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与《鲁豫有约》编导构思分析
将《艺术人生》与《鲁豫有约》放在一起观摩，感觉十分有意思。其实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相当接近，首先形式上都是一对一的访谈类栏目，主持人一个是朱军一个是陈鲁豫，两人都是访谈类节目的高手；在内容上对嘉宾的采访都是围绕对方的家庭与事业以及个人感受为主。但是这两档节目让观者感觉差异明显，当然这与主持人的风格气质有关，不过最重要的是编导的构思不同。首先，一个节目最初的策划一定是从宏观的、全局的、战略性的方向来思考和定位的。
《艺》以央视为播放平台，有丰富的资源和充足的条件，所以节目既要做到“正”也要讲求“精”。《艺》的节目理念就是“以„正直品质、极端制作‟作为核心理念，以人文关怀的精神，关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重大事件，以强大的制作班底制作完美节目。”《鲁》则不同，为香港凤凰卫视的电视谈话性节目，于1998年在凤凰卫视开播，而后才进入中国大陆电视，在各个地方电视台播出。所以《鲁》的轻松自由与开放的原则与它创始之初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而陈鲁豫被誉为中国的奥普拉·温弗瑞，节目的理念是“寻访拥有特殊经历的人物，一起见证历史，思索人生，直指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秘密，创造一种新颖的谈话记录。”
从节目的定位我们就能看出两者显著的区别，《艺》强调的是重大与完美，力求把节目的分量做足，是一种外化的扩张。而《鲁》则是偏向历史与纪录，以体验和心理为切入点，是一种内敛的反思。
其次，谈话类节目的构思不仅要从形式结构上编排出效果和特色，而且内容上也要考虑其感染力的因素。
初看节目形式，会给人一种印象，《艺》制作精良，层次分明，《鲁》形式粗糙，镜头单调。从效果上来看，《艺》录制的400米演播厅宽敞整洁，既能多角度展示谈话场景，又能与观众进行现场互动，而且通过摆放在桌上的瓶花为象征，把节目划分为“野花”、“玫瑰花”、“茉莉花”三个层次，片头还利用演播厅的大屏幕播放了相关视频片段制造现场气氛。这一系列的机关和场景的设置都体现了编导的用心，在充分利用央视资源的基础上，弥补了谈话类节目普遍的单调和笼统等形式的缺陷，通过变化丰富和具有张力的镜头内容，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以达到更好的收视效果。
而《鲁》的节目制作场景模糊，能猜想出大概是工作间之类的，镜头大多是两人的近景和过肩镜头，没有两人全景，甚至能听到窗外的汽车鸣笛声等环境音，这样的编排或许由于在香港的制作条件和成本的限制，也可能是编导为了强调内容对场景的刻意忽视，不过在形式和结构上，《艺》明显优于《鲁》。
一个节目最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回味无穷的还是内容和精神。《鲁》中对陈冲的访谈让我们了解到很多负面甚至是阴暗的部分，但这一部分并不会使观众对陈冲产生反感，相反却增加了这个人物的立体感和真实感。除了幼年陈冲与哥哥的关系，陈冲对于自己不漂亮的看法，第一部戏和上影厂学员班的感受之外，鲁豫的采访更深入挖掘一系列关于陈冲春晚说错话，第一次婚姻失败，拍《大班》的负面影响等事件，这些事件触及到了陈冲心灵深处。同样是访谈关于陈冲初到国外的艰辛，《艺》点到而止，而《鲁》甚至挖出了陈冲有过轻生的念头，这样一条哪怕只是暗示的信息给观众的震撼是不小的。鲁豫相信，没有一个人的故事是不精彩的。她说过：“我对人、对故事比较感兴趣，我对讲道理半点兴趣都没有。”所以鲁豫更关注与被采访者心灵的对话，在人的心理活动上挖得深而且真实。
《艺》由于其喉舌的使命，在内容上加入过多意识形态，例如对陈冲读《毛主席语录》的强调；以及对个人品质精神的刻意塑造，例如赤裸裸地夸赞陈冲质朴的精神，其实这些确实应该在节目中体现，但应该把握好分寸，如果太刻意则会降低观众的可信度与接受度。值得肯定的是，《艺》中插入了《小花》的电影片段和谢晋导演的视频片段，创造出一种怀旧感、严肃感和正式感。
再次，节目中的素材本身就使观众感兴趣，主题和基调的提炼所产生的倾向性也是观众乐于接受的。
陈冲早年扮演的角色已然成为当时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她传奇的人生际遇本身就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素材，所以从素材中挖掘出什么深意，提炼出什么主题，便成节目的编导们构思的差异之处。其中《艺》主要强调人情味和浪漫性传奇的感染力，节目开头设置了与现场观众互动的环节，人们拿出高中时在课本上自己画的陈冲的画像，和日记本中大篇写陈冲的内容，使陈冲自己大受感动也使观众大为震撼，体现出一种煽情的味道。之后对于陈冲的婚姻，也以强调第二次婚姻的“幸福来之不易”为主，节目整个基调是严肃而且积极向上的，教化的成分比较重。
