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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六十年土地制度变迁回顾长安讲坛

发布时间:2020-03-01 17:04:46 来源:范文大全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六十年土地制度变迁回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社科院研究员

张曙光

我今天讨论这个,就是想在过去做的基础之上,能够进一步提炼,来说明我们六十年变迁是怎么走过来的,其中有些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大家知道土地问题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咱们革命靠的是农民,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到了建设时期,说实在的,还是靠的土地问题。

土地现在不仅是一个农农业的生产资料,农业的基础,而且在土地上也是一个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上不仅可以长出粮食,现在可以长出城市,长出房屋,而且现在土地司,政府城市化进程中间融资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和它的平台。所以也是一个现在各方面的矛盾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我今天晚上可能着重于农地的问题的讨论,讨论完了以后,涉及到关于建设用地的问题,讲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对六十年土地制度变迁作一个回顾和描述。

第二个问题,在描述的基础之上,从各个方面进行一些进一步的分析。

第三个问题,想讨论的是地权的变迁与市场的扩张。 第四个问题,讨论一下地权细分与地权的实施。

针对这四个问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60年走过的道路,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合作化时期。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过程

第三个阶段大概从90年代开始,土地规模流转这样的阶段,现在还正在进行。

这三个阶段,大家看在这个阶段,咱们解放以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土地财产的私有制度,农村里边除了少量的地主富农土地比较多以外,大部分是自耕农和佃农,都是小农经济为主。解放以后,共产党实施了土改。但是并没有改变土地私有制度。到了合作化,初级社的时候,咱们是土地可以入股分红,大型的农业生产资料可以着价入市,所以农民对于土地仍然保留着他的财产,一部分财产权利。

接着是高级社,高级社土地入股就取消,全部归了大队,归了高级社,农民从此也就和土地的关系也就不是直接,他的虽然说是也是名义上的土地所有着,但是他并不能来处理土地,就说并不能在土地上决策这些事情已经不行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一个社和一个社之间,仍然有着它的财产的界限,这种公有制仍然是一个有限制的公有制,但是到了公社化以后,咱们可以看到公社从一个有限的公有制,变成了一个无限制的公有制,因为一大二公,因为共产风,一平二教三收款,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公社可以共社员的产,县里边也可以共公社的产,所以那个时候,财产的界限是没有的。

不仅如此,咱们还实行了公共食堂,政府的控制从中央一直深入到农村的基层,那么建立了公共食堂以后,我们实际上统治了农民的生活决策,所以说不管是生产的决策权,还是生活的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政府部门控制了,因为以吃食堂,我要自己在家做,我想做就做什么,食堂也就是那么些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咱们建立走合作化的道路,目的是为了给工业化积累资金,而实行公社化,从上统治到下,再加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确实是一个积累资金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方便的办法,大概30年里边,通过剪刀差,政府大概从农民那拿走了六千多亿。但是由于实行公社化的结果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不仅没有推进经济的发展,相反给击毁主义,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既然是一种击毁主义,而咱们合作化的时候,名以上说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是不能退社的,你要退社,可能要通过辩论、批判,实际上没有公开的退出权。

大家清楚,这个退出权恐怕是保障个人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咱们没有了公开的退出权,那么击毁主义就来了隐蔽的退出权,怎么隐蔽的退出呢,那就是说我出工不出力,磨洋工、大葫芦,公社你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就很清楚。由于咱们公分制、平均主义等,所以更使得隐蔽的退出非常发达。

也正因为有了隐蔽的退出,劳动的效率很差,所以咱们可以看到30年的结果,使农业生产陷入了停步不前,甚至到了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的失败,因而造成了三年的经济危机和饥饿,饿死了几千万人,最近党史第二版,公布的资料是说死亡了一千万人,但是原来的统计局局长,他早就说过是2200万人,有的材料说是3700万人。

由于这个状况,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搞了30年的合作化,结果使得老百姓仍然吃不饱肚子,而且咱们想通过合作化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但是你想一想,积累资金一方面是你,它的剩下价值的比率,剩余产品的多少,你能拿过来,就像税收一样,一个取决于税率的高低。

