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评：潜伏的“驻京办”背后潜伏着什么？
国办去年1月29日发文明确：县级驻京办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一律撤销，严禁在京设立新的办事机构。11月9日，625家被撤驻京办名录公布。然而，撤销令发布一年之后，地方政府驻京办改头换面，依旧在京“潜伏行动”。
为什么驻京办撤而不销、令行不止？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对此，一些专家给出答案：由于地方政府设驻京办的诉求没变，比如：拿项目跑拨款、招商引资，还有接访维稳任务。地方政府违规私设驻京办，根源在于行政审批制度以及接访劝返机制，“关键问题还是惩戒不到位，违规成本低”，治标没治本，生存土壤还在。
这个分析比较全面，也就是说，驻京办是有问题，但是驻京办的问题又不仅仅是“驻京办”的。病症虽表现在驻京办身上，但是病源却在驻京办之外。
对于这样的疑难杂症，诊治起来是有难度，要根治也需一些时日，仅仅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够的。现在，撤销令发布已经一年多了，一些本该撤销的“驻京办”却并未消遁，而是“改头换面”仍在办公，这已经说明，要根治真需要一套对症的治疗方案才行。
一方面，先要减轻“病症”。“撤销令”不能止步于“撤”，还需要制定相应的可操作的惩戒规定，并且要执行到位。对于查出的潜伏“驻京办”要严肃处理，增加违规的地方政府及单位领导个人的违规成本，令其感到“不合算”而“知难而退”，这样才会有实际的制约作用。驻京办广遭诟病的很大原因就是其财务上不公开透明，滋生腐败，针对违纪违规问题屡禁不止的情况，在《保密法》保护的范围以外，广泛推行财务的公开透明制度，也是“晒”死腐败及违规“病毒”的好方法。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试行，应总结好的经验推而广之。
另一方面，还要去除“病根”。有道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驻京办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地方、单位或者其领导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然，也不能全怪地方，只要有利益驱动，特别是不均衡的利益，就有可能出现新的形形色色的“餐馆跑京办”、“会馆驻某办”甚至“家庭联系点”。对于合理合法的项目拨款、招商引资、接访维稳等地方利益，各部委及在京的上级单位是否做到了公平、公开、透明？如果地方不必“跑部”就能“钱进”，无需“脸熟”就能“办事”，那驻京办无疑会自然“裁销”。所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良性互动，不能只是一句空话，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公共资源究竟该如何合理、合法地配置，在制度上也应有刚性的规定，以减少资源配置权力者个人在资源配置中的因素，这样才能消除地方“跑”的多，得利多的现象，从利益根本上减少地方建立驻京办的冲动。当然，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深化改革也应加快步伐，理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的正常关系，使地方不必再通过“潜伏”的方式与上级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检察日报：“驻京办”穿马甲只是冰山一角
驻京办”穿马甲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有沉重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本之道，是从中央有关部委层面，制定明晰的利益分配方法，铲除大量寄生于审批权上的腐败土壤，尽最大努力，让“跑”和“不跑”都能被完全平等地对待。
国办去年1月29日发文明确要求，县级驻京办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一律撤销，严禁在京设立新的办事机构。11月9日，625家被撤驻京办名录公布。然而，撤销令发布一年之后，媒体调查发现，地方政府驻京办改头换面，依旧在京“潜伏行动”(9月19日《新京报》)。
如此结果，殊非意外。昔日裁撤令下达，有人欢欣鼓舞，也早有人悲观预测——汤可换得，药却换不得，另穿马甲“潜伏”下来打游击，实属必然。道理很简单，利益纠葛不清，拿项目跑拨款、招商引资、接访维稳，严峻任务摆在那里，行政审批制度、接访劝返机制摆在那里，哪个地方主政者敢豁然地从游戏中抽身而出?这远不是下个决心、下个文件就能解决的。
不到一年时间，预言被验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演绎到了极致:不让叫“驻京办”，就改成“在京工作人员服务联络中心”;不让公然挂牌，就把办公室设到居民小区里;不让以正规身份行动，就“不对外公开身份，甚至不印名片”，搞熟人交往;不让搞驻京办大楼，就托身搞个酒店旅馆变通运作„„总而言之，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让我“名亡”，我就跟你搞“实存”;偷偷地进京，声张的不要;事儿还是那些事儿，活还是那些活，挂什么幌子见人而已。这俨然是对严肃禁令的变相嘲讽。
