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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秘诀：持之以恒———陈俊亮教授的故事
作者：王英柏
在新千年的第一个金秋收获季节，迎来了北京邮电大学建校45周年华诞。这次校庆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活动就是纪念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叶培大教授执教60周年。在北邮人的心目中，叶培大教授既是一位高风大智、诲人不倦的师长，更是一位皓首穷经、风度翩翩的学者。这里讲述的正是这位步入耄耋之年的长者的故事。
一、艰辛辗转的求学之路
叶培大1915年出生于上海南汇县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叶时茂是前清秀才，毕业于犹太富翁哈同所办上海神州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后，曾做过几个月的挂牌律师；嗣后，就是做私塾、小学及中学的国文教师。他擅长国画，以绘画为副业，在江南略有名气。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没有文化，沉默寡言，终日只知为儿女操劳，是个典型的东方善良女性。 生不逢时的叶培大，幼少年时代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家庭经济原本不富裕，加上人丁多，三兄弟两姊妹，就只能供他一人上学。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尤其是受父亲的训谕和熏陶，使他从小就懂得珍惜时光，总是废寝忘食，勤奋苦读。12岁那年，即以高小毕业考试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家乡新场镇小学，并在父亲的坚持下专程赴申投考，一举及第，考入上海民立中学。当时的上海民立中学，注重英文，尤以众多的毕业生考取邮务海关而出名。校址在上海大南门，是一所贵族中学，学生大都是一些殷实富有家庭出身的子弟。教师大部分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从初三起即有英美教员任课，即便中国教员从初三起也完全用英语授课，连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课程用的都是英文教材。尽管学校的学费很贵，每年要花300元，由于父亲望子成龙心切，很看重这所学校，还是惜子舍财，坚持到底。但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叶培大参加全上海市中学会考，名列前茅，荣获甲等。
初中时期的叶培大，一度受进步文艺的影响，喜爱文学，想做一个文人，当文学家。课余常写些小品和短篇小说投给《上海新闻报》、《浦东日报》等副刊，曾常有诸如《人力车夫》、《玫瑰花》之类的习作见于报端。但到高中时，又觉得学文没有出路，转而立志学工，以报考国立大学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中毕业后先屈身于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物理系学了一年。除把全部力量花在数学、物理、化学3门功课上外，迫于生活，每天晚上还要为两位张姓中学生补习两个小时的物理、数学课，每月从中得到20元酬金，作为生活补贴。
1934年夏，叶培大报考国立大学如愿以偿。在天津北洋工学院电机系念书时，深知能够入大学很不容易，经济上既不宽裕，政治上更无靠山，只有靠“书包翻身”，以技术学术为求进阶梯。于是为了个人前程，比以往更用功，埋头图书馆，大学头3年6个学期始终都考第一，最后一年获得奖学金。这年夏天，正当四年级分派到江苏无锡戚墅堰电厂实习，卢沟桥事变爆发，毕业实习只得半途而废，直接返回南汇新场老家。9月底接到北洋工学院通知，要在西安上课。由于当时正规交通已经瘫痪，只得雇乘一只小船到上海，取道南京，经武汉辗转于10月底到达西安。在西安仍是埋头苦读，但心绪难于安定，效率很差。尤其中间西安形势吃紧，全校又迁至陕西城固县上课，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大学最后这一年，虽然仍考第一名，但自我感觉实际收获不大。
叶培大在大学期间，个人求学深造的欲望比中学更强，一心想毕业后报考官费出洋。为此，毕业后一直在工作之余努力准备功课。特别是在南京广播电台工作期间，听到有消息要招考留英留美生，于是更加积极准备，黎明即起念无线电、电信网络、电工基础等，每天看英文报练习英语。1944年参加美国租借法案官费出洋考试，应试揭晓获电信专业（录取20余人）第一名。直至1945年夏，正当而立之年的叶培大踌躇满志，终于满怀求知的渴望，经印度乘海轮于9月初抵达纽约，开始了他一生中难忘的留学生活。
刚到美国没有地方实习，于是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念超高频工程、应用电子学等课程。后经人介绍，在该校就读同时，先后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播音室和发射台，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实习。第二年春末夏初，被派往加拿大蒙曲沃尔北方电气公司实习发射机，研究杜黑特（DOHERTY）线路。秋季又回美国到旧金山参观实习。至1946年11月结束在美求学，又远渡重洋，回到祖国。
二、澹泊清平的教书生涯