而《鲁》则更注重冲突或竞争的感染力，关于生存与死亡的冲突，关于危及名声或成就的威胁，以及关于爱的冲突与竞争，对于这种冲突和竞争的体验也选择的是一种理性的表达，并不煽情。
《艺》和《鲁》在编导构思上各有侧重和倾向，其中不乏亮点，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和实践中，可以有所思考与借鉴。
《艺术人生》电视节目分析：得与失
《艺术人生》成功之处大概在于：
首先，作为央视的品牌节目，《艺》开播以来有着较高的价值定位，即将“高品位的文化理念引入当今通俗的娱乐圈”，做“用文化引导娱乐，用品位提升娱乐”的探索者和开路。他们邀请许多演员、明星、艺术家来到台前，在观众面前亲自讲述他们的幕后故事。揭示艺术家和知名艺人“貌似偶然的必然，讲述生活的磨砺‟。尽管其中多少带有窥视名人的心理学效应，但鉴于大众的观赏需要和名人“分享苦难”的社会状况，无疑《艺》抓准了时下的潮流。“用文化引导娱乐”，使《艺》成为中国电视的一面旗帜。再者，充分发掘电视艺术的观众参与性特点，设置现场观众并与嘉宾进行真情互动，程为《艺》的一大“卖点”。每个人都有陪伴自己长大的明星，每个人都渴望有一天能够走近明星，《艺》准确地把握了观众这一心理，他们把观众请进演播室，不仅近距离一睹明星的风采，而且能够和主持人一起与嘉宾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平等亲切的氛围中分享艺术家经历过的酸甜苦辣。第三，《艺》在挖掘艺术家人生的同时，也在挖掘观众的人生，挖掘公共记忆。每位观众都有陪伴自己长大的明星，因此当嘉宾回忆以前的创作及过去的人生时，观众仿佛也回到了自己成长的那个年代，而与嘉宾产生共鸣。不像过去，做艺术家、做明星就是挖轶闻趣事、个人经历。在所有成功的人物访谈类节目中《艺》对公共记忆挖掘得比较好。
第四，突破嘉宾资源瓶颈，积极寻找可持续发展空间。《艺》在四个年头后，没有走向滑坡，反而越来越具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节目本身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历史记忆的开发上，而是不断出现新的创意与组合，例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楼聚首》，《无间道》以及元旦特集等等。应该说这三年以来《艺》凭借央视的有利资源和号召力，在进行着自我更新，力图将嘉宾资源从原来的内地扩充到港台乃至海外，如王家卫、大为`科波菲尔等；嘉宾的时间代也从六七十年的艺术家发展到当下的红明星如赵薇。这种做法尽管受到非议，但是我们从中看到《艺》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寻求发展。
当然，《艺》在摸索的成长过程中，也有一些不足，例如众说纷纭的“煽情策略”。个人认为，虽然《艺》试图用这种手法来展现嘉宾在演播现场是真情投入与自我的真实释放的，但是反复的使用同一种手法不仅让观众感到厌烦，而且最后也使人难辨真假，因为毕竟其中大多数是有着出的表演才华和丰富采访经验的演艺人员。
另外本人还有其他异议，应该说作为一个品牌栏目，主持人在其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主持人的文化修养、气质形象、智慧幽默、机敏灵活，可以对电视观众产生巨大的魅力”。因此有人说《艺术人生》“成也朱军，败也朱军”，也不无道理。这主要是针对最近朱军在对港台艺人进行采访时经常出现的“鸡同鸭讲”的状况而言。究其原因，诚然有港台文化思维差异的因素，也该看到《艺术人生》缺乏多维发展的空间。时下港台演艺圈中有不少资深的艺人，他们也有着坎坷的从艺经历和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这些都是《艺术人生》有待发掘的资源，如果《艺术人生》不能尽快解决主持人与港台嘉宾的交流障碍，而仅是期待对现有资源的重复挖掘，那么势必会失去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朱军：是否可以点到为止？
