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红人现象分析
“网络红人”现象炙手可热，从2003年的木子美开始，到后来的二月丫头、天仙妹妹、芙蓉姐组、小胖等等，至少也有数十个。而且，这些“网络红人”们，到今天有很多已经不是单纯的网络上的红人了，已经开始逐步涉足传统媒体，尤其是越来越多地在电视上抛头露面了。他们从最初的“网络红人”已经慢慢发展到了“传媒红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也可以算是“名人”了，即吸引了一定数量人群的注意力，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有些普通人能够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实现“从麻雀到凤凰”，传媒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下面我们就从传播学的角度作一解析。
一、网络红人的大致分类：
网络红人虽然多，但一般都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正面形象类。首先就是网络歌手，比如唐磊、庞龙等一大批流行音乐歌手。他们虽然没有经过传统媒体的歌手大奖赛之类的选拔，但因自身比较出众的才华——大多是能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凭借脍炙人口的歌曲，他们能迅速受到广大网友的欢迎，可以说是“一夜成名”；他们进而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顺理成章地登上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的舞台也在情理之中。因他们大多都有着较为专业的素质，且以后都成了歌手，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络红人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此不把他们列为研究的对象；即以后本文中所指的网络红人，不包括他们在内。比较典型的正面形象类网络红人就是天仙妹妹，她的成名虽然可以说是“网络推手”一手策划的结果，但就其自身而言则是靠自己清纯朴实的“自然美”的形象吸引了大批的网友，以正面形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以至于连央视都前后9次采访她。
二、负面形象类。从最早的木子美开始，到后来的流氓燕、竹影青瞳等，她们或以文字曝光自己的“性爱日记”，或以图片展现自己裸露的身体，总之是通过有悖于传统道德的“自我暴露”来吸引人的眼球，满足人们的“窥私欲”，进而在网上一举成名的，属于较为负面的一种类型。
三、比较中性类，这一类的数量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比较自恋的芙蓉姐姐、山东二哥，还有被别人恶搞和靠搞怪表情成名的小胖等等，这些人在网络上的表现多少有些“另类”，满足了人们的一些猎奇、戏谑、搞笑等心态和欲望，因而也在网上成了名。
网上走红，一般不外乎通过这几种媒介，要么是文字（如木子美），要么是图片（如天仙妹妹），要么是视频（如宝贝小雨），要么是兼而有之（如竹影青瞳）。总之他们是依靠了网络这个平台，通过文字、图片、视频或兼而有之的媒介手段主动或被动（被网络推手操作或被别人恶搞）地“展示”了自己，吸引了比较多数量人的眼球，从而走红，成为“网络红人”的。
二、网络走红的原因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其中本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
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觉察。自我，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为本我服务。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超我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其中人的这种“本我”的状态，在一些匿名的状态下比较容易表露出来，因为这时他容易逃避社会规范的监督和约束。网上论坛里人们的集群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等特点，使它不但符合勒庞等所说的“乌合之众”的条件，而且符合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条件。在网上论坛里，广大网民的审美、猎奇、恶搞、窥淫、乃至审丑等心理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让自己的某种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只不过这种心理需求正如马斯洛所划分的五个层次那样，有高下之分。人有审美需求表明人更接近于“超我”的境界，有猎奇需求表明人处于自我的状态，而有窥淫的需求则表明人更接近于本我的状态。虽然境界有高有下，但都是人的需求。这就好比一个人爱看《妈妈再爱我一次》是因为他有高尚的情感需求，他爱看武打片是因为他有一般娱乐的需求，而他也爱看低俗得有点黄的有些东北二人转，是因为他有一些比较低俗的趣味。从高雅需求到低俗趣味，从天使到魔鬼，人就是这么一个复杂体。这样一来，无论是正面类型的、负面类型的还是比较中性类型的一些网友的自我展示，只要能够满足上述几种心理中的任何一种，就能吸引相当数量网民的注意力。又由于网络人们集群的情绪化、低智商化、易暗示和传染等特点，使得这些帖子能够被网友们迅速地复制粘贴到各大网上论坛之内，从而能吸引到更多人的注意力，引起很多的讨论、评论，不论它们是在被叫好、被欣赏、被取笑、被起哄甚至是被叫骂，总之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网络红人就这样形成了。