叶培大1938年于西北联合大学毕业后即留校担任了两年工学院电机系助教。随后担任重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工务员、助理工程师，同时兼任金陵大学电机系交流电机实验课。其间除脱离教学出国留学一年外，特别是自1949年9月回到天津北洋大学起，他就一直在高等院校执教，先后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电工学、工程画、电声学、电工基础、无线电、应用电子学、放大器、无线电发送设备、无线电基础、电磁场理论及微波技术、导波场论、微波固体器件、光波导技术基本理论、光纤通信等18门课程。1959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是我国最早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1984年成为国内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指导了30多位硕士生和40多位博士生。经他精心指导的这些毕业研究生中，有的成了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有的成了著名学者或企（实）业家，有不少人已成为博士生导师或独立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课题负责人，还有多位博士获得德国洪堡科研基金。
对于当教师这个清苦差事，叶培大教授却情有独钟。记得在一次访谈时谈到这个话题，叶培大的回答既很坦然，也很诙谐：当教师也算是我一生中的缘份。一毕业就留校任教，即便是后来在重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工作期间，也一直兼任金陵大学（即今南京大学）电机系副教授，只有出国一年多离开了教学，前后60多年。解放前夕到的北洋大学（即今天津大学），1955年北京邮电学院正式成立，随天大电信系来北邮干到现在，差不多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虽清苦一点，但乐趣也不少。看到学生一个个成材，很高兴，有成就感。民族振兴，国家建设都需要人才。年轻时有人主张“科学救国”，被称为“曲线救国”。因为那是在旧中国，国体政体没有解决，当然不现实，是书生意气。现在不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科教兴国”战略，非常之英明；还有“可持续发展战略”，都是非常之有远见，造福子孙，深得民心。教书就是直接为“科教兴国”做出贡献，我们高校是第一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很光荣。如果光从个人考虑，教师是个清苦差事，收入比不上办公司的“大款”。但要真正强国富民光靠办公司不行，还是那句话：“老九不能走”。所以，我干一辈子“教书匠”无怨无悔，倒是自得其乐。
耄耋之年的叶培大，还在指导研究生，并承担“光波导技术基本理论”课程的讲授任务。他常说当教授就是要讲课，当了教授而不讲课就不像个教授样子。他的课堂教学独具匠心，向来以“重点突出，脉络清楚，形象生动，深入浅出”著称，备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他不只是关心学生的学业，而且关心学生的成长，特别是他指导的研究生。他认为本科生一般是听老师讲课，对教师的治学精神和品行作风不大可能有很深的了解。但是博士生导师则不同，与学生联系得很紧，因此身教和言教一样重要。他讲：我与学生之间，除了师生关系，还有一层朋友关系。我经常到学生的宿舍，与他们聊天，话题很广，谈学习，谈工作，谈生活，还谈家庭。在对待教授的信誉上，叶老认为教授的信誉最主要的是工作要负责，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完成任务，既定目标能够达到。更深层的信誉基础就是研究的水平和培养学生的质量，因为学生质量是导师水平的反映。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得意门生，他们的学风和素质，带有很浓的导师风韵。所以，当老师的必须既教书又育人。正因为如此，叶培大在1995年曾同时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和“邮电部优秀科技工作者”三个荣誉称号，实属当之无愧！
在长期的执教生涯中，叶培大教授一贯提倡并始终坚持“学以致用”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治学思想。他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学生要注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的锻炼，加强工程师基本技能的训练。他认为重点工科院校本科生要基本完成某个工程的系统训练；硕士生必须完整地完成某个工程的系统训练；博士生则除此之外，还必须具有不断创新的能力。培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是件难度很大的事，但必须抓。作为导师，不担心学生是否按照自己既定的路线走，而关心学生是否在走他的创新之路。对青年教师则要从最基础的实验工作做起，上讲台的教师一定要参加科研工作。他说：高校的教师，尤其是重点高校的教师，必须既教书育人又搞科学研究，就是平时说的“两个中心”。邓小平同志1978年就提出了高等教育的“两个中心”的思想。社会上有些人有误解，认为高等学校搞教育，科研院所管科研；把高校教师队伍当作单纯的教育队伍，很少人把它作为科研队伍，他们把教育与科研脱离开来。小平同志纠正了这种错误思想，提出高校应是“两个中心”，二者必须结合。科研是领导我们教育方向的，也指导着教师教学的方向。重点高校的教师不搞科研不能算是合格的教师。高校搞科研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优势。不仅能出科研成果，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创造社会财富，而且能提高教师水平，锻炼教师能力，活跃学术空气，丰富和更新教学内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举两得，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这些“人才”，既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本人。