另一个就取决于税利的大小,就取决于你剩余产品的多少,由于咱们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结果剩余产品数量很少,所以你罗列的再多,你拿走的东西仍然不多,所以咱们可以看到,尽管通过剪刀差通过公社化,为工业化积累了很多资金,也建立了所谓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些工业由于没有市场的,经受不起市场的考验,改革开放以后,咱们看到很多建立的工业一个一个都垮掉了,这是恐怕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由于30年的农业的结果搞来搞去陷入贫困陷井,再加上*的破坏,咱们看到一方面是老百姓贫穷,正因为老百姓贫穷,咱们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受到了动摇,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咱们就改弦更张,改变了过去的办法。

那么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里边,老百姓要求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的这种状况发展的很快,各个地方都有,比如咱们讲温州地区为什么最早改革开放以后,私人企业发展的很快,恐怕从50、60年代,60年代温州的三自一包搞的很,当时是作为很重要的事件来整治的,事实上三自一包这个事情没有停止过,到了1978年以后,咱们可以看到由于老百姓吃不饱肚子。

所以带头的就是大家知道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村,按说血手印,来要求包产到户,一旦出了问题,其他人要赡养出问题的家庭。那么当时也由于吃不饱肚子,咱们的地方的开明的官员,对农民的这样一种创新行为,采取是一种支持的态度,但是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央政策没有变,所以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状况,当年安徽省委书记,他是支持的,但是这个也是经过了斗争的。

所以实际上包产到户,是在地方上先合法化,但是到了198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时候,各个地方的大员到了中央开会,都要求中央承认我那个地方的那一种承包制是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没有办法,才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这一承认不要紧,一下子很快在全国推开,到了1983年末,90%以上的农户,已经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于农民所使用的那一块土地,和这块土地所取得的收入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农民对他耕种这一块土地的未来的收入有了稳定的预期。

这是理论上讲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因而增强了农民的这种激励,那么增强激励了,咱们是解决了农业问题。你可以看80年代初,再加上农产品提价,农业增加很快,以至于到了1984年,咱们出现了政府收购不了,农民卖粮难,出现了仓容危机,就说仓库放不下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当年的这样一个现实,但是咱们可以看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因为这样的好处,所以中央就要把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基本政策来坚持下来,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在1993年第二次承包的时候,延长承包期30年,到了前几年2008年,又说承包长期不变。

但是这样一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实际上是集体地权,加上按人均分的土地使用权,这个结果咱们可以看到一家一户土地面积很小,你比如三口人,北方大概二三亩地一个人,充其量,那也不过十亩,南方甚至连人均一亩地不到,你想想一家几口,分的地很小,而且由于每一个人都有成员权,分地的时候好地坏地都要搭配,所以一家一户那几亩地,分布在多个块上,出现了土地的细碎化的这种趋势。

那么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我记得黄玉坤就有一些文章是讲土地细分化的,你想一想这样一种状态,虽然激励增强,解决了粮食取得了丰收,但是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却陷入了温饱陷井,肚子吃饱了、没钱花,富不了。因为这种经营方式仍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很难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也很难使得农业能够现代化。

但是咱们看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解决了粮食问题,由于农村的人口比较多,劳动力富余,所以一旦粮食问题解决以后,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很多农民去从事非农产业,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很多人到了非农产业,再加上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沿海的城市改革开放开放,工业发展,很多人到沿海城市去打工。

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土地产权的变化,为什么呢,我从事非农产业,收入也比较高,打工收入也比农业高,于是我就不种地了,于是就把土地流转给别人,转包给别人,就开始了农业土地的流转的这种自发的发展的阶段。

那么由于他自发的发展,后来政府出台文件,1993年大概是文件出台,明确了土地的流转的一系列的规定,比如说要农民自愿,这些一些促进他的发展,结果就进入了一些实验的,因为在农业试验区里边开始实施,这样土地的流转就发展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土地流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由于当时还有农业税,而且在农业税的基础之上,还要三齐五统,就是各种各样的农业收税,还要依靠农业税,收农业税的同时也要收。所以种地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还不低。

