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权力与政治的关系
伏向明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的共同体依靠信息传播得以维持，而大众传媒作为人类传播信息的基本渠道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影响在深度还是广度上达到了空前程度。也正是因为媒介强大的影响力使它成为社会中重要的力量，这种力量通常表现为话语权，媒体通过这种权力影响大众，从而与政治产生割不断的联系。
法国的拿破仑曾认为一个报馆胜过三千支毛瑟枪，近代中国学者梁启超则说报纸可以生一切，可以灭一切，可以吐一切，可以纳一切。从这些不难看出媒体权力的影响。当代美国心理学家巴克指出：通过大众媒体摄取信息，获得休闲和娱乐成为大众生活的重要方式、人们对于媒介的依赖愈来愈大。随着依赖性的不断增大，大众媒介所提供的各种信息改变各种态度和信念的可能性也将愈来愈大，这种可能性极大地扩大了媒介在政治中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受到媒体自身权力大小的制约 。他受到政治制约的程度、自身权力的大小取决于他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而它的政治属性又影响着它的政治功能的发挥。
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体的政治属性表现为资本控制下的“社会共器’’。在社会主义社会，大众没体表现为党性原则支配下的舆论工具和“灵魂工程师”。而媒介政治功能包括政治沟通功能、权力监督功能、政治控制功能。
一、政治沟通功能
那什么是政治沟通功能？美国学者K.W伊奇在《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一书中吧政治沟通看成是政治系统内部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存储、分析和处理。政治沟通首先表现为统治阶级或精英关于政策价值的传播，有效的传播能i够获得民众广泛的认同并的到他们的支持。政治沟通还表现为民意的上达。人们的深切愿望和不满情绪如果借由媒体宣泄表达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二、权力监督功能
代表舆论行驶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大众媒体对于政府工作公正、透明的报道使政府的工作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从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消除腐败。但是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法律，否则作用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三、政治控制功能
美国的学者罗斯认为社会控制 就是社会对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做约束是个人和团体的利益服从于整个社会的利益。媒体的控制主要体现在道德和文化方面。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不文明现象，不道德现象进行曝光，利用社会舆论压力是行为者改错。媒介还传播有利于统治者自身有益的道德观、价值观，是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媒介的政治控制功能在不同的国家，功能大小不同。
四、议程设置功能
议程设置指的大众媒体特意强调某些话题，引导大众去议论、关注这个话题，也就是大众传媒通过对信息内容的选择和传播能够决定什么内容可以讨论，什么内容被不可以讨论，什么成为热门话题，什么话题被排除话题之外。政治议程设置对于政治过程非常重要，谁能够确定议程。谁就能可以掌握主动。
由于大众传媒对于政治生活深远的影响，政治家无不重视对于他的控制。早在古希腊时政治学者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就把信息传播作为塑造国民灵魂的工具，作为哲学家王进行统治的手段。其言外之意就是媒介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他还主张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由检查官对未发表的作品进行预先检查。为此还建立专门的检查规则，中国古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有类似的见解。到了近代出现了分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媒体自由，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加强对媒介的控制。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媒体自由。在美国，新闻媒体依靠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力，成为与政府、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影响着美国的政治政策乃至政治结构，它们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美国是一个强调民主与自由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新闻媒体也享有着宽松而广泛的自由。媒体可以把总统称为“骗子”，也可以将议员称为“猪”，他们可以窥探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政客的隐私，也可以将通过某种渠道所获得的政府机密公诸于世（“五角大楼文件案”）。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胆量，主要还是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美国宪法和法律的直接保护。被称为美国第一部新闻法的是1791年颁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该法案的第一项就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剥夺言论及出版自由”。它被誉为美国“新闻自由的基石”，在保障美国媒体的新闻自由方面发挥了强大的威力。1966年美国又制定了《信息自由法》，随后出台了《阳光法案》《公开会议记录法》等法案，这些法律的实施，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开放度，使得公民的知情权和媒介工作者的采访报道权有了可操作性。由此，美国媒体也被誉为是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部门”——监督政府、引导舆论、影响受众，充分发挥着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下面举例说明一下美国媒体的强大权力，1971年，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不能自拔，美国社会的反越战运动一直在发展壮大，各大城市都爆发了反战游行示威，侵越战争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但是总统尼克松一意孤行继续进行战争，虽然减少了陆军人数，同时却加强空军和海军人数，还扩大战争。