对于一位称职的高校教师，应当集教学、科研于一身，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高校搞科研又有自己的优势，人才济济，学科齐全，图书资料丰富，交流切磋机会多，研究氛围很好。与条件好的科研院所相比，只是仪器设备和制作工艺有些跟不上。除了这些硬的方面，软的方面还要克服只重视学术理论价值，而忽视社会经济效益的片面认识；要提倡“顶天立地”，既钻高新理论，又出实际成果，重视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但是，如果教授做项目时，过分强调转化为生产力，完全注重创收也不行，因为基础研究一定要有人做，高校应该承担基础研究的责任；还要在科研中大力倡导和培养“公正、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863”① 精神。就是在这种治学思想的指导下，叶培大教授始终坚持边教书、边科研、边著书。在他写的教科书中最主要的代表作有《微波技术基础及电磁场理论》、《微波技术基础》（曾获邮电部优秀图书特等奖），以及《光波导技术基本理论》和《光纤理论》等。特别是后两本有关光通信方面的书，自出版以来，就被各著名大学广泛采用，作为教材或主要参考书。这两部经典性著作，是作者平生教学经验与科研实践的高度提炼和精辟总结。1999年两书同时获信息产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三、新中国光纤通信的开拓者
1955年，叶培大教授主持研制微波收发信机，获得成功，他是新中国微波通信的领路人。早在1956年他就在国内首先为本科生开出“微波技术”课程。1958年，他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研究“毫米波圆波导H01通信系统”，取得成果并发表论文多篇，如《波导H01通信调制方式研究》、《H01圆波导远距离传输理论》、《微波中继圆波导馈线》、《同轴波导不连续性理论的两点补充》等等。
1964年，他又与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合作，在国内首先研究大气光通信，并在北京、上海等地成功地进行了大气光通信实验。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旋磁理论》、《微波理论与技术发展》，并率先开始招收光通信研究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叶培大教授的科研工作被迫中断了8年。1974年参加邮电部960路微波中继Ⅱ型机的研制工作，他克服种种困难，在国内首次研制出微波波导校相器、微波波导直接耦合滤波器及微波分并路器等，为提高960路微波中继Ⅱ型机的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项科研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集体）。此外，他还设计了120路数字微波系统。并在该系统设计、研制工作的基础上，与他人合著出版了《数字微波通信系统及计算机辅助设计》一书。该书的出版，适应了微波通信制式数字化和系统设计普遍采用计算机辅助手段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微波通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78年，叶培大教授恢复光通信研究工作后，及时抓住“相干光纤通信系统的研究”这一带有战略意义的前沿课题，组织攻关，做出了重大贡献，带动了全国的光通信研究工作。1979年夏，北京邮电学院受国家科委委托举办了首次全国光通信技术研习班，由他领衔授课。这次学习班对全国光通信的开展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指导其研究生研究多模光纤传输系统中模式噪声时发表的论文，获1983年北京市优秀学术成果奖和世界通信年优秀论文奖。1986年与他人合作的国家“六五”攻关项目“相干光纤通信系统及部件研制”获邮电部科技进步奖，该项成果1988年被列为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同年与其博士生研制的“半导体激光器封装结构”获国家专利。此外，他还承担了“光锁相环———零差相干光通信接收机”和“模分配噪声”等两项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以及“单频率半导体激光器”和“环状谐振腔半导体激光器”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自1990年以后，光通信研究工作转入“863”及邮电部重点项目“光纤光孤子通信系统”和“光纤光时分复用通信系统”。第一阶段完成后，于1999年双双获信息产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因此，在众多的同仁心目中，叶培大教授始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新中国微波通信的领路人和光纤通信的开拓者。
四、为振兴中国通信大声疾呼
在跟踪世界通信先进技术的科学道路上，留下了叶培大教授孜孜不倦地求索和刻意创新的串串足迹。他作为成立最早的邮电高等学府的一名老教授和当时邮电部门惟一的一位中科院学部委员，深知自己肩上的分量。国家“863”计划的第一期工作中没有通信，因为当时社会对通信的认识还不足。为了引起重视，当时的邮电部部长请叶老在《红旗》杂志上写了一篇《通信技术与现代化建设》的署名文章。1990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召集了十几位科学家座谈，叶老在会上做了题为《通信科技发展概况与我国的对策》的书面发言。同时，他曾多次利用全国政协会议等机会，为开展通信前沿技术的研究大声疾呼。1991年初，经他发起与马大猷教授等七位中科院学部委员联名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最高领导者上书，呼吁设立“863”通信高技术研究主题。随后又就此向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再度递交了大会提案。