于是在流转的过程中间,往往是我把土地转包给你,你来去承担上交农业税和三齐五统的任务,而且我同时还要也你一定的补贴,不然的话你不愿意种,最好的就是你去种你去交,我既不收、不要东西,也不给你东西,但是很多农区,转出户都给转入户有一个补贴在里面,这是农村的现象。

大概在城市郊区,发达地区,出现的的状况和这个情况不一样,就是因为大量的外资进入,工业的发展,再加上人口的流动,需要什么呢,需要工业产房,需要打工农,于是很多农村靠城边上的,开始建一系列的工业产房和打工者的住宅,你像昆山,好多城市郊区都这个状况,建工业产房,不是他想建成什么样就建什么样,而根据外商进入以后,人家的需要,提供投资、设计来建的。

由于这个确实很多地方就富起来,比如昆山叫做富民合作社,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后来江苏省委来推广,所以城市周边很多农地,你就这么做了,剩下的少量的土地,就把它基本上,集体把它拿回来,包给外地来的这种种植能手,这是这个阶段里边,大概据统计,大概全国流转的规模只占到整个承包土地的百分之二点多,城市发达地区超过了10%。

紧接着进入本世纪,有几件事情使得土地的流转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件事情就是咱们《物权法》公布,大家看《物权法》里边明确把土地承包权界定为物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以前,土地承包权是一种载权,实际上就是我从集体借来的这样一种关系,但是现在变成一种用以物权,实际上变成了承包户的财产,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与这个同时咱们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而且2003年取消了农业税,由于取消了农业税,三齐五统收费的现象也没有了基础,也取消了,所以这个时候种地,可以说只要你种上有收入是没成本的。

所以由于成本收益的改变,就使得土地流转的合约发生了变化,变化在什么地方呢,我把地流转给你,不仅我不给你补贴,而且你还得给我交租子,因为物权是一种,因为物权是财产权利,你得给我交租子,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因为这个时候,你种地你有收入,你的收入我得分享一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而且这个时候的土地流转,流转的主体也出现了变化,如果说在前土的阶段里边,主要是自发的流转,主要是大户能人,但是这个时候流转,除了大户以外,出现了两个,一个就是一些农村出现的以土地入股的合作社。 另一个变化,就是一些涉农企业进入农村大规模的包地,所以这个时候的土地流转,也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转,几百亩,几千亩流转,所以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流转,其实农业现代化也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始起步,这是我觉得恐怕这三个阶段里边的变化,我想给大家做这么个描述。

描述完了以后,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做一些分析,我想要分析第一个方面就是地权细分,从原来的一个统一的东西,变成了各种不同的权能,把它分开了,咱们知道土地权利可以从自然方面看,你可以是通过的权利,可以是建造的环权利,可以是种庄稼的权利,从社会属性来看,你有所有权,有使用权,也处分权、有经营权、有收益权,最重要的恐怕是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

既然是这个样子,咱们大家可以看,在过去公社化的时候,咱们基本上的状况是一个,你不管说62年搞了60条,搞了所三机所有队为基础但是这三个权利,都在生产队和公社手里,所有权是公社的,经营权也是公社的,也是生产队的,收益权也是生产队的,农户有什么权利,名义是他所有者,但是名义的所有权,实际是没有所有权的,经营权是农户可以参与,但是实际上做主的是生产队,收益权因为收益全部是生产队的,农户只有劳动的权利,你可以提供劳动力,你按劳动的凭工记分,来进行分配,所以农户只是一个劳动者,只有劳动的权利,只有通过劳动取得收入的权利,这是第一个阶段里边的状况,我不能展开,只把基本的东西给大家说说。

你可以看,到了第二个阶段,发生了产权的第一次分割,分什么呢,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但是经营权给了农户,农户承包那一块地,我种什么,由我自己决策,你集体干涉不了,当然这个时候由于咱们刚转过来,集体的力量强大,当时撕毁承包合同,有的承包给人家,看人家赚钱了、眼红了,缩短承包期,撕毁承包合约的事情也有,但是农户确实是有了经营权,而且农户这一个阶段里边的劳动权利仍然在,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农户是经营和劳动是合一的。