坦白说我不喜欢朱军。在很大程度上，谈话节目中一个主持人的形象气质代表着这档节目的风格。可能一开始，朱军的平实质朴的风格打动了一些人，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艺术人生》今日如此受宠的原因。但是一旦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将真诚和掏心挖腹发掘到极致时，就不是很中肯了。作为央视的一档热门节目，这种似乎发乎自然的“情”本身就很可疑，不可能不带上表演的性质。但是还是会关注这档节目的原因是，凭借央视红牌的地位，它似乎有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非凡号召力。各种热门人物的脸孔都能够在这个演播室里出现，并且在一个相对自然的状态之下。《艺术人生》利用了观众的窥视欲，何况是对这个社会上的风云人物的窥视欲。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可以说是满足观众的窥视欲。问题是如何满足，满足的手段是否高超。在我看来，艺术人生这方面做得就有些俗套和陈旧，并且不是很中肯。另外关注的原因是它有这类似私家侦探似的无孔不入的窥知能力。《艺术人生》每做一期都对嘉宾做全方位情况分析，然后在节目里出其不意地亮出来，好像有点变着法逼着嘉宾哭。比如做王刚那期放他在美国读书女儿的电话录音，给陈凯歌突然亮出一包“延安黄土”；还有做孙海英和陈坤的节目非要提到失去亲人的情节。我想某些时候，嘉宾的“哭”是否带有一些应承的性质：你都做到这份上了，咱还能不配合一下吗？——内心没准是很发怵的，作为一个观众我也替他们发怵，怎么什么都让人知道了，这个时太没有没安全感。而且，自然没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当着天下的人掉眼泪，在我看来，流泪是一种情感的失控，是一种很私密的行为，如同和同学一起看电影时，自己掉眼泪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拼命想掩藏起来。我不想太尖刻，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档节目有点“畸形”。
嘉宾们在台下可能早已对这档节目怀着警惕，告诫过自己千万不要掉眼泪。于是，原本正常的情感交流过程变成了嘉宾和主持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一个步步紧逼，一个退守和回避。看这种过程有时会觉得很好玩，猫捉老鼠似的。主持人有一些问题问
得意图很明显，普通观众都看得出来他是想往某个煽情点上靠。所以《艺术人生》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它对于嘉宾来说很顾虑，对于观众来说很造作。我觉得一是“煽情”的度没把握好；二是“煽情”成为一种带有太强的技术手段而使节目变味的倾向。
《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一、“述”与“评”双拳出击，互相补充
从节目属性分类上来看，《焦点访谈》属于电视述评类的新闻评论节目。所谓“述”是指用电视画面和声音来叙述现场材料和背景材料，使评论时观点的形成有了客观事实基础。“评”则是对相应的事实展开的分析说理。那么顾名思义，电视述评节目就是将对新闻事实的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融于一身，在对事件进行横向纵向挖掘的同时，适时进行分析评论。
应该说，这种夹叙夹议的方法在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是极为多见的。《焦点访谈》也不例外。它的突出特色不在这种方法的运用上，而在于它应用得妥当而巧妙。具体地说，就是他较好地把握了如何将“述”中形象的画面语言与“评”中抽象的分析论述性语言相结合：用具体的视听形象支撑并强化分析议论的内容，用严密的思辨性提炼和提升形象性的画面所无法表达的思想内涵和理性分析，使《焦点访谈》成为真正在画面上吸引人、在情感上打动人、在道理上说服人的权威论述。因此《焦点访谈》的画面、音响、解说之间常常闪烁出令人折服的思辨光辉。尤其是主持人节目结束之前一番简短有力的点评，更是颇富哲理的分析论述，使《焦点访谈》舆论监督述评结合的价值再次凸现。
其中一期播出的《还衡山的秀美》中许多场面表现细腻、寓意深刻。片中一次次成片的山坡绿树从因被某些单位、某些领导纷纷“借”得一块建造楼堂馆所而成为满目红墙翠瓦，俨然现代化建筑的群集之地的不和谐景象，还配合节奏快而有点沉闷的音乐，似乎在给人们敲响着大自然的警钟。还有山地附近的居民们和游客们讨厌、不情愿、不满的面部特写，居民游客的愤愤的指责让观众们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乱“借”青山绿水为一己的行为的愤怒。这种复杂的感情通过镜头的得当运用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是电视声画语言形象化的表现。另外，在此片中一边是漫山遍野的施工车在毫不留情地轰轰工作，节目的中间还经常插入已经不是树林的沙堆上树立的“水土保持示范区”、“山地绿化示范区”的石碑。将这些具有强烈反差的事物鲜明地展现在镜头前，观众对这些具有思辨意义的镜头的涵义不言自明。 这一特色对电视新闻舆论监督操作化的启发就在于：“用事实说话”的运用，“用客观事实的内在逻辑力量展示事物现象揭露事实本质。”并将多个视角的议论融入对实践原汁原味的展现中。以“评”为主体，“述”是为“评”提供依据的。事实过程的展开，给观众感性认识的论据，增强了评论的可信性和可视性，从而增加了评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使观众在了解事实的过程中，具有了自己独立的评判，这就要求记者在采访调查细致入微，阐述事实不带偏见，全面准确地反映事情的来龙去脉，让受众对事件有充分的了解。
