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生”的归国生活
本报记者 胡金迪
在黄骅市南排河镇，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开始流行一种被称为“研修生”的出国修学务工活动，发展到现在，这个镇从18岁到30岁甚至40多岁的青年尤其是女性，都对“出国”这条路子十分追宠，而在南排河镇，“研修生”派遣也作为政府的一项专项工作，设立了专门的劳务输出站进行管理。
家住黄骅市南排河镇前范村的胡杰就是这些赴日“研修生”中的一位，2008年她结束了三年的“研修”生活回到家乡，2009年通过考试成为后范村的一名计生专干。
信念，因阅历而坚定
“其实一开始没有抱很大希望，村委会的喇叭里广播，说要招录村计生专干，婆婆得知消息后就鼓励我去考，后来虽然报了名，可是听说有很多人竞争，而且也有托关系的，所以并没有抱很大希望，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胡杰略带谦逊的言谈之中，透着更多的是一股稳重的自信。
有一段时间，胡杰一直在村里忙着走家串户，进行计划生育的摸底调查，好不容易完成了村里的统计任务，到镇里去报数据的时候，10个月大的孩子因为吃不上母亲的奶而急上火了，在家里哭闹个没完。老公一看这情况就急了，电话追到了镇里：“咱快回来吧，这工作咱不干了，给多少钱也不干了，孩子哭成这样，我现在就去接你！”胡杰一听，心里也万分焦急，但是还是压了压情绪，对老公说：“你先别着急，先哄哄孩子，我这马上就完事了……”焦急的母亲，一边牵挂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一边安抚着手足无措的老公，还是等到把工作弄利索了急急忙忙赶回去。
这事后来被镇里计生站的负责人知道了，便经常当着其他的计生专干的面拿胡杰做榜样。胡杰说，真没想到这点事就被镇里的领导记在心里了。她想起自己在日本的时候，也因为生病或者遇到其他困难的时候也打过退堂鼓，那时候家人不在身边，更没有像老公这样的人体贴照顾自己，可是还是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挺过来了。现在有亲人在身边，还做了母亲，有了以前在国外打工的经历，工作的信念就更加坚定。 相信这种坚定并非来源于盲目的自信，记者了解到，胡杰的日语已经在日本考过了二级（日语国际能力的第二级），她本来希望自己回国以后能够把在日本学到的一技之长能够发挥出来，在劳务派遣公司当培训老师或者到合资企业找个翻译的工作，虽然现在的工作没有按原来的计划，但是她说凭着自己对于工作能力方面的历练，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都能争取把它做好。
生活，要品质的提升
胡杰说，在日本打工三年，除了增长了见识，学习了技术，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了自己的生活能力。现在，胡杰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一个幸福的家，心里也更加有底儿，这种底气和以前那股单纯的闯劲儿还不一样，是在经济条件改观，继而精神层次提升之后的一种大气。
和大部分出国务工的女孩子的生活轨迹差不多，胡杰也是回国后就到了该找婆家的年龄，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在村里小有收入的“富姐”了，亲戚朋友们都说：“胡杰现在挣大钱了，这下可得给她张罗着找个经济条件相当的对象。”但是胡杰却有不同的追求，她心想，自己找对象可不能单纯地看经济条件，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这个人的人品和思想境界。所以，胡杰谈对象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和对方思想上的交流和共鸣。她说，她现在的老公，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但是和他在一起就是很有共同语言，因为有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两个人在生活上感觉也更加有奔头儿。
胡杰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起初家里反对，说这在农村没有必要，也太费钱了，可胡杰给家里算了一笔账：“两千多块就能让家里从此用上热水洗澡，如果是烧煤热水的话，脏不说，总共算起来也省不了钱。安个太阳能，又干净，又省事，家里人洗澡多方便呀。”终于把家里人说通了，出国务工回来对她的生活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就是自己带动家人都更加注重对生活质量的提升。胡杰说，以前渔村人虽然辛辛苦苦受大累、挣大钱，但是对于生活却是很不讲究的，就拿自己的父辈来说，一辈子没少受累，但是却始终处于卫生差、环境脏、人们不重视提高生活的状态，从她们这些人开始从思想上有了根本的转变，并且由于外出务工有了一定的收入，从经济上来说又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 胡杰说：“其实渔村里凡是家里有‘研修生’出国回来的，都可以看到这种明显的改变。可能是‘研修生’们带回来的一些思想影响了整个家庭，使他们接受都更加注重对生活质量的提高。”
关怀，让眼界更开阔
一提到帮助胡杰出国的南排河镇政府和劳务派遣组织“沧州外经公司”，胡杰的眼睛都是发亮的，似乎是在提起当年一位有知遇之恩的师长。她说：“去日本打工给我的人生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在这期间以及回来以后，遇到了很多给了我关怀和指导的人！”
胡杰说，回国以后，每遇到镇里劳务输出站的负责人，他们都会习惯性地问上几句她现在的状况，尤其是工作上有什么发展，有时候还会积极地帮着她们这些回国的“研修生”联系就业单位。而对于曾经培训过她的沧州外经公司，也会给向她们这样回国的“研修”人员提供当培训教师的就业机会。
南排河镇的劳务输出站站长徐福清，就对这些“研修生”们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记者一问到她们现在的归宿，徐福清就如数家珍一样的跟记者描述，他说，第一批出国回来的有一位叫高丽，现在在家边上开了一家超市，经营的非常红火，因为公关做得好，客户也多，镇上以及附近的村民都去那里买东西；自己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叫小云，出国回来就帮亲戚办起了照相馆，也是生意兴隆；像胡杰，在近几年的“研修生”当中也算是出色的，不仅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职业，而且还获得了镇里领导的肯定......