这是发生在第一次分割,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分割,才增强了农户的激励,因为农户这个时候,就是咱们讲的那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户有了剩余索取权,农户实际上变了一个健农(核实)有了承租的权利,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进入土地流转以后,发生了产权的第二次分割,什么分割呢,就是承包权和经营权也分离了,在这个时候所有权没有变化,仍然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户的,承包权一个是用以物权,而经营权转给了大户、合作社和涉农企业,这是现在的这三权是分离了。

这是我想咱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三权合一的形态是一个古典的产权结构的形态,那么现在的三权分离,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的,可以说产权的实施的一个结构形态,这个我后面回过头来还要涉及到,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村的主体,经济主体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咱们也可以看到,在公社化的时候,既然几权是合一的,身份也是合一的,生产队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农户的身份只是一个劳动者,没有别的身份,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情况就变化了,集体只是所有者,而农户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到了第三个阶段,更进一步主体的变化,集体仍然是所有者,农户是产权的,承包权的所有者,经营者已经不是农户了,而是进入的企业和合作社。

这个变化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口流动以后,非农产业发展,人口进城,农村的经营的主体,就变成了三八六零部队,妇女和老人,当时的情况到了土地,人口流动多的时候,大概农村的经营主体百分之五十几是妇女,你想再加上老人,年轻人作为经营主体的很多人出去了,不作为经营主体了,你想一想妇女和老人,她的交往的范围,她的能力、知识结构,各个方面都有限制,所以才出现了由于咱们这种制度才造成了后来很多农业的波动,可能都是很重要原因。

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主体变化了,不在是三八六零为主体的,而变成合作社,变成大户,变成企业,经营主体变化了,这个时候据一些调查得到的结果,大概农村的三八六零的经营主体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几,这是你也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个经营主体的变化,第三个分析,就是农户收入大大的增加,在公社化的时候,农户只有劳动收入,而且由于击毁主义,效率很低,劳动的工分值一年,每天的工分值,有的分钱,有的是几毛钱,所以农户劳动辛辛苦苦一年,最后到了年终分配,结果还倒欠队里边。

那么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由于农户可以经营他那小一块土地,有了剩余的权利,有了劳动的收入,农户的收入增加,温饱解决了,这是咱们大家都经过的事情,所以收入是比公社化的时候要增加了很多,但是终究由于经营规模的限制仍然不富裕,而这个阶段就是农户既有劳动收入,也有经营的收入,但是没有财产的收入。

到了第三个阶段,咱们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变化,是农户有可能有三种收入,一个是劳动收入,劳动可以出去打工也可以赚钱,在农村里干活也可以赚钱,有劳动收入,第二块最重要的有了财产收入,这个时候我把地转包出去,你得给我交租子,我得收租,那么租金实际上是土地的价格,也是财产的收入,有了财产收入,用以物权就实了。

还有一个,第三块收入就是分红收入,这个分红收入在涉农企业和大户是没有的,在合作社,因为你土地要入股,入股今年经营的好,有剩余就可能分红,这是现在农民可能至少有两种收入,最多的有三种收入,而收入的数量是大大增加了,大概根据我调查的结果,财产收入大概是每一亩地,一年是五百块到一千块钱,就租金五百到一千块钱,劳动收入多少不一样,各地都不一样。

我在四川郫县有个西部花乡,他农民的月入,工资收入是八百到一千五百块钱,因为根据他的技术根据他的情况不一样,我在山东宁阳调查,他的每一天的收入是25到35块钱,那么土地的租金收入额,为什么是那么个样子,大概农区低一些,城市周边高一些。

咱们北京郊区,通州的一个村,他把村里边两千亩土地流转了,流转以后,他的租金收入额,是八百块钱,那么八百块钱做个比较,大家就知道增加了没有,过去你种地,一年两收,夏季小麦、秋季玉米,扣除各种农本以后,农户的收入是六到七百块钱,现在光土地租金就是这么些,农户还可以有劳动收入,你可以想大概这个样子以后,这个村的流转以前和后,大概收入增加了一倍。

