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与领导沟通相处：
小心说话而且要「说好话」，话说出口之前先思考一下，不要莽莽撞撞的脱口而出。事情再怎么急迫，也要清楚的让大家知道问题以及来龙去脉，但往往是越急越说不清楚，反而耽误了时间.急事，慢慢地说 .大事，清楚地说 .小事，幽默地说 .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 .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 .做不到的事，别乱说 .伤害人的事，不能说 .别人的事，小心地说 .现在的事，做了再说 .探讨领导者对上级交际，在一些人的眼睛里，似乎不可思议，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领导者都有自己的上级，连长上面有营长，营长上面有团长，团长上面有师长：乡长上面有县长，县长上面有省长；科长上面有处长，处长上面有局长，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尤其是现代社会，位至极尊的领导者属凤毛麟角。就是选举的国家元首，也受到国会、议会、选民的制约。因此，有必要研究领导者的对上交际艺术。 在社会上经常可以碰到一些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具有领导才能和良好的领导品质，在部属中也具有较高的威信，同事也能友好相处，但是却和上级处理不好关系。这其中除了上级的原因之外，如果从自身找毛病，角色行为不当也是非常突出的原因。 对上级交际不当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绝对服从型。这种人对上级的意见不管正确与否都唯命是从，很像赵树理笔下的那个农会主席张得贵对待老村长阎恒元的态度；“张得贵，真好汉，跟着恒元舌头转，恒元说个‘长’，得贵说‘不短’，恒元说个‘方’，得贵说‘不圆’，恒元说‘沙锅能捣蒜’，得贵就说‘打不烂’，恒元说‘公鸡能下蛋’，得贵就说‘亲眼见’”。
二是投其所好型。这种人对上司察言观色，专门会仰上级鼻息出气。上级说是“鹿”，他绝不说是“马”。隋炀帝的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裴蕴办案看主子的态度，“若欲罪者，则屈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虞世基因为“帝恶闻贼盗”，他就报喜不报忧，明明下面是火急报警，他却奏称，“鼠窃狗盗”行将除尽，“愿陛下勿以介怀”。
三是不言可否型。小说家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王仁和相国文韶，人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荣禄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垂问，王仍笑。因太后曰：‘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一害怕得罪上级，遇事不置可否，这种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四是回避领导型。有一部分人自己虽然也是领导者，但是却非常怕见自己的上司，遇见上级领导则绕道走。这种人或怕接近上级领导者有“拍马之嫌”，或因有“自我防卫心理”，害怕上级发现自己的短处，或因与上级之间有心理间隙，等等。不管其原因如何，此种交往不利于上下级之间心理沟通。
五是遇事对抗型。这种人与上级产生了抵触情绪，因此对上级采取排斥、抗拒行为，不管上级对与错，都寻机向上级“发难”，拒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命令，和上级经常发生矛盾冲突。 六是评头晶足型。有的人对上级的指示虽然也执行，但不管指示是否正确，总爱挑三拣四，评头品足。这种晶评虽然有时在理，但经常采取此种行为，不仅会使上级产生厌烦心理，而且会在下级中引起不良倾向，使本单位出现一批“评论员”，减少组织内的实干家。这样对组织的发展是没有多大益处的。
学习改变命运：
贺德全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为了尊重文中主人公的意愿，文中所有的人均为化名。
大概是一九八四年吧，那年的高考，小邹仅差几分而未上录取线，那个年代，由于还没有提倡“教育产业化”，高校不收自费生(不过，就是有招自费生，小邹也读不起)，小邹只得承认现实：落榜。小邹从小在农村长大，幼年时，他所在的大队(现在称“村”——笔者注)来了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给封闭的山村带去了外面的信息，他喜欢与知青们聊天拉呱，从中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七十年代末，知青们都陆续返城后，他记住了一位知青朋友给他的一句临别赠言，“争取考上大学，能否考上大学，是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水岭”。于是他发愤念书，为了改变命运。可是，命运并不青睐于他，高考成绩不理想，他在哭过之后，就和父亲下田劳动了。
在这里不得不提小邹的班主任高老师。高老师是闽北山区一个公社(现在称“乡”) 的中学老师，在山区从教多年，有着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凭高老师对小邹的观察，他敏锐地感觉到小邹是个有潜力和前途的学生：学习勤奋，自强不息。此次高考未能考出好成绩可能与他在考场上临场发挥不佳有关，如果就这样放弃了追求，回到农村务农，那太可惜了。于是高老师专门走访了小邹家里，与小邹的父母讲明，愿意无偿让小邹到学校去“回炉”学习，就在他的班，由他亲自辅导，争取明天考上大学。就这样，小邹又一次到公社的中学，开始了人生关键的一次学习。
小邹在补习期间，吃住在高老师家里，白天上课，晚上，高老师在批改完学生的作业之后，就为小邹补习。高老师还有一个女儿，也在高老师那个班读高三。同样是白天上课，晚上与小邹一起在高老师指导下复习功课。久而久之，小邹与高老师的女儿产生了朦胧的爱情(初恋)。高老师发现后，并不象其他家长那样，粗暴干涉，或把小邹赶回去，而是非常坦率得把小邹和自己的女儿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你们俩谈恋爱，我不反对，但你们只有双双考上大学之后，我才会同意让你们结婚”。在老师的激励之下，小邹和高老师的女儿就互相勉励，用功学习。一年后，双双考上大学，小邹考上了厦门大学，高老师的女儿考上了福建师范大学，皆大欢喜。
由于小邹和高老师的女儿不在一个大学学习，“恋爱”的感觉淡漠了。最后，他们就以兄妹相称。
小邹大学毕业那年，中国刚发生了一场“学运”，当时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大多未留在北京(全部离开北京)，于是，小邹这个厦大的毕业生，就自然“补充”分配到了北京，在某大型国有企业当秘书，不久就调到报社当了记者。
后来，小邹在北京找了个北京姑娘谈恋爱，结婚前，小邹与他女朋友(北京姑娘)一起到他家乡(闽北一个偏僻的山乡)看望父母，在家里住了两天后，他女友便再也无法住下去了，嚷嚷着要回北京，原因很简单，农村的生活太艰苦，而且又脏，她实在无法适应„„。他们便匆匆回到北京。结婚后，小邹的妻子(就是那个北京姑娘)对小邹讲，你父母在农村生活那么艰苦，应把他们接到北京来。于是，他们将小邹父母接到北京居住。而且还把小邹的弟弟也从闽北山区接到北京，现在小邹的弟弟也在北京工作了。
一个人读书，“出人头地”，全家都因此而“沾光”。知识改变命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