二、舆论导向与新闻接近性并重
《焦点访谈》作为强势媒体中颇具影响力的深度报道，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因此在节目的选材和报道角度上，都注重导向性与接近性的良好结合。
节目自身的选材原则是“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就是抓领导和群众关注的结合点，抓党和政府正着手解决的以及群众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每期节目都抓住时下群众最为关注的事件进行述评。同时，这些全都是党和政府目前尤其重视的问题。如《“台独”没有和平分裂没有稳定》对当时紧张的台海局势进行剖析；《集结号》在《集结号》贺岁电影上映不久之际反映国产影片新探索问题。这些都是节目在选材上导向性与接近性并重的例子。
另外，在选取了适当的题材后，节目在报道的角度上也同样注重导向性与接近性的结合。即在报道“领导重视、群众关心”的问题时，一方面，强调“从小处着眼，大处见意义”，注重从群众身边发生的事情或其产生的态度拓展开去。另一方面，报道时要具备全局意识，从积极引导舆论、稳定大局出发展开论证、评述。不能因为对某些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报道时，忽略了大局意识。如在对某次暴力犯罪事件进行报道时，媒体应同时注意加强对公众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促进社会健康地发展。
三、时新性和时宜性的有机统一
新闻的时效性包括时新性和时宜性，这是新闻的生命。新闻评论虽然不及消息的时效性强，但是也要参与时效性两方面的竞争。
因为一方面，能否迅速、及时地对国内外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予以报道和评论，即能否把握时新性，是衡量一个电视台水平与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焦点访谈》时新性主要表现在对国际时事以及国内重大问题能迅速地作出报道与评析。如《焦点访谈》播出的《中俄联合军演》、《西安宝马彩票案追踪》。两期节目都是在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就进行相应内容的新闻述评。这样的例子还举不胜举，其时新性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作为与消息形态有别、任务不同的新闻评论来说，只有“言当其时”，评论的针对性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还应该注意选择报道的最佳时机，即掌握时宜性。比如《焦点访谈》有一期曾经报道的《触目惊心的假发票》，策划了半年时间，但直到国务院召开电话会议，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启用新的防伪增值税发票时，才一举推出，并收到了良好的监督效果。这是因为节目内容一旦配合相关重要政策出台、重大活动、重大会议、重要纪念日和节日播出，可以使在人们在事先对后者有所关注的情况下，增强他们对媒体相关报道的了解与认识，以使节目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有时报道时机过早，条件还不成熟则未必能有效引导舆论；报道过晚，受众关注的热情已经消退，也不利于舆论引导舆论。《焦点访谈》如此注重强烈的时新性与时宜性的统一，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新闻价值的最大化。
四、正面宣传与揭露性报道