棒打“鸳鸯”不肯散，若说都是鸳鸯的态度有问题，显然过于轻飘了。有专家说，“关键问题还是惩戒不到位，违规成本低”——这种“加大棒喝力度”的惩戒思路，能倒逼多少人撒手，着实不敢乐观。犹记得全国上下对“驻京办”一片声讨之时，广东东莞市曾总结外省市考察经验，结论就是“重设驻京办”，因为必须加强“和中央部委的人脉资源和资源争取力度”。在行政审批权高度集中于中央部委、权力运行上下格局突出的当下，你把这套游戏说得多不堪，都敌不过这套游戏的“管用”——至于是在桌面上运行，还是桌子底下运行，没人关心，“有甜头”才是硬道理。
道理已经是“路人皆知”了，矛盾的核心在于，审批权、拨款权、项目派发权等等这些东西太有诱惑力，都不愿意触动更遑论割舍，上访劝返等游戏规则也一时难改，就只能在责令裁撤、发文禁止这样相对表象的方面做些文章。这里头有利益蛋糕、有权威死守、有传统思路的惯性，总之包裹了太多东西，而这种不触动根本的改革，也就注定了会“名亡实存、死而不僵”(国管局副局长尚晓汀语)，“部”照样跑，“钱”照样进，酒照样喝，礼照样送。有专家曾迷信靠“加强经费和编制管理”约束，问题是，在很多地方财政保密的一笔糊涂账的面前，哪里还有什么约束力呢?
“驻京办”穿马甲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有沉重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本之道，是要从中央有关部委层面，制定明晰的利益分配方法，铲除大量寄生于审批权上的腐败土壤，尽最大努力，让“跑”和“不跑”都能被完全平等地对待，否则再严格的禁令制造的也只能是短时间“好转”的“假摔”，矛盾只是在变换方式“兜圈子”，“驻京办”这只过街老鼠，也必然每过一段时间就跳到路面上来，恶心大家一番。
中国很多社会弊端，都需要从根源上寻找病源，开方治病。对土壤和根部不能下大决心、花大气力，都铆足了劲在枝枝杈杈上做各种文章，结果只能是一些虚幻的管理泡沫，小修小补——变化似乎常常有，算得上改革的却不常有，矛盾只是不停地换马甲打游击，矛盾给这个社会制造的痛感，却一而贯之。
裁撤驻京办为什么不成功
只要权力格局未变，政策性安排未变，驻京办就难以一撤了之。正如驻京办存在的理由可以找出很多条，裁撤的理由也能找出很多条。可惜的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本质，光治标注定是无用的。
去年1月29日，国办发文明确县级驻京办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一律撤销，地级市驻京办通过审批可以保留。但去年11月份625家裁撤名录公布后，又有一些不在名录中的县、市（县级市），在京新设了招商引资联络处，还有大量应撤销的驻京办“潜伏行动”。裁撤驻京办一役究竟为什么不成功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驻京办的存在仍然是有市场、有价值的，只要权力格局未变，政策性安排未变，驻京办就难以一撤了之。
当初裁撤驻京办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驻京办由于“跑部钱进”等行为遭遇诸多质问。驻京办所引发的腐败问题和社会问题确实是严重的，然而裁撤驻京办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呢？这首先要分析驻京办的职能。一般而言，驻京办有四项基本职能：一是代表地方党委政府与中央各有关单位、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的有关部门、企业进行联系、汇报工作；二是收集、整理有利于所属地方政治、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信息，及时向所属党委政府进行传递，并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三是维护首都的稳定，积极协助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做好所属区域来京上访人员的接收和联送工作；四是做好所属党委政府来京公务人员的接待服务等。那么，这些工作是不是必要的？如果是必要的，是刚性需求，即使裁撤掉，也必然会死灰复燃。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
看对了病灶，开错了药方——裁撤驻京办的故事恰如此出。从向国家部委要资金要项目来说，财权依然集中在中央，项目审批权依然集中在国家部委，即使没有驻京办，不也得去“跑部”吗？制度设计如此，你不去“跑部”，别的地方去跑了，别人吃肉你就只能喝汤，甚至连汤都没有。要想“不跑部”，除非让“跑部”失去价值，亦即限制部委的权力，让部委对项目的审批权暴露在阳光之下，使暗箱操作的空间消失。但是可能吗？在长期的审批红利之下，谁掌握审批权，谁就掌握着当“老爷”的权力，谁也就掌握着寻租权，如此重要之权，焉有人愿意放弃乎？在丝毫不削弱国家部委审批大权的情况下，“跑部”就成为必须，驻京办的存在反而有利于地方政府以较低成本获取项目审批资格。裁撤驻京办，也就有了“治标不治本”的嫌疑。
从接访和维稳需求来说，如果驻京办一律不存在，谁来配合中央和首都维稳机构的工作，谁来保障首都的安全稳定？因此，只要维稳一票否决制存在，驻京办就存在。不然，那么多上访人员，谁来接访谁来劝返？中央和北京维稳机构有此诉求，驻京办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配合措施。这其中，驻京办确实干了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情，但把板子只打在驻京办身上显然有失公允。哪怕裁撤的主要是县一级驻京办，但任务仍然是同质的，名亡实存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再以招商引资来论，各地发展GDP仍然是核心任务，政绩评价体系没有变，各地就有招商引资的强烈需求，派驻人员在北京这样一个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联系各种企业，也算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可为什么仍然要裁撤掉驻京办呢？