亚文化具有了崭新的意义与价值。
21世纪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的时代、要建设持久的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世界，必须要建立一种能够使不同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正如200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阐述“和谐世界”思想时指出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由于东亚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具有众多普世性的内容，人们有理由期待东亚文化为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做出更多贡献，扮演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更为重要的角色。针对长久以来西方文化全球扩张对东亚秩序和文化选择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东亚各国正在共同面临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即在总结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全球眼光和文化同源意识，在完善东亚内部文化与秩序建设的基础上推动东亚文化走向世界。人们也有理由期待，东亚传统的当代呈现，能够为批判和矫正人类社会的现代弊病提供思想资源，与其他文化一起共同化解人类面对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为人类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二、东亚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它是人们行为选择的基本动力，也是特定文化群体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的体现。近代以来，东亚民族的先进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力图使自身文化向现代转化，先后提出了全盘西化、互为体用、宏观继承、抽象继承、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文化整合的主张，都在试图给一个多世纪以来东亚文化面对的困境一个落实和安顿，试图让东亚传统的积淀发挥出自信和有效的生命智慧。在这些文化整合方法的背后，都有一个价值观选择的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就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和价值取向。
从文化谱系而言，传统的东亚价值观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东亚地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受到儒家、佛教、道教等思想的深刻影响，注重独立和谐、共生共赢、尊义重利，既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也呼吁积极入世，提倡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奉行工作伦理和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了为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外，东亚传统中强调包容性、注重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类活动应理性而节制、崇尚精神价值及稳定和平的核心价值已经显示了极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即使这些特征并没有以同一的形式存在，但它们已与以工业体系为制度特征、以工业化精神为核心价值的西方现代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东亚模式”的形成与完善提供着重要的价值支撑，费正清就指出：“东亚人的自我约束力和工作道德足以使加尔文主义及其献身教育的精神黯然失色”。[6] (P2)
东亚价值观是一种以东亚民族和国家为主体的意识，也是建立在东亚各个区域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基础上的东亚人要求改变世界不均衡、不公正、不平等状况的一种自我觉醒，意蕴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忧患意识，期待着东亚文化实现进入世界文明体系中心的地位转换。东亚价值观的主体意识充分展现在独立和自由意识之中，激扬着东亚“自做主宰”的精神。东亚价值观的当代重构，将帮助东亚民族和国家重新认识自身传统，摒弃“依赖意识”，正确地对待东亚自身及其之外的世界文化。近年来，东亚一些知识分子秉持着对东亚儒家传统的强烈自信，甚至呼吁将反映东亚特有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文化方位的东亚价值观作为21世纪世界文化主流的方案，呼吁东亚国家要在维护东亚文化传统、保护文化遗产、传播东亚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加强合作，并且要向年轻一代灌输东亚认同感和自豪感，如龚鹏程所说：“当今东亚价值观的建设应该改变过去努力使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相一致的做法，而应保持东方文化原有的价值系统，为批判和矫正现代化弊病提供思想资源。”[7]
儒家思想是东亚价值观的观念基础和思想资源，近年来对东亚价值观关注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东亚儒家传统的复活。中西方学界也普遍认为，东亚传统中的儒家思想崇尚身心内外的宁静和谐，重视德性、重视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对于克服后工业社会的精神空虚和信仰危机有普遍价值，而中国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以及“天下一家”的精神所具有的和平秉性和道义精神，也是西方文化需要补足和学习的。美国学者里夫金(Jeremy Rifkin)即指出，“正在廓清的欧洲思想框架同中国思想框架之间的交融，将会对全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8] (P2)譬如，以儒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崇尚人际关系的和谐，它所具有的“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关注人类命运的道德理念，堪为人类价值观整合的基点。再比如，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价值追求，不仅有助于化解当前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肉体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帮助人们寻求安身立命之道，而且可以作为21世纪现代价值观的生长点。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晚年会关注《道德经》中的中国思想，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要到中国来谈论“宽恕”问题。
东亚价值观也蕴涵着一种忧患意识，并因忧患而具有深重的批判意识、反省意识。滥觞于20世纪后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引发了许多全球性问题：地区冲突不断，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各种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诸如核威胁、全球气候变暖、人口爆炸、粮食匮乏、南北差距、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不仅超出了原来的区域性质，而且严重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存。与西方国家一样，东亚也面临着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想的迷失、伦理道德的失落、精神家园的崩溃和文化选择的迷惑等重大现代性挑战。毋庸置疑，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调整中反省、批判和传承东亚的历史文化传统？如何呈现东亚价值观在21世纪的全球效用？东亚文化如何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出贡献？这些问题需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共识与切实的合作，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伦理约束的需要，东亚价值观的重构恰当其时。
三、面向“和谐世界”的东亚价值观重构
东亚价值观的现代转化，既是东亚国家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东亚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进行思考后做出的必然选择，体现了时代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东亚各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东亚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这一伟大的历史过程必然会对东亚传统和东亚价值观的存在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提出新的要求。作为规范和指导东亚文化未来道路的依据，东亚传统的呈现和东亚价值观的重构，应当以担当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忧患为己任，立足于将东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意识转变为人类的责任意识，焕发对世界前沿问题发表东亚主张的信心。
