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
——论反腐倡廉
当我们回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六十余年的辉煌历程就不难发现，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革命史、建设史，同时也是一部反腐倡廉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在她的执政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葆党的先进性。
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是在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还不能做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的健全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这就使得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可观的条件和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和和分配方式等发生的深刻变化，给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我们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不折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而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权利运作缺乏透明度，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就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从分配制度的变化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有利于调动
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公务员对收入差别较大的现象不满意，产生心理失衡，这也是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变革阶段，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虽然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本质的区别，但由于经济体制转换的时间短、进程快、体制结构制度方面存在不少漏洞，也造成了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
除上述种种客观原因外，工作中存在的不少缺点和问题也是一些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比如，至今仍有个别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对立起来，抓反腐败斗争只停留在开会、讲话、发文件上，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个别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等等。
应该说，这几年来，我国的反腐败的确在是在动真格的，的确是在向纵深发展，刑不上大夫早就成了历史。就以2003年为例，中纪委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不下十人，他们包括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合会会长潘广田，原辽宁省高级人民院院长田
凤歧，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原浙江省副省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钟麓，原安徽省副省长兼阜阳市市委书记王怀忠，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等。然而，对腐败分子来说，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他们的态度是你打你的，我贪我的，“前腐后继”，腐败状况仍旧不容乐观。
反腐倡廉，重在制度建设。邓小平同志曾说，有了一个好的制度，好人可以充分做好事，坏人无法做坏事，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好人不仅无法做好事，有时还会变坏。反腐倡廉中，制度设计的好坏，制度设计的完备与否直接关系到党风、政风，关系到国家大业和政治的长治久安，更关系到每一个公务员及领导干部的政治廉洁与职业操守。上世纪90年代，“源头反腐”和“制度反腐”被提出，199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即明确要求“健全制度，完善监督制约体制，从源头上、机制上预防和惩治腐败”。今年初，中纪委更是提出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加进重点突破，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这就充分说明了制度反腐的必要性、紧迫性及重要性。
新阶段的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顺应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趋势，利用网络技术着力构筑反腐倡廉的全新平台，努力实现体制反腐和网络监督的无缝对接。因此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1）注重互联网反腐倡廉核心网站的建设。当前，我国反腐倡廉网站的主体正由政府机构向商业机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方向发展，网站的制作也由专业人员向业余爱好者转移，要重视这种发展变化趋势，正确领导和培育出多种多样的反腐倡廉网站;（2）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只有切实加强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素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做好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3）设立电子举报信箱，举报在反腐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发挥举报的力量对于有效打击腐败尤为重要；（4）提供监督平台，利用网络把预防对象的岗位职责、易发职务犯罪及腐败的薄弱环节等一系列资料上网公布，使公众充分了解监督对象和监督内容，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