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精神重建与制度创新
再过两年，作为中国现代大学象征的北京大学将迎来百年诞辰。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和现代大学的建立，始于本世纪初，大致是前五十年学习美、日，后四十年模仿苏联的历史。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新的一轮改革和冲击。这是中国历史上高等院校发展最快、数量最多的时期。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 所，在校生11，65万人；1978年，共有高等学校598 所，在校生86万人；1993年，高等学校已达1075所，在校生279 万人。八十年代中期，曾有每三天出现一所大学、年增一百多所的盛况。同时，这也是大学的形象和概念最为模糊的时期，从企业的职工大学、民办的走读大学，直到清华、北大、均名之为大学。一大批建于五十年代的专门学院争相升格更名，改称为大学，出现了诸如邮电大学、化工大学、外国语大学之类名称奇怪的大学。于是，企图澄清大学的形象，发挥大学的精神，必先为大学正名。 ◎大学的理念
大学的概念原本并不模糊，无论中外，高等教育大致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多学院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设于大学之中或独立设置的专门学院（cllege），以及学制较短，以实用科目和职业训练为主的社区学院、专修学校、专科学校等。大学在我国虽泛指中等以上的教育（如“上大学”、“大学生”词义中的大学），其特指则是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之类的文理科综合性学府。
西方关于大学的理念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以培养“有教养的人”、“高贵的人”为目标、贵族式的博雅教育，以及中世纪大学以方法、逻辑学、修辞学、几何、算术、音乐和天文学等“七艺”为主要内容，培养“全能的人”为目标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近世以来，这种教育理想是以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 ，亦译作通才教育）而闻名的。19世纪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首先将其定义为文理兼备的普通教育，以另于那种专门性的、职业的和技术性的课程和教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教育得以从人文学科中分化出来并与人文教育并驾齐驱。因而，它同样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科学教育的奠基人，德国教育家洪堡将教授和学生都看作是纯粹科学的仆人，认为“大学的真正成就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精神上的完善。”欧洲古典大学传统在美洲大陆的传播，赋予大学前所未有的功利价值，促进了科学教育、专业教育和应用学科的发展，大学也不容置疑地成为国家发展的工具和实现个人功利的途径。然而，这种功利主义并非毫无节制，杜威在系统地赋予教育功利主义价值之时，也指出“一种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会将任何程度的职业训练与社会、道德及科学的边疆教育相隔离”，因为教育有两个同样重要的理想，即“个人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效率”；指出“确保文理学院在民主社会中承担适当职能的问题，也就是务必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西方教育思潮和大学教育的改革，就是一部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不断冲突、校正、互为制衡的此起彼伏的二重奏，这种现象被称为“教育的钟摆”.中国在清末引进西学和西方教育，虽有富国强兵的急切动机，以发展实科教育为主，但在大学的建设上仍较好地保持了西方大学的面貌。民国初颁布的《大学令》，称“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按照西方大学的通例，1929年颁布的《大学规程》、《大学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这种通行的分类，对名份的重视和强调，旨在突出大学的独特功能和属性，蔡科学时报：真正的大学精神比任何排行榜都重要
近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和中国校友会两家民间机构，几乎同时公布了各自最新的大学排行榜，从而又掀起新一轮的舆论潮。有专家对排名机构发出质疑，还有的学者惊呼：当今大学排行榜已俨然成为一种“教育产业”(新华网1月23日)。
现在中国的大学排行榜版本之多、发表速度之快和影响之大，都远远超出此前的一二十年。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民间机构的评估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毕竟为大学教育的消费者提供了信息和具体指导，打破了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独自掌握和发布信息的局面，是制度的创新和突破。但在笔者看来，重塑大学精神比任何排行榜都重要。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提倡“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这不单是北大的精神，也应该是所有大学的精神。面对浮躁的社会，大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不应以流俗的是非为是非，更不应以流俗的价值标准取代自身的精神价值追求。可是，今天有哪所大学还葆有这样的精神？
我们姑且不说，今日的大学在市场化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下，丧失了学术殿堂的尊严，成为一个名利场；也不说师生关系早已疏远异化，在高校中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呼为“老板”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单说大学校长，试看今日之国中，大学校长中有多少人身上还保持着真正的大学精神呢？
笔者想起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内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三校公推梅贻琦先生为联大校长。初到昆明，联大既无校舍，又缺钱米，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了很大支持。一天，龙云拜访梅校长，说他的孩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留龙云吃饭，请潘光旦教务长作陪，要潘派老师晚上去辅导龙的孩子，等明年再考，还要龙主席付家教费。
梅贻琦先生性格温和，而风骨刚强、不畏权贵、坚持原则。这才是先哲的风范，后人的楷模。记得去年教育界的几位专家在一篇文章中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能够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他们严肃地建议设立“大学校长尊严奖”，“条件只有一个，即能顶住任何高官、大款的压力，不招一个不合格的学生!”