由于受到了中央和有关部委的重视和支持，很快经国家科委批准由其领衔组成了“863”通信高技术战略研究组并担任专家组组长。经过专家组半年多时间的多方调研和反复论证，“863”通信高技术领域的立项工作终于在1992年初获得国家终审批准。当年，叶培大教授因此曾荣获国家科委授予的为“863”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奖。嗣后，他又发起并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为国家“八五”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完成了“通信网大系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与技术研究”的课题研究咨询报告，由邮电部转报国家科委。1993年4月，他接受了国家“高清晰度电视（HDTV）战略研究组”组长的工作，并率领研究组成员如期圆满地完成了研究课题咨询报告。报告就如何在我国发展HDTV系统所涉及的战略问题，从国家的高度，结合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技术形势，提出了我国对HDTV这一全球性关键技术的发展所应采取的对策，受到了国家科委和有关方面领导的重视，1994年6月获国务院批准并启动。与此同时又接受了中科院交给的“发展我国高速信息网的对策研究”咨询课题，并出任课题专家组组长。历时10个月，于1994年11月底提前圆满完成了咨询课题研究报告，并于同年年底以中科院的名义，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题为“建设我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建议”的咨询报告。值得一提的是，早在80年代叶老和另外一位学者就在题为《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的建议》的专题报告中，提出了9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不仅观点明确，而且涉及不少敏感话题。因此，报告提出不久，就有人评论说是“全盘西化”，有人猜测说叶培大可能要挨批了。后来，李鹏总理在咨询报告上做了批示，发有关部门参考，选择执行，猜测才没有成为事实。15年后，专题报告《建议》中提出的许多具体措施都在我国通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得到了证实。时至今日，提起这件事叶老还是那样坦然：“当时提出这个建议，需要勇气。”
五、古稀之年的新党员 1985年6月11日，古稀之年的叶培大教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正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所写的：我经历过新旧社会的交替，党领导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带领人民为实现四化富国强民而奋斗，我感到无限振奋，深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使祖国独立繁荣富强。我是一个老知识分子，解放前在国民党那里做工作，当时确已看到国民党腐败，丧权辱国，倒行逆施，毫无希望。北京解放后，便举家经香港回到新中国。35年来，党对我备加信任，交给重担，给以很高荣誉。对此，十分感激，如果说工作上有点滴成绩，都是党培养帮助的结果。在党的教育下，尚能不间断学习，略懂了一些道理，决心走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我早有此心，但由于历史包袱沉重，始终未敢提出，现党对知识分子如此关心爱护，又推动了我入党的愿望，希望在有生之年里，能作为党的一员，接受教育，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为“四化”工作好一些，贡献多一些。
年届耄耋的叶老，尽管从行政岗位上已经退下十几年，却从没有赋闲在家，依然精神矍铄，行色匆匆，日程表还是排得很满。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在他的早年经历中有两个转折点：一是1946年从美国回来，二是解放前夕从香港回到天津。这两次他都有条件离开大陆，但最终还是回到了眷恋的祖国。所以他同样这么要求他的学生：鼓励他们去国外学习，也希望他们学成回国。“我要求他们要爱国，这是最起码的。”这便是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早在当年学生时代叶培大就是一位具有爱国精神与民族自尊心的热血青年。他回忆当年的情景：“尽管终日寒窗苦读，惟对于抗日爱国，尚不后人。”在当年，作为一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对日寇侵华无不义愤填膺。“九一八”后，他不仅参加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活动，还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参加到乡下做抗日宣传工作。后来，在美国学习期间，又亲身感受到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给在外留学人员带来的民族歧视(到处看不起中国人)。让他一生中难忘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在远渡重洋的轮船上，喝水时不小心将自来水喷到了一个美国兵身上。尽管自己当即赔了不是，但还是遭到那位在中国人面前不可一世的美国兵的痛骂，几乎挨揍。另一次是在美国的NBC实习时，因看错了信号灯，误入播音室，也是被导播连骂带搡推了出去。每当想起这些沉积在心中的往事，都使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深感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1946年12月，叶培大归国后回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就职，被派往南京江东门机房工作。后来江东门机房拆运到广州，叶培大随船抵穗。工作当中，他对南京国民政府当局的所作所为，愈加不满。1949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台的负责人要将100千瓦中波机运往台湾。对此，他和同事们已有察觉，对国民党撤退转移设备早有戒心。为了保留机器，叶培大与相好同事多次商议对策，建议将机器送到广西保存。由于当局不予采纳，他们便将射频电桥上的一个关键部件扣下，使设备不能完整运走。