原因很多，正如驻京办存在的理由可以找出很多条，裁撤的理由也能找出很多条。可惜的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本质，光治标注定是无用的。有官员建议加强经费和编制管理，地方财政部门不得为违规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核拨经费，机构编制管理部门不得为违规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审批编制，这仍然没有摆脱治标的策略。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改革、政务公开改革等尚未深层次推进的情况下，驻京办的存在就是刚性需求，取消编制、取消经费也必然是表面工夫。要想消弭驻京办带来的管制悖论，还是得从治本上下一下工夫。改革，不能老是改别人，不改自己。
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分析：地沟油事件
近几年，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一个令人发指的问题──“地沟油”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人长期以倒卖“地沟油”为生，他们把这些地沟油经过化学处理后装入成品油桶流入餐桌，这些地沟油流入餐桌严重威胁到我国公众的生命健康。“地沟油”事件频频发生，但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这个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政府监管缺失、立法体制不完善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标准表述】 [综合分析] 我国近期频繁发生的地沟油生产销售的犯罪案件，震惊全国。其涉及范围之广，生产规模之大，出乎人们的想象。“地沟油”流入餐桌，很早就已经出现了，虽然我国有关部门经过严厉打击，但“地沟油”事件依然阴魂不散，据有关专家统计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达百万吨级，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地沟油”事件的频繁发生反映了围绕“地沟油”形成的利益链未能从机制上打断。在利益的驱使下，“地沟油”制售从小作坊升级到大工厂，产业分工细化为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等多个环节，“地沟油”生意不但打不死，甚至还越做越大。在餐厨垃圾处理上，我国长期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这为那些不法商贩提供了大规模庞大的“灰色产业”的空间。再者，也反映了我国政府监管不力等问题。 [原因分析] 食品安全整顿工作一直是我国政府部门重点监管的对象，为什么长期以来发生的“地沟油”事件屡打不绝呢？中公教育专家提醒广大考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利益的驱动。一些黑心经营者将“地沟油”非法贩卖，回馈的利润高达十几甚至几十倍，从而诱使一些人为了利益，昧着自己的良心，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二是立法体系不完善。现今我国刑法中针对“地沟油”问题还没有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而且“地沟油”事件的不同环节存在“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楚的问题。
三是监管不力。就“地沟油”的监管工作而言，工商、质检、环保、公安、食品监督局等部门虽都有管理职权，但谁是主导部门不明确，长期处于推诿扯皮状态，导致执法监管不到位，整治力度不大，使黑心经营者钻了空子。
四是市场空间很大。“地沟油”的价格比正常食用油的价格要便宜很多，有些企业为了省钱，他们忽视健康，不讲卫生、不讲科学，低价购买“地沟油”食用，这就为“地沟油”销售提供了较大的市场。
五是打击难度大。在打击“地沟油”的过程中，不仅它的贩运、制作、销售本身很隐蔽，而且国家没有出台对非法制做“地沟油”食品处罚的检测标准，再加上也没有研制出非法使用“地沟油”食品的检测仪器，这就给打击工作增加了较大难度。 [对策措施] “地沟油”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公众的身体健康，要想有效杜绝“地沟油”流向餐桌，就必须制定强有力的对策措施：
一是重权出击。各职能部门应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用关注民生的政治责任感，重视对“地沟油”的综合治理工作。对非法贩运、生产、销售“地沟油”窝点，加大打击的力度，依法从重处理。
二是出台科学的管理办法。责成相关部门抓紧出台对非法制做“地沟油”食品处罚的检测标准；迅速研制非法使用“地沟油”食品的检测仪器；同时完善餐饮业食用油进货台账，切实把好食用油进货关。
三是针对“地沟油”问题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由于“地沟油”问题存在一系列的环节，针对这些环节制定明确的法律规定，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