可见，真正的大学精神在最应该葆有这种精神的大学校长身上，也已经难以寻觅了。这不但是某个校长的悲哀，更是中国大学的不幸。当有些大学两眼盯着大学排行榜，甚至不惜进行暗箱操作时，笔者想善意地提醒一下：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大学排行榜，而是真正的大学精神。重塑大学精神比任何排行榜都重要!
蒋家平：论大学精神及其创新
一、关于大学精神的内涵
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是精神层次的文化的建设,其目标是,在师生员工长期的教学、科研等实践中,形成一种以大学文化为主体的理想、信念、价值目标和相应的观念体系为代表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而大学精神则是对学校品格、个性、精神、理想、信念、价值观等精神文化建设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整合,一般可以用言简意赅且富有哲理的语言形式加以概括和表达,是现代意识与大学个性相结合,能够被广大师生员工普遍认同,并广泛渗透在学校传统、校风、目标追求、道德规范、领导作风、教风学风等方面的群体意识和精神力量。
具体来说,大学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大学价值观:这里的价值观指的是大学师生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心理趋向和文化定势,是全体师生或多数师生一致赞同的关于大学意义的终极判断。对于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国家的大学来说,其价值观也不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石,文化的所有内容都是在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
二是大学理想和目标:在价值观的宏观指导下,大学还必须以国际国内经济、科技、教育发展趋势为引导,以尊重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为保证,以学校自身客观条件为基础,以满足国家需求为目标,脚踏实地地形成自身的发展目标和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并将其灌输到全体师生中去,形成全体师生或大多数师生认可的、并愿意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和目标。
三是大学核心理念:为了实现大学的共同理想和目标,大学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必须大力发展学校各项事业,为了凝心聚力共赴美好前程,必须要求全体师生遵守某些关键信条。如德国柏林大学的大学理念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统一:大学活动的非政治性质与大学建制的国立地位的统一,科学体系的内在完整性和科学对整个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启蒙意义的统一,教学和研究的统一。
四是大学组织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办学理念,还必须为目标的实现和组织实施提供强有力的规范和制度的支撑和保证,也就是要形成全体师生共同遵守的纪律性约束——组织信念,使得大多数师生自觉地认识到自身的行为与学校整体目标和任务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遵守共同的组织信念。
大学精神的内涵丰富多彩,并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即“价值→目标→手段→规则“层层递进,都是围绕在价值观的指导下如何有效实现共同目标演绎而成的。这种鲜明的目的性使得大学精神内涵的各个方面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学精神作为大学师生群体在价值认识基础上积淀成的深层心理结构和信念,对于大学师生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确立价值取向和追求、规范行为模式和方式,以及对大学整体的改革、发展和稳定,都能起到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作用集中体现在它的凝聚、导向、规范、激励、调适、辐射的功能上。
二、关于大学精神的培育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