徐福清说：“这些孩子都很有天分，总会有一方面的收获，一个出国回来的孩子告诉我，他在那边虽然不是特别热衷学技术和语言，就是喜欢学做日本料理，回来以后做给家人吃，都赞不绝口。回来的这些孩子们都感觉，出去了就比在家呆着强！”
通过镇政府以及这些“研修生”们自发的交流，她们相互发现了各自身上的闪光，要么是怀有一技之长，要么就是带回了先进的思想，要么就是修炼了涵养，而且，她们也都是怀揣着信念和梦想的，政府和社会对她们的这种关怀，让她们也更加开阔了眼界。像胡杰，像董贤茹，她们都表示，以后如果有机会，凭着自己打工积攒的经济实力，一定会自己或者和几个姐妹们一起干点事业。
感恩，政府和社会
记者对南排河近几年出国务工人员的收入进行了不完全调查，发现近几年像胡杰一样的出国务工人员的纯收入平均达15万元左右，最低也可收入10万元左右，最高可达20多万元（人民币，按研修期为三年计算）。这个数字，对于在南排河镇的小渔村家庭来说，就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而据很多像胡杰一样的孩子的家人都反映：“孩子出国回来，不光是给家里的经济条件生活质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就单纯是孩子自己也有很大的改变，真的不再是原来那个不受拘束、任性散漫的野孩子了。其实，好多家长观察到，当把孩子送到专门的劳务派遣公司培训回来后，孩子就明显的懂事很多。不说是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单是懂礼貌这一点，就已经让家长很欣慰了。”
对于劳务派遣这项工作，南排河镇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从1992年，南排河镇开始有第一批出国务工人员，当时，还都是这些人自己和一些劳务输出公司进行联系。而随着加入劳务输出队伍的人员增多，镇政府还是敏锐的发现了劳务输出对沿海乡镇的富余劳动力来说，可能意味着很多潜在的机会。于是，2004年，南排河镇就建立了劳务输出站，他们通过考察，和沧州外经公司等劳务输出机构建立了稳固的合作，以保证劳务输出的规范化和安全性。据统计，到目前为止，通过南排河镇政府组织，已经先后有3000余人加入赴日“研修生”的行列。徐福清算了一笔账：今年南排河镇出国务工人员达到300多人，按平均每人最低收入10万元统计，仅出国务工一项，就可创收超过3000万元。下一步，镇里将进一步在劳务派遣合作机构的选择上把好关，使这些怀着希望出国的年轻人获得更多的保障。
而记者了解到，镇里合作了18年的“沧州外经公司”，镇里也是给予了肯定：从培训到出国后的各方面保障，真的是很规范，像胡杰等一批“研修生”都从这里学到了很到东西而受益。公司的副总经理杨晓燕说，这些孩子刚一来到外经的时候，有的散漫、有的还很任性，但是通过培训，使他们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了新认识，真的是发掘出了她们很多纯朴的天性，比如说，渔家孩子特有的耐力，再比如说团队意识……据了解，每年接收的“研修生”学员当中，80%以上都来自南排河镇。
据有关人士透漏，南排河镇的渔民们前些年对教育的认知水平是有一定差距的，孩子们天性贪玩，再加上渔民们务渔在外顾及不上，许多孩子荒废了学业。而当这些孩子踏入社会以后感觉到知识匮乏时，却又求学无门。而恰恰是政府和劳务派遣公司给了她们这样一个重新塑造自己人生的机会，也正因如此，当这些“研修生”们在学有所成回国以后，也都有了实现自我的机会，才学会了感恩和回报社会。
记者手记：记者在百度上搜索“研修生”这个词条，发现前十页的100条信息链接里，95%以上的都是负面报道。另记者费解的是，为什么“研修生”这项活动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在我们的沿海乡镇还这么受欢迎？尤其是近年来，每年三四百人的劳务输出量，对于一个乡镇来说也不是小数字。