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现今我国食品监管千疮百孔，存在执法权力与监管义务不对称的问题。因此，为了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销售、使用“地沟油”等违法行为，坚决防止“地沟油”进入食物链。我们要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及时制定科学的管理政策，保证谁监管、谁负责，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五是开发“地沟油”的再利用价值。通过政府引导、统一收运、定点处置等办法，建立产业化处置、市场化运作和资源化利用的疏导机制，以形成一条规范有序的产业链条，变废为宝。把“地沟油”作为重点项目进行开发，不仅解决了“地沟油”出路，而且变废为宝，可以生产出大量生物柴油、生物燃料等新能源，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六是广泛宣传。通过各种宣传媒体，对“地沟油”的危害，进行广泛宣传。要深入农村对广大农民进行讲科学、讲卫生、讲健康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同时加大对“地沟油”举报的宣传力度，发挥全社会的监督作用，让所有消费者都参与到这项活动中，堵死“地沟油”流入食品市场，杜绝“地沟油”上餐桌。
人民日报社论：把握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当阳光越过东方的地平线，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六十二个国庆日。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理由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都满怀期待瞻望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２２０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突破５０００亿公斤„„在共和国６２华诞到来之际，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一幅斑斓多彩的现代化图景展现在神州大地。中国发展的态势、复兴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时间是衡量事业的标准。２０１１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时间坐标的交汇，历史现实的对比，使我们更能把握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更能明辨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更能看清迈向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探寻奋斗的足迹就会发现，一百年来，在这个历经磨难的东方古国，争取独立解放、国强民富是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是始终不变的社会理想，推动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是百年历史最为激昂的雄浑乐章。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行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更把自身锻造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一个千年文明古国、１３亿人口大国开创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今天的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３０多年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率超过了４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教育、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这些历史性巨变，源于建党９０年来、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篇章。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在人类发展史上都十分罕见。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以百年奋斗走过西方现代化几百年历程，此时此刻，我们距离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越来越近，我们面临难得机遇和巨大挑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仍然复杂。面向未来，激荡百年的现代化理想仍在路上，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要坚定改革创新的信心勇气，牢牢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部铺陈百年、至今仍在书写的壮丽史诗，是一部激荡世纪、至今依然萦绕在所有中华儿女心头的复兴交响曲。让我们把握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人民日报时评：如何为他们修缮“人生护栏”