其实，这种网络红人的现象跟新闻的娱乐化可谓是一脉相承，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娱乐受众。所不同的前者是“网络红人”、“网络推手”或有些网民（如恶搞小胖照片的网友）在网络上主动地去推出带有某种“看点”的个人，而后者则是记者或编辑们主动地去把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娱乐化的包装与处理。简言之一个是网民对人（自己或别人）进行娱乐化处理，一个是记者或编辑对“事”进行娱乐化处理，虽然直接的目的都是为了娱乐受众，但间接目的则一个是借此成名，一个是提高收视率或扩大发行量，即一个是为名，一个是为利；而名的最终目的还是利，它们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被视为商业行为。当然，娱乐有高下之分，有审美的娱乐，有猎奇、搞笑的娱乐，也有窥淫乃到审丑等的娱乐，娱乐受众只是他们成名或获利的一种手段。
三、传统媒体对“网络红人”现象的跟进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再构成‟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
境的认识和判断。”①大众传媒议程的设置要通过“新闻报道”，但新闻有硬新闻和软新闻之分，所以议程的设置也就有硬新闻的议程设置和软新闻的议程设置之分。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1998年底对美国16家重要媒体进行了1977年与1997年新闻报道对比研究，发现1977年传统的硬新闻与娱乐性新闻比例为32％比15％，而1997年则颠倒过来，这个比例为25%比40%。“美国三大新闻网1990年一年花在娱乐性新闻上的时间比前两年增加了一倍多”②。这种软新闻增多的现象是新闻娱乐化的一种表现，到今天，新闻娱乐化已经成为我国的新闻传播业界的宠儿，媒介为我们设置了越来越多的有关软新闻的议程，哪怕很多的软新闻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郭庆光教授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也同时指出，议程设置理论只是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议程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也即是传媒不但能够设置议题，而且能够反映社会议题；不但能够制造和影响舆论，而且能够反映舆论。这也可以理解为：传媒能为社会设置议题，而社会（人、事物、事件等）也能够为传媒设置议题。如果“网络红人”的形象比较好的话，一些企业、组织和个人便会看中他们身上的“注意力”这种在当今信息时代十分稀缺的资源，开始找他们拍广告、做形象代言人等；他们甚至还能进一步出唱片、接拍电影、电视剧，进军娱乐圈。
造成这种“网络红人”现象的有很复杂的原因，如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社会上人才成长机制的不健全等等，但单从传媒来说它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教授陈卫星认为，“网络红人”展示自己是一种纯商业行为，在整体社会文化走向低俗化的倾向下，选择低俗化的方式展示自己成为他们有市场需求的前提。尤其是许多“网络红人”背后的“网络推手”们，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这一“新兴职业”的无疑是可观的商业利益，如他们可以从“网络红人”的代言费中进行提成。商业化与低俗化在当今许多传媒身上面简象是一对孪生儿般如影随形。正如娱乐化的新闻中有很多是低俗的一样，“网络红人”的现象中也有很多是低俗的。
正如传媒为社会设置过多的娱乐化软新闻的议程会对社会带来危害一样，如果任由这种“网络红人”现象泛滥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网络走红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跟广大网民的“乌合之众”以及“本我”、“自我”等状态的非理性、低俗娱乐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难免会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后果，“网络恶搞”发展到恶搞英雄人物、红色经典作品就是明证。而不幸的是，许多的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对这种非理性、低俗娱乐的因素又不恰当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仅具有知名度而缺乏美誉度、仅具备一些注意力而缺乏影响力的“泡沫化”“网络红人”们，和一个非理性、低俗娱乐蔓延的社会，更多地彰显出的是浮躁、苍白、感官化和反智主义，这和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八荣八耻”是相违背的，也是值得警惕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顶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的思维。”（恩格斯语）同样，如果这个社会大量地充斥了非理性和低俗娱乐的东西，“如果这个社会不能了解到需要知道的关于自我的事情，那么同那些拥有好的新闻机构帮助面对自己的需要和失败，同时对于自己的成功给予认可的社会相比，这个社会将是缺乏活力及更少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