根据有关方面解释，研修生的派遣是根据有关外国人研修的法律法规，批准一些民间团体（如中外研修生协力机构、一些企业组合等）进行的一种派遣行为（以研修生的名义，实际为劳务），是国外发达国家政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法。我国将研修生的派遣工作纳入外派劳务的范畴，由商务部和对外承包商会归口管理。
而据日方研修协力机构反映，比较正式的雇佣团体和企业，与周围住民的交流还是很广泛且友好的，研修生们也积极参加一些清扫活动和对社会有贡献的集会等。总体来说对，他们对研修生们的印象还是非常好的，但是里面也不乏一些问题。例如由于劳资问题引起的纠纷，受不良环境影响引发的社会问题，甚至因为抵抗不了在日本的种种压力而发生刑事犯罪等更严重的问题。
在南排河镇，出国的“研修生”大部分是去日本，其实，据了解情况的人透漏，研修生，简而言之就是劳务，相对于日本企业的其他工种来说，是一种廉价劳动力。然而，正是这种比较特殊的劳务输出方式却解决了南排河镇多年来的富余劳动力以及近年来日趋严重的就业压力的问题。据了解，这些“研修生”的学历平均都在高中以下，但是却正值年富力强的阶段，对人生、对工作、对生活都在进行不同的摸索，有着一股蓬勃的朝气。而这些赴日本的“研修生”，也因为在该镇形成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群体而受到镇政府的关注。用劳务输出站站长徐福清的话说，可能是这些孩子在外边经历的历练使他们具有和其他人不一样的顽强气质和生存能力，从这一点上说，为沿海乡镇甚至是城市储备人力资源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政府也在想尽办法致力于引导性地解决归国研修生的就业、生活等后续工作。
在新华网上，有这样一条2008年12月份的报道吸引了记者：《日本：让掌声与荣誉伴随中国研修生》。文中举了两个事例：一是到日本千叶县木更津市政府研修的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的职员许琳，在即将结束自己研修生活之时，出版了用中文编写的《木更津观光导游》，获得当地市政府的赞许。二是“第2届爱媛县外国人研修生接受组合联络协议会”在松山市道后町举行集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向中国实习生王凤美颁发了日语作文大奖赛优秀奖，向中国实习生李朝广颁发“爱媛县技能士会长奖”。
文章指出：坦率而言，1990年6月以日本法务省法令形式创立的“外国人研修制度”，因实施过程中存在漏洞和不公正性操作，使得不少中国研修生赴日之后面临诸多问题，甚至在很大程度成为影响中国研修生正常工作的“绊脚石”。但是，中国研修生不应因这些“绊脚石”而停歇不前，反而应保持健康心态，不畏困境，看看哪些是属于制度上的问题，哪些是属于管理上的问题，哪些是属于文化差异上的问题，那些是属于人际交往的问题，逐一对应，设法解决，从困境中走出来。
劳务派遣部门在此也提醒“研修生”们：研修生应该拥有一种“成功心态”。不应该把研修仅仅当做研修，把劳动仅仅当做劳动，而应该具有一种掌握技术为我所有，创新发展为我所能的追求人生发展与成功的心态。本来，“研修生制度”的宗旨就在于“学好日本优秀的技术技能，回国后学以致用，报效祖国”。所以希望他们能真正理解这个涵义，利用短暂的期间和睦相处，避免在日期间产生纷争和麻烦。
记者在沧州外经公司了解到，日本即将对“研修生”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并且“研修生”这个称谓将变成“技能实习生”。记者要说的是，在我们的沿海地区经济还不算发达，社会发展不完善以及教育资源尚不均衡的情况下，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关系着许多渔村青年人的生计，这也是一个拥有理想和抱负，并且掌握了较强的谋生技能的一个群体，希望这一群体能够更多的引起社会对她们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