游走在城乡两端，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变成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夹生饭”
一个3000人的村庄，有100多个青壮年在外地因抢劫入狱——温江村，这个地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的偏僻山村，正以“砍手党村”的“名声”为外界知晓。从这里走出大山到广州、深圳闯世界的年轻人，不少选择以抢夺他人财物的方式在城市立足。
这令人震惊，更让人沉思：是什么魔障，让这么多年轻人，走上了这条灰色的不归路？
温江村属大石山区，地少且瘠，缺水，只能靠天吃饭，贫穷逼迫着想改变自己未来的年轻人走出大山。读大学，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留在城里的“捷径”，已经越来越难走，更多年轻人更愿选择打工这条路进入城市。
在惊叹都市的繁华后，他们会发现，城市虽好，居大不易。和更早进城的父辈相比，他们更了解城市的魅力，也更渴求留在城市。然而，低学历低技能，使他们只能从事那些环境恶劣、工资低、待遇低的工作。微薄的收入，难以满足他们使用手机、上网等都市化消费。如果再遭遇歧视、欠薪等，更会心生怨怼。面对诱惑，面对不公，难免有人铤而走险。
贫穷绝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他们灰色人生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与自身好逸恶劳有关；他们的违法行为，理当受到法律严惩。不过，当个体事件有了向群体现象扩散的趋势，尤其是，当“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混黑社会”这类黑白颠倒的价值观渐成温江村年轻人中流传的顺口溜、当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案件约占到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1/3时，社会管理者应特别警惕“温江村现象”的生长蔓延。
温江村年轻人的迷失，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困境的一个极端缩影。目前，“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在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当下，基本不懂农活的他们，回不去也不愿回到乡村，技能所限也让他们很难融入城市。游走在城乡两端，他们的人生变成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夹生饭”。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人生护栏”，然而，社会保障和救济渠道的缺失、城乡文化的冲突、常年被边缘化带来的道德畸变、贫富差距产生的心理失衡、市民的歧视与都市的诱惑，让“护栏”失修。
正因此，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应该正视并解决好这一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土壤与催化剂，如何消弭？走出灰色人生、走向阳光地带，社会如何给他们更多助力？
宏观层面，创造一个平等的成才环境最为关键。要打破现有城乡二元体制，融化户籍坚冰，消除身份限制；要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落到实处；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发展县域经济，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微观层面，人人都可为他们的未来出力。正是有意无意的歧视，让他们成为城市里的陌生人。对他们的劳动，市民应当给以尊重。比如面对快递员、服务员、保安人员时，少一些鄙夷漠视，多一句问候感谢，或许可让隔阂渐融。
毕竟，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关乎整个社会的未来。
人民日报时评：别等事后才想起“安全警报”
无论是否有财产损失、人员伤亡，每一个预警、每一次事故，都不能被忽视
近日媒体报道，广西梧州桂江一桥整修，虽然被发现桥面有裂缝，但在市政部门“抢工期”的要求之下，还是“力保”如期通车。
今年9月是全国“质量月”，主题是“建设质量强国，共创美好生活”。大桥未完成整体验收勉强通车，“行车像骑马”，让人不能不担忧工程质量。更重要的是，桥面的裂痕，也是一种“安全预警”。如果忽视了这样的预警，不仅谈不上美好生活，更可能威胁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预警的忽视，在很多安全事故中都能发现。今年7月，北京地铁扶梯逆行造成1人死亡；而去年12月，深圳地铁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电梯，也曾逆行伤人。今年7月垮塌的钱江三桥，通车不久路边就出现裂痕。