这是这个收入的增长,分红收入那得取决于经营的状态,我在山东宁阳看到合作社,他经营的不错,分红收入一亩地一年达到一千块钱,一家四口,儿子、儿媳妇在济南打工,老头老太太留在家里边种地,你想一想,人家劳动收入,一年还有那么些分红,五亩地是几亩地,他分了五千块钱,这个情况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收入增加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联产承包制推行以后,尤其到了后期,由于我承包那一块地和你生产队没关系,于是很多生产队变成空壳化了,没有钱。

就刚才我说通州那个地方,那么大个村,结果村里边负债74万,而且给有些人,原来是成员权,有些人没有分到地,每年得按一亩地给人家多少钱,这个钱都给不了,但是流转以后,咱们看到集体的空壳化的现象也解决了。

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现在的土地流转,尤其是大规模的流转,集体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中介,因为实际上这个流转是一个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合营,使这个流转更顺利。

往往都是这个样,就说农户先和集体签订一个土地流转的合约,规定他的那几亩地,流转给集体,集体给他支付多少租金,集体在把和一个涉农企业再签一个土地流转的协议,所以集体在这中间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要推动这个土地流转,因为中央政策也是这样,地方也要政绩,所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的推进土地流转,有些乡镇搞的土地流转的网站,都要提供一些服务,所以在土地租金里边,往往是农户拿80%,集体拿20%,因为他要提供相应的服务。

集体的第二个收入,就是要规模流转,都得经过土地整理,土地整理填平沟沟坎坎,都多出了10%到15%的土地,多出来的土地就不在分了,就变成集体财产,照样流转,这个收入土地租金就全部归了集体,集体还有第三块收入,那就是土地上有一系列的设施,比如说机井,这个时候流转以后,也像转流转的单位要收取一定的租金,因为他也不可能分到农户里边,有的地上有,有的地上没有,就变成了集体财产,所以这样就解决了集体的空壳化的现象,这是农户的收入的变化。

第四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土地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出现了产业化、专业化的,这样的发展,这些凡是大规模流转的,都是专业化生产,比如说通州这个地方,两千亩地流转以后种什么呢,全部种优良品种的高粱,用来加工、生产生物能源和各种产品。

比如说山东宁阳的地方合作社,它就专业化生产,生产蔬菜,而种菜不是所有菜都种,种三种菜,一种西兰花、第二种芦笋、第三种蘑菇。它是一个专业化的生产基地,而销售呢是和泰安一个公司叫红海公司,做商业的,来负责销售,就是这些流转以后,基本上都专业化。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郫县,郫县西部花乡五千亩地,全部种的花卉苗木,叫做西部花乡,五千亩地的规模。

所以大家可到它生产专业化了,都成为了一种专业化的生产基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咱们可以看到,生产标准化,专业化还有一个,不光是种植专业化,而且给农业服务也专业化。

我在四川崇州它的土地流转的规模更大,两万多亩土地流转,建立了一个农业现代化的产业园区,引进了46家企业,外汇企业,从事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这46家就需要一些服务,于是有五个农机手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农业服务公司,而这个公司购置了各种各样的农机具,大型的拖拉机,中小型的,以至于其他的各种各样农业机具,给46家企业提供从种到收的服务。

比如说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他们讲的例子,从种粮户他是粮食企业,他为了新粮换旧粮,把旧粮加工出售,它是一个上下游产业都有,所以他能够站的住,但是种粮种水稻,他一年要除病虫害,他就麻烦了,他就要讲说每次要雇一百多个农民工,用十年的时间,最后防治的结果还不见得满意,现在有了农机服务公司以后,他有各种各样的灭虫的这种机具,他就全部外包给他,只是说我一亩地给你多少钱,到时候你该打什么药,什么时候去打,都由你自己来负责,我根本不管,而且呢你要保证给我80%的效果。

大家就可以看,由于大规模的经营以后,农业的服务产前产中服务,发生了变化,而且土地流转以后,剩下那些人,劳动力,他怎么办呢,他把他培训,按照企业的需要,培训以后,向这46家企业输入劳务工,你需要什么,我这培训什么,给你输送什么。