美国政府内部也就战争何去何从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美国朝野上下一片抗议声。1971年6月，《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报纸披露了一批描写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国防部绝密文件。这些文件是由一名颇有正义感的国防部官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透露给外界的。在文件公布之前，美国政府曾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文件的发表，但未果。这就是美国政治史和新闻史上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国防部的机密文件被媒体揭露，联邦政府名誉扫地。为此，尼克松政府试图以“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起诉艾尔斯伯格，以期挽回些面子，但顺应了民意的艾尔斯伯格最终在宪法保护下被法院判定无罪。这表明，三权分立的权力机制在重要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尼克松自己也绝未料到，作为位高权重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竟连一名普通的国防部官员也对付不了。在最高法院这个宪法守护神面前，尼克松政府败诉。这对帝王般的总统权力是个沉重打击。五角大楼文件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令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政府信誉遭受了严重损害
在西方人们把新闻媒介视为社会共器，是全民意志的代表。随着批评学派的兴起，人们倾向于把大众媒介视为社会公共领域的代表。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市民可以自由表达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公共领域的基本前提是市民应有相等的自由表达机会，并且能够自主地组织成公共团体，其讨论的主题应以批评公共事务为主，正是它提供了市民表达与沟通的平台。
在中国，国家坚持大众媒介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是一定阶级的舆论工具。毛泽东曾指出，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20]。”江泽民也强调：“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一种舆论形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21]。”也就是说，大众媒介总是代表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是阶级的舆论工具，而不是所谓的“社会公器”或“公共领域”。将媒介置于党和国家的行政管理之下，媒体没有相应的权利，成为政府的喉舌和工具。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建立起事后审读制度和质量评估制度
审读制度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了解报刊内容，掌握动态，对报刊进行经常性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新闻出版总署曾就此下达多个通知。在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中，分别规定了报刊出版管理实行报纸、期刊出版事后审读制。各报刊的主管单位对其主管的报刊进行审读，定期向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送审读报告。
报纸、期刊出版单位建立阅评制度，定期写出阅评报告。新闻出版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阅、检查报刊出版单位的阅评报告。
要求审读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危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宣扬凶杀、暴力、色情、迷信和伪科学的；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的；违反报刊出版管理法规和规定的。
审读结果要出“审读简报\"\"。各省新闻出版局每月要向新闻出版总署报送一次本地区报刊审读的综合情况。对审读中发现的重大政治错误、重大版面事故以及易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问题等，各报刊社要立即向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报告；各省新闻出版局要立即向新闻出版总署报告。不报或者迟报造成后果的，要追究责任。
质量评估制度明确规定必须保证出版物的质量。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也规定了实行报纸、期刊出版质量评估制度。近年来，新闻出版工作由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效益提高为主转移，质量问题得到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报刊质量包括政治质量、信息质量、文化质量和编校印装质量等。1995年新闻出版署制定了《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细则\"\"和《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评估办法”。报纸出版质量标准，被分为六个方面，并以百分制进行评定，即办报方针、宗旨、舆论导向（30分），是否依法出版（20分），版面综合质量（包括真实性、稿件质量、版面容量、标题、栏目设置、文字校对、印刷质量，共30分），广告质量（10分），社会信誉质量（10分）。
在中国从没有批评政府的声音，更没有像美国“五角大楼文件案”那样的事。
西方在法律上给与媒体绝对的自由，赋予媒体相应的权利，限制政府对他的控制，使之成为社会公器把政府的工作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实现他的政治职能和权利。而中国政治控制了媒体，成为了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不能成为大众讨论公共事物的平台，也制约这媒体政治职能的发挥。媒体的政治沟通功能、权力监督功能成为空话，媒介体制落后，媒介体系与政治体系一体化，行政权力对媒介的过多干预，限制了大众媒介活动的空间。所以推进新闻体制改革，发展大众传播事业，是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权力应该与媒体权利保持一定的距离，让它与大众相近，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平台，成为社会共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