安全生产领域，“海恩法则”广为引用：每一起严重事故背后，有着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换个角度理解就是，每一次严重事故，都会有300多次能防患未然的预警。而“墨菲法则”则认为，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多小，它总会发生。这些理论，对于安全管理，无疑是有益的警醒。小漏洞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酿成大祸，而小问题往往会在各种小事故中被暴露。只有重视这些预警，及时绑好“安全带”，才能消灭那些“变坏的可能”。
听不见“警笛”，看不到“警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安全并未被摆在首要位置。梧州相关负责人解释，有问题还通车正显出当地政府“有责任心”。如此带着“裂痕”的“责任心”，难免让人质疑：是否大干快上的责任、追求政绩的责任超过了安全责任、生命责任，这才会使“裂痕”的预警被不屑地视为耳边风？
安全预警被忽视也反映出，在很多地方，安全还是一种被制度推着走、逼着做的“要我安全”。害怕的是出事后媒体曝光、上级追责，看重的是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政绩损失。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安全的认识、对责任的认识，远未达到中央要求的“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程度。看到了小毛病、出现了小差错，第一反应是能捂就捂、能拖就拖，更别说主动查找原因、堵塞漏洞了。
对于桥面裂痕，当地辩解：不是结构性裂痕，对安全没有影响。然而，各种安全事故以特殊的方式提醒我们：无论是否有财产损失、人员伤亡，每一个预警、每一次事故，都不能被忽视。
如果每一个预警都能成为一次全面体检、杜绝隐患的契机，如果每一个事故都能收获亡羊补牢、举一反三的教训，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才不是空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智慧让梦想与现实“交会对接”
科技革命或许还在远方，但寻找突破的脚步每天都可以踏响
如同孩子向往外面更大的世界，人类也从未磨灭“离开地球摇篮，扩大生存空间，向着宇宙更深更远处出发”的梦想。而航天事业，正是这一梦想与智慧的完美结合。
鼓荡着梦想与智慧的双翼，天宫一号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中国人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之家”。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天宫一号的发射难度要小于随后的神舟八号飞船，即使此次航天试验中，真正的高潮也是在其后的两个航天器交会对接。但这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开始。天宫一号的升空让空间站梦想变得如此之近，它激发着我们对更广阔世界的想象，这是“走出地球”的必然一步，让人类用更高更全面的视角审视地球和自身。
在追逐“太空驻留”梦想的路上，中国还是追赶者。1966年，美国两个航天器完成世界上首次在空间的交会对接；1971年，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个空间站。而此次交会对接完成，距离我们的空间站完全建成也还需近10年。
奋力追赶的过程，是一次又一次的飞跃和进步。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起步；2020年前后，将实现空间站长期驻留太空。这30年，不仅是空间站和航天技术自身的飞跃，带动突破的还有众多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
梦想与异想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筑基于智慧。这种智慧表现在我们怀揣梦想，却赋予其审慎而理性的内涵。踏实地选择一个准确的战略方向，踏实地沿着这个方向做好积累和提高，一点点量的积累，可能就孕育着巨变。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来者，也许这是更加切合实际的做法。
这也正是让梦想与现实“交会对接”的智慧。我们冀望的飞跃，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质的变化来自量的积累，一飞冲天也离不开每日振翅的练习。那些一下子推动世界天翻地覆变化的想法，不是科学，是科幻。
就中国航天来说，每一次突破都来自于漫长的积累，而时间是衡量这种积累的刻度。东方红一号卫星1958年上马，1970年才发射成功，用时12年；神舟飞船1992年立项，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上天，2003年神舟五号才把航天员送上了天，用时11年。没有卫星、飞船和交会对接技术的成熟，就不会有空间站的建立。这一次次的积累和突破，才让我们能一次次为飞跃而自豪。
今天的中国科技，已经写下很多“迟来的飞跃”。中国人进入太空、卫星探月、载人深潜器入海5000米„„梦想正慢慢地一个个化为现实，补齐中国科技整体水平的短板。而这些，也必然为重大科技革命铺就基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革命或许还在远方，但梦想和智慧的双翼却已然鼓荡，寻找突破的脚步，每天都可以踏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