所以大家看专业化生产发展起来,而且生产也标准化了,比如说刚才说山东宁阳种芦笋,什么时候施肥,用量是多少,都是明确规定的,而且芦笋的最后交上来,生产出来的芦笋,只能15公分高,不能超过,低一点可以,不能超过,超过有可能就老,所以农民,种菜的卡着尺子量,不能超过尺寸,你也就看一些标准化不一样,尽管农业的标准化和工业的标准化不一样,但是它终究出现了这些问题,这是我觉得恐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农业的科技投入增加了,为什么,就是我刚才的四川崇州这个地方,它规模大了,所以他从省内外聘请了39个农业专家,建立了农业科技大院,有一部分科技专家就长住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实验,在那个地方推广,我也参观他们那个搞的各种各样实验的东西。比如说他实验用各种各样的生物办法来灭虫,还是那个,还有他搞的一些生物能源,生物肥料,这种东西。所以他就搞了一系列的这种专业化的生产基地,而在一年光创造的新的农业品种160多个。

所以可以看到,农业的科技现在也发挥了作用,至于大型的农业机具都更不用说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农业,大家也都知道,要绿色农业,要这些要求,生态农业的发展,也在这个情况之下发展起来。

比如说山东宁阳这个地方,它种植蔬菜,种有机菜,不用化肥,全部是人工的,就是农家肥,于是他就建立了一个有机肥的肥场,有机肥场它本身的原料不够,正好他的邻村有一个村是养牛的,大概养了一千多头奶牛,这两个村这边的西兰花的叶子也成了问题,那边牛粪也成问题,于是两个村合作,用一车西兰花叶子换一车牛粪,两家的问题都解决了,结果他搞了有机肥,自己种用不了,还把它卖给红海公司其他的蔬菜基地,也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生态农业的一些现象也在发展起来。

所以说,我觉得恐怕土地大规模的流转,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咱们可以看到农业的专业化、产业化、标准化在发展,至于说比如说西部花乡人家中花,花盆多大直径,大的多少、小的多少,使的肥料都有规定。

咱们看到这样一些发展,都是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些变化,当然我觉得也有一点要说明,恐怕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是一条路子,这是一种路子,是不是还有其他路子,我觉得恐怕是需要探索的,我们不要把脑袋局限在一种里边,如果说我们真正放开,让各个地方自己去创造,我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模式可能会有多种,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关于土地的产权,土地的流转和市场发展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过去集体化了,而农业没有发展,因为我们没有市场,而现在之所以能够发展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提供的条件,大家想理论上说,杨格尔定理(核实)讲的也很清楚,说专业化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的扩展,市场的扩展也依赖于专业化的发展,所以恐怕如果没有市场,咱们没有这个成绩。

大家可以看,公社化的时候,咱们没有市场,农产品也不是商品,仅大是一个商品的外壳,因为什么呢,你想想,当时是公社化,买农产品的只有一家,政府居于买方的垄断地位,所以那个时候,卖与不卖,卖多少,卖的价格,全都是政府规定的,所以说你说这种情况下有市场?

没有市场,你说有个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农民种的,自由地上种的东西可以拿去卖,但是你想自留地有多少,规模有限,所以说我觉得过去基本上是没有市场的,农业合作化的失败,可能都要失败在这个地方,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一套东西都有。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产权的细分和产权的实施。现在关于土地问题主张工业化,主张私有化的人大有人在。主张私有化的很多人,尤其是发明界的人士主张私有化。那么有些人主张国有化,尤其最近几年从国外回来的一些访问学者,很多人我接触到的主张国有化,为什么?

因为在国外土地私有化要搞公共设施建设非常难,征地很难。你说日本的成县机场,搞来搞去还在那呆着。一看中国的土地征地非常容易,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都发展起来,于是有人认为土地国有化有好处,就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是土地国有化和私有化我觉得都是一个理想的想法。

你怎么私有化,怎么国有化,私有化是按照承包地私有化,还是退到公社化以前。公社化的时候,没有标准。你国有化怎么国有化,政府把地都拿过来,会有什么结果?我看理想的办法不是实事求是办法,讲起来很美处在两个极端,但是是空想的。

开始我也主张私有化,但是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以后,我觉得恐怕实现不了。你制度变迁,离不开你制度的资源,离不开你原来的基础,你想把过去的东西全抛掉可能吗?