《焦点访谈》在创办之初多为批评揭露性报道，在当时舆论监督型节目缺乏的情况下，一直收视率非常高。虽然十年来，栏目的舆论监督内容一度由1998年的47%跌到2002年的17%，这背后纵然有一些无奈的原因。但是它的栏目思路是一直保持着的，那就是坚持正面宣传和揭露性报道两手抓。从节目自身面临的大环境来说，社会处于一定的过渡转型时期，《焦点访谈》更多地承担了一个导向或是正面的作用，正面报道应占据一定分量。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授认为：“《焦点访谈》作为央视的一档招牌节目，同时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喉舌，不可能总是揭示社会的阴暗面，让公众始终处于一种感受社会黑暗的状态。为了激发公众推动社会更好的前进的信心与动力，它特殊的主导角色，决定了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必须起到引导正面宣传的作用。因此，上级对《焦点访谈》的程序报道的节目要求必然增多。” 在正面报道必然增加的同时，揭露性报道并非一味减少，而是根据各个阶段的需要作出调整。把握分寸，正确决定监督的数量界限。舆论监督中绝大多数是批评揭露性的报道，应该说这样揭丑型的报道使许多社会不良现象、不法之徒的丑恶行径曝光，许多积聚了多年的社会问题在《焦点访谈》的关注下，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是在我们的媒介“大刀阔斧斩乱麻”的同时，应注意适当的正面报道可以让人民感受到社会的美好、生活的多姿多彩，从而更加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音乐在电视谈话节目中的作用
1、烘托与渲染现场气氛
在收看电视时,在视觉上画面表达的形象或气氛,倘若无声音从听觉上给予烘托和渲染,人们就会感到画面像平面图一样缺乏感染力,会有一种“轻飘飘”的失重感;假使配以音乐音响,对画面加以烘托和渲染,立刻就会感到画面上的形象、气氛突出起来,丰满起来,以至会有虚拟的立体感和厚重感,并且能够令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达到写实与写意的情境交融的完美结合。目前,电视谈话节目的现场表现为场景相对固定和重复静止的状态,正是由于如此,在过于单调而又变化较少、可看性极低的视觉空间内,音乐的介入起到了较好地烘托与渲染现场气氛的作用。
谈话节目性质的不同决定了节目音乐音响设计的不同风格。央视的《实话实说》节目采用现场电声乐队,热闹、丰富现场的真实感。在《实话实说》的节目策划中,乐队被定位为现场谈话参与者中“享有特权”的一类人,乐队可以在谈话的间隙,单独或集体地用音乐表达他们的意见或情绪,与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一起,构成了一个开放的、平民风格的谈话空间。如果说《实话实说》是论坛式的谈话节目,《艺术人生》则更像个聊天室或酒吧,它选用一架钢琴,典雅、幽静,强调的是音乐的表情功能,构造谈话过程的情绪空间,以提供背景音乐、烘托现场气氛为主,有时声音细碎柔和得几乎听不清,却像一道溪流从心中潺潺流过,谈话者可在一种恬静祥和的氛围中侃侃而谈。
2、对谈话进行恰当的提示和衔接
在电视画面不能有效而又准确地显示和区分叙述段落时,电视谈话节目对音乐的运用能从听觉上给人以提示,此时音乐悄然地承担起了情节阐释的外在划分作用,并进而辅助主持人控制节目正文内涵的进展流程和运动节奏。在画面较为缺乏动感形象且没有明确间隔与界定作用的电视谈话节目中,音乐的插入、运用及其长短起落,不仅能对大多数受众的情绪、情感与思维活动起到一种恰当的制约和调控作用,使之准确无误地回到规定情境中去,而且也在节目叙述的上下段落或前后层次之间适时地、了无痕迹地完成了过渡和衔接。这个意义上讲,音乐又是电视谈话节目画面段落或层次之间的艺术化了的“标点符号”。
在湖北卫视《往事》栏目中有一期节目叫《网恋》,女主人公是内蒙古人,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了双腿,后来坚持自学英语,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美国小伙,两人在中国成家了。在做节目时,女嘉宾表现得非常坚强,一味讲述自己身残志不残的经历,却对当期话题“网恋”避而不谈。主持人阿忆尝试着启发了几次却找不到突破口,这时乐手坚持不断地用轻柔的吉他弹奏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令人悠然神往的旋律点醒了说话人,谈话很快切入主题。女嘉宾很善谈,男嘉宾却很腼腆,乐队又不失时机地弹起《乡村小路带我回家》、《加州旅馆》等美国人熟悉的歌曲,为男嘉宾营造亲切的感觉,话题也自然而然地转交到了男嘉宾身上。、明快,强调音乐的表真功能,用这种即兴的、不可重复的、原生态的音乐形式生动地传达了.《百家讲坛》栏目分析
《百家讲坛》作为一档带有学术性的电视栏目出现在公益性质的电视上，决定了它的经营策略、目标受众定位、节目形式会与其他类别的电视栏目有很大的不同。