面对这样一项繁巨的任务，东亚国家应在共有认知和奋斗目标基础上形成合力，以建设“和谐世界”为共同旨归，以东亚价值观的现代化和“理性化”重构为途径来提升文化共性，强化共有的文化认同，促进东亚内部的对话及国家间的合作。这也是源自东亚传统的“和谐”理念所给予的启示，正所谓“亲仁善邻”、“近者说，远者来”。客观而言，东亚各个国家和民族并不缺乏这样的责任意识和信心，但缺乏的是集体协同，缺乏的是共有认识和奋斗目标基础上的合作。东亚价值观的现代和理性化重构，则可以成为一种促进东亚内部对话与合作的路径，使之共同面对东亚自身以及全球问题的挑战，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毕竟，构建“和谐世界”不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需要不同国家紧密团结、共同维护。东亚区域内的共识与合作意义也就凸现于此。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皮尔逊(Lester Pearson)就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化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必须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9] (P372)一幅可以期待的图景是：东亚价值观蕴涵的独立和谐、平等合作和共生共赢的精神能够适应高度技术化的全球社会中多元文化共存的需要；东亚国家也能够共同秉持“和谐”这个文化交往的金规则，实现东亚文化秩序的重构以及与全球体系的共荣，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东亚”和“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思想的实质在于不同国家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寻求的是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以构建“和谐世界”为旨归的东亚价值观，也堪为一种鲜明、积极的“东方式”文化交往理念，其核心内涵在于：文化传承与文化交往不能拘泥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范围内，而是更多地纳入了世界的版图。由此来看，针对构建“和谐世界”的现实需要，东亚价值观的重构必须凭借以对话、交往为中心内容的新理性精神与西方文化对话、融通，不仅要看到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影响，更要以“他者”为促进自己发展的外部刺激力量和丰富资源。这里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创造和精神财富创造的过程及成果的体现，只有不断地充实于全人类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并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行不断的交流、融合，才能得到继续前行的动力。
毕竟，面临现实语境中的文化抉择，不是简单的退守便能解决的。正确对待东亚自身及其之外的世界文化，承认“他者”的合理性，不仅为反思东亚文化的价值，亦为东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正如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说，“只要交往参与者没有建立起相互承认的关系，并接受对方的视角，一同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传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共识”。[10] (P148)事实上，东亚文化能历经几千年而仍然生机盎然，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多元文化的对话与合作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历史经验表明，作为达成理解与宽容，增加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维护人类文明成就的重要手段，文化对话始终具有重大和持续性的影响，通过对话来考虑文化多样性以及相互参照的可能性，是建立新世纪的区域与全球文化秩序的重要内容。
21世纪的历史进路让所有文化都共同面临着一个时代命题：如何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延续和更新自身的使命？在一个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经济运行规则日趋统一的环境中，对共同道德规范、共同价值标准的建构日趋紧迫，似乎在要求所有的文化都要向着这一目标转型，都要无条件地交出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不过，历史经验表明，轻视传统是没有生命力的，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必然处于不利的位置，对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珍视，应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在全球化大潮中生存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尺。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坚决反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完全照搬西方，在他看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如果接受自己处于低等文化模式的逻辑假设，并认为发展的最好模式是抄袭高等的国家，那么这些边缘国家根本不能达到目的。[11] (P46)更何况，西方世界内部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已说明，任何一国的现代发展都无法脱离其自身的历史实际。只不过，后发展国家总要面对美国文化学者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困惑：“必须共同努力向现代化的高地发起冲击，同时也必须共同坚持传统的精髓；而在另一层面上，又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是，应该从哪个方向上向现代化的高地发起冲击，传统的精髓又是什么。”[12] (P368)换言之，现代化与传统并不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过，哪些传统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哪些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哪些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严重的障碍，等等，需要结合当下东亚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做出更为具体的评估。
进一步说，东亚价值观的重构应以反思东亚文化传统为形成共同认知的基础，既要立足于传统价值系统的传承，更要积极吸收世界各种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和优化自己的文化内涵，才可能具有强劲、持久的适应力和影响力。当前，人们普遍担忧的是，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固有矛盾，使东亚价值观何以可能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无法回避。[13] 这就意味着，东亚价值观的效用能否继续呈现，关键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实现传统与现代性的接轨，以及与西方文明和世界文化的有效对话，取决于它能否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竞争和博弈中确证自己的合法性及其对世界影响和作用的有效性。
东亚价值观的重构已经历经了几代人步履蹒跚的奋斗，也在不断接受着自由主义、民主精神、文化多样性、市场理念、科学导向等现代思想的影响，如果能够创造性地解决东亚传统与现代人的生命力、自我实现意志以及创造力的冲突，必将构成一种不仅适应东亚现代化，促进整个东亚繁荣和发展，而且为世界所包容的“新东亚文化”的内核。当前，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强化，都使得东亚更广泛、更深刻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东亚价值观的现代性追求，既要放眼全球，与普世价值保持一致，又不能迷失自性，与东亚传统完全脱节。毕竟，现代化是人类共同追求的远景目标，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增加人类福祉，弘扬人类精神以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使整个世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互动成为人类的未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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