所以我觉得恐怕60年的变迁,60年过去的状况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丢不掉这个东西,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所以既然产权是公有还是私有,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不是问题的关键,而真正问题的关键在谁有产权的实施能力。

那就是说如果你有处分的权利,收益的权利,你管它是所有权是公的还是私的。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现实,尽管政府很强大,尽管规定也很严格,政府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不要盖小产权房,城中村也要改造,结果怎么样?

小产权房现在66亿平方米你拆吧,你说不准,他照样盖,为什么?他有产权实施能力。你再强大你也没这个事情大。66亿你是弄不了的。所以你那个规定等于什么用也没有,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产权的实施能力取决于什么?我想有很多的因素决定产权实施能力。一个传统习俗,这是很重要的。你违反了传统,会遇到传统的强烈的抵抗。

你国有化,你当初规定土地是集体的。比如说深圳的城中村,你当初给我留下的土地,你现在国有化就那么容易啊?还有产权实施能力取决于你的实施成本,实施成本高你是实施不了的。

政府为什么不能强制小产权房不盖呢?政府认为这个成本太高了。中央政府在土地问题上,他是想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但是地方不这么想,农民也不这么想。地方的目标我要扩展土地给我的城市化融资,给我的工业化融资,农民自然是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和中央的目标不一样,至于粮食安全问题不是农民考虑的问题。

你现在看到中央是那么个目标,地方和他不一样,中央实施又要靠地方,那么地方就给他软磨应抗,各种各样的花样都出来了。

小产权房地方并不想不让农民去盖,因为盖了地方发展了。你比如说盖工业厂房,盖大工楼等于地方经济发展了,地方有好处,所以在土地变迁的问题上,我觉得对地方政实际上是既批评他侵占农民的利益,我们也又要看到他在地方的创新上,农民的创新上,地方实行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提出了保护。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简单用一个东西是说不清楚的。

在现在的变迁上中央拿不出一个象样的东西出来,而且要靠基层,靠地方来捅破。所以还要取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土地的细分,产权的细分。

实际上传统的古典形态的结构不是一个实施的结构,而现在的产权细分才是实施的结构。因为你细分以后,产权的全能就会配置到最有效的使用人的手里,而且产权细分以后,产权的交易也就非常的发达,就可以发展起来,各种权利都可以交易,不是一锅端去交易。实际上现在可以看,我我所有权没有变,我把经营权流转了。

所以产权的分割,实际上是产权有效配置和产权交易能够统分发展的东西。所以产权的细分我觉得咱们需要很好的去重视它。因为一个主体掌握着一个权能,这样它就更方便了它的实施。这是我今天从头到尾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产权的细分,实际上回归了产权变迁的正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点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创造,而是整个产权变迁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只是我们前30年走了一段弯路,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产权的细分和产权的交易,在我们历史上曾经非常发达。我组织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八卷土地卷里边,有一个案例专门讲我们历史上地权细分和交易问题。是什么?是浙江师范大学的几个老师做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做的(金华)有一个村叫诸葛村是诸葛亮的后人迁徙到那个地方,而这个村在一个浅山区里边,当年日本鬼子周围地方都到了,这个村没去,没发现,所以这个村保留下来了,各种各样的建筑设施都存在,都保留下来了,现在变成一个旅游点。 那么这个村大概从清朝的中后期到民国的初期,土地的细分交易非常发达。当时这个村的土地的权利有三种权,一种叫清权,清权是所有权使用权合一的,有这么一种权。还有一种叫做民权,民权只有所有权没有使用权的。而这个清权实际上是大小合一的。还有一种权叫客权,就是健全,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三种权利都可以流转,都可以卖。

你比如说民权,我们把所有选让出去了,但是使用权可以不变。你客权就是经营权,种植的权利。我今年种你的地给你交租子,明年我不租了,我转给别人,别人再给你交租子,完全可以。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由于这个村处在那么一个地位上没有被破坏,所以过去的土地的契约文书大量的保存下来。它的原理通过整理土地契约文书,来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你可以看到土地的交易,契约文书是大量的,而且又非常的规范,怎么个规范法?