六、美国独立宫金钥匙奖得主
叶培大教授十分重视并大力倡导学术上的切磋与交流。叶老过去经常出国进行学术考察，使他感触最深的是：忽视基础将永远落后！他常以光纤通信为例，近年来光纤通信已达到很高水平，实验室里光纤通信速率已经达到3.2Terabits/s(即3200Gbits/s)，折合话路一条光纤同时可传3000多万个电话，也就是两条光纤同时可以容纳6000多万人对话。这已经似乎不大可以想像，但是考虑到因特网和多媒体的爆炸般的发展，通信速率要求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要高达几百个Ter?鄄abits/s，甚至几千个Terabits/s，也就是到达Petabits/s(即1000Terabits/s)数量级，近乎于天文数字。这就要求研发很多创新器件，组成创新的超高速网络，开发创新的特大软件。对此，美国贝尔实验室已经集中大量人才去做这类工作。对比起来，我们的科研不能只看目前，忽视基础。削减超前项目，结果必将永远落后。不能总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要了解科技前沿，就要多参加学术交流。他常说：一个博士生导师，一个做前沿研究的学者，都要特别注重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多参加国际会议。只有工作是国际水平的，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才是国际水平的；只有培养过程是面向世界，所造就的人才才能走向世界。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相继担任过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中国通信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及微波通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年，他被选为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IEEE）会士（Fellow），并兼任该学会通信学会（COMSOC）国际活动委员会委员、亚太地区委员会委员；国际集成光学及光通信会议（IOOC）国际管理委员会委员；IEEE北京分部主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磁科学研究院（TEA）院士。他的这些特殊身份和社会兼职，是与其热心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分不开的。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叶培大教授多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并发表论文。80年代中后期，他先后多次应邀在美国、日本、加拿大、香港、华沙、汉城等地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或主持会议。他讲的“中国的光通信”、“中国的相干光纤通信研究发展”、“有关通信发展战略问题”都受到国际同行的称道。他多次担任IEEE主办的国际会议技术程序委员会委员及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参加评审稿件，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宣传中国的通信发展做出了贡献。
1985年后，叶培大教授曾先后组织过中日光纤科学及电磁场理论会议、中英光纤通信会议、国际电报电话传输研讨会、国际电信流量及网络研讨会、国际通信技术／中英第二次光纤通信／固体及半导体激光器专题会议、国际信息基础结构、亚太通信、光电子及通信等国际学术会议20余次，并担任会议主席或合作主席。
鉴于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为推动国际学术活动做出的业绩，1988年6月，在美国费城国际通信会议大会上，费城市市长亲自授予他美国独立宫金钥匙奖；1989年由IEEE主席授予“为发展IEEE做出突出贡献”奖，同年还被授予“中国电信教育的先锋贡献”奖。1991年获中国科协国际科技交流二等奖，1997年获IEEE通信学会杰出会员称号，2000年获IEEE新千年奖章，2002年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解放初曾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叶培大教授，为发展我国的微波通信和光纤通信，为培养我国自己宏大的邮电通信高级专门技术人才队伍，坚持不懈地辛勤耕耘了60多个春秋，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自己所钟情的教育事业上，迎来桃李满天下。而今虽已耄耋之年，但仍然壮心不已，奋斗不止，继续用孜孜不倦的默默耕耘来实践自己用以自勉的诺言：“老骥伏枥志千里，扶植新秀做人梯，但愿苍天宽时限，夕阳未必逊晨曦。”
2002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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