早期的《百家讲坛》，一个老师、一个讲台、一架摄影机、一个蓝色的背景还有台下的“学生”几乎就是这个栏目的全部，和平时在学校听课没什么区别，无非是一种转录，甚至像某专题的教学片。选题方面也都是些学术性很强的课题，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接受这样一个抽象枯燥的节目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百家讲坛》就是奇迹般的让收视率突飞猛涨，直至今天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栏目。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选题策略上，首先做到从零碎杂乱到系列化整合。早期的《百家讲坛》每期请一位嘉宾，就某一课题由嘉宾进行讲解，嘉宾的不同自然每期讲述的课题就不同，每期的节目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由于时间的限制和较强的学术性特点使得每一期的节目内容只能是就某一问题泛泛而谈，而嘉宾也只能蜻蜓点水般的点到为止。改版后的《百家讲坛》开始将零散的单元进行整合，某一课题分成几期来做，系列化的做法扩充了节目信息量，给更多量的信息输出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为演讲人的表演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另外系列化增加了节目的厚重感，在观众心目中形成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并吸引观众持续的关注，扩大影响，为收视率的提高做了保障。
另一方面，避免了过多关注自然科学，造成与时事脱节，而是紧紧抓住当下社会、传媒、观众中的疑点和热点，善于借力发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改版前的《百家讲坛》经常讲些光学、微电子学、物理学方面的课题，这些抽象理论具有很高的学术性，若非此专业的人才一般很难接受，并且也不会有兴趣关注，因为这样的理论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多少实际用处，而专业人才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又远远多于这种大众传播式的电视节目所包含的信息含量，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受众空缺。注意到这一点，改版后的《百家讲坛》开始关注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话题，并紧随市场导向适时推出相关“产品”。如《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清宫戏在各大电视台热播时，趋势推出了“清十二帝疑案”系列，提高了节目收视率。另外像后宫嫔妃之间的战争之类的选题也大大迎合了观众猎奇的心理。
作为一档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也十分注意品牌的经营与包装。首先在节目中有下集预告片，从而形成受众期待，同时增加了片尾片花，丰富了节目内容。其次为了避免观众的视觉疲劳，在演讲期间充分利用幻灯片、图像、声响等元素，通过滚动的字幕介绍节目内容，力图激发观众收看的兴趣。再次，演讲的嘉宾更是声情并茂，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电视是面向大众的，通过影像形态和线性传播与大众进行沟通，因此不管你多么的满腹经纶，不能吸引观众就无法登坛。
如同品牌节目纷纷包装主持人一样，《百家讲坛》也注重培养自己的明星学者，实现了主讲人的“明星化”，借助各自的系列节目，周思源、易中天、刘心武等专家学者积累了相当的知名度，培养了观众对栏目的忠诚度。有人说《百家讲坛》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造星的栏目，将一个个“布衣学者”打造成明星，“乙醚”（易中天）、“海米”（纪连海）的知名度也不比“笔迷”（周笔畅）、“盒饭”（何洁）低，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明星学者，才得以将曲高和寡、过专过雅的文化得以普及，真正实现学术平民化。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环境下，能将人们的眼球吸引到学论上的明星，应该越多越好。
在当前快餐文化盛行，众娱乐节目大行其道之时，《百家讲坛》以雅来苛求节目的质量品质，以“俗”来追求受众群的多样化，以“雅俗”打击了“恶俗”，让观众从浮躁和眼花缭乱中“解脱”出来，以更为亲和的传播方式来传播品调高雅的文化，是一个“小众”栏目的奇迹，是学术消费的一个良好导向，期待它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学术享受和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