要卖地,买卖双方要请中人,要立文书,文书要出卖人,出卖的原因,出卖土地的面积,土地的市值,土地的价格,交还的方式全部详细的写在上面了,所以违约的事情几乎很少发生。所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地权的细分和它的实施是高度相关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恐怕咱们来想,这个产权的细分才是产权的一个有效的实施的形态,所以这个问题的重要也在这个地方。

下面我简单在这个基础之上推开讲一些事情。农地的流转发展是越来越趋向于正常,政府的干预也越来越趋向于减少,所以在现在的状况之下,大概是中国60年来的农民的自主权利得到保障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期,而政府提供的服务在增加。

那么既然农地可以解决,为什么不可以把农地流转的一套办法搬到建设用地里边来呢?我觉得是可以的。你也让它流转,农地自己作主,流转的租金大部分给农户,政府通过租金收入,政府通过收税拿走一部分租金完全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那么问题就在于农地的比较收益比较低,而建设土地的比较收益比较高。

咱们1994年分税制以后,财权上收,实权下放,地方的收入满足不了地方的需要,于是地方变着法找钱。那么找钱谁软就找谁,农民好欺负就欺负农民,土地值钱,建设用地就成为一块肥肉,唐僧肉谁都争,政府最强,政府征的最多。你要去建设你就得国有化,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才能建设,这么个荒唐的事情。

如果说咱们可以流转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上现在各个地方都变着法流转。比如说重庆的地票,成都的指标交易都是这个办法,但是这里面问题比较多?

指标交易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创造,咱们通过指标交易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粮票指标交易,粮票交易,可以在当时的市场上换到各种各样的商品。结果粮票价格也根据供求的状况发生变化,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价格也不一样,我在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里曾经讲到粮价的变化,咱们最后怎么办?由于这个交易解决了粮食的改革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办法。

再一个指标交易,1993年1994年,外汇额度交易,有外汇额度和没有外汇额度的两个企业到外汇交易中心,在当场用官价来交易,出了门购汇企业给它按黑市价格交易。由于外汇流程越来越多,交易越来越发达,价格已经成为这样了,到了1994年取消了外汇活动,那是很好的事情。还有后来咱们卷烟指标交易,有的地方有烟叶没有加工农民,有的地方有加工农民但是烟叶利大税大的产品,各个地方都要挣,于是中央发改委分了指标,有了指标有些地方就搞小烟厂,烟叶质量下降。最后发改委和烟草专卖总局搞了指标交易。

把没有加工能力的地方指标给了有加工能力,有加工能力的地方,给这个地方分一部分税就完了。如果说外汇额度交易是市场交易,那么这个交易就是配额交易,但它解决了问题。今天的土地指标交易荒谬就是用政府交易的方式来完成市场交易的过程。

因为现在有指标的是咱们搞什么城乡统筹,让农民上楼,宅基地,以为是建设用地,腾出来不肯,变成农地有了指标。远郊的农民腾出来的指标,那么谁现在需要指标?近郊的农地需要城市化,需要征地,没有建设用地的指标,应该是这儿的需要,原来交易方法是这样的。

现在的指标交易是远郊的农民把指标卖给政府,政府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去征地。走了一圈最后侵犯农民利益。指标的价格是政府做的,我前一段时间在成都调查,指标一亩地八万块钱,今年现在变成十二万了,依据什么来做?都是政府来做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借鉴农地流转的经验和方式,我觉得可以解决建设用地,但是需要你解决财政问题,是地方自己的财政收入能满足他的需求而不去征地。你地方真正有了财权了,财权实权统一了,你就限制他不征地,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很简单,咱们可以看到经过这样的变化以后,土地的产权的权能不仅有所有环,而且有用以物权,咱们传统的土地立法,包括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都是以保护所有权为中心的立法。

但是物权法公布以后,土地流转以后,物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把土地的法律从保护所有权为中心,变成以保护用以物权为中心,来修改我们的立法,可能对土地的流转,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点实际上我讲来讲去,咱们实际上如果能够这样,公有产权,集体产权不改它,但是实际用以物权这块私有化了,那块不变,实际上这块做实了私有化了,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我们看怎么去做?如果能这样去修改立法,中国恐怕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而这个想法我和发明界一些人士交换一些意见,很多人都这样说,我觉得这是可以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就讲这么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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