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默顿1938年的博士论文，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试图用清教伦理和当时英格兰工业发展的需要，解释英格兰的科学为什么在17世纪特别的突飞猛进，默顿致力于科学的历史—文化动力学探索，侧重于从社会学功能分析的角度探讨17世纪英国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遂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之作。这篇论文就是在读完这部代表之作有感而写。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可以指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在其体制化过程中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并且在本书中，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有较多涉及，笔者认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科学体制化过程中起了纽带作用。默顿指出十七世纪的工匠传统和培根(F.Bacon)所提倡的实验科学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实质性变革并使科学更具实用价值。同时提出的有关清教主义促进英国近代科学制度化的观点，即所谓“默顿命题”，一直是科学史界与科学社会学领域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本书既是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科技史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是世界科学与工业之都，当时在那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性事件。作者在本书中对当时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行了精辟的定性定量分析，涉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职业兴趣；清教伦理、文化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动力，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科学文学及技术等许多问题。作者在本书中勾勒出了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轮廓，提出了它的基本命题。
功利主义英文为（tilitarianism）又译为功用主义或乐利主义，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它产生于近代英国，是伴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功利主义是以行为的目的和效果衡量行为价值的一些伦理学说中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这些学说统被称为“目的论”，或者称为“效果论”，然而，功利主义理论有许多类型。这些理论共同认为：行为和实践的正确性与错误性只取决于这些行为和实践对受其影响的全体当事人的普遍福利所产生的结果；所谓行为的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是指该行为所产生的总体的善或恶而言，而不是指行为本身。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从希腊词派生出来的，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实用主义者忠于事实，但没有反对神学的观点，如果神学的某些观念证明对具体的生活确有价值，就承认它是真实的。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internal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科学内史学家主要关注科学思想的产生、科研手段的发展及研究结果被接受的缘由与形式。所谓外史（externalhistory），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科学技术毕竟不能脱离于社会之外，因此，近些年来科技史的研究趋向于外史论的观点。江晓原归纳了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
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
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随着“外史倾向”的兴起，正日益融入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中，构成科学与文化交会互动的历史观照。与先前的研究状况相比，如今视野更加广阔，色彩更加丰富。 外史论的观点既给科技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它也存在着自己的缺陷。如1959年，科学史家吉里斯皮(C.C.Gillispie)对因默顿等人工作而影响渐强的外史研究，表达了他的担忧。在他看来，科学凭借客观性将真理从谬误中分离出来而获得进步。因此，科学在两方面呈现给历史。一是科学本身的演化，二是科学对文化的调节。科学思想的进化把科学进步和自然联系起来，故而它是严格、精确的，但科学思想的文化历史却难尽人意。吉里斯皮认为：“由于科学是面向自然的事业，因而其内容不能由科学家的社会关系所决定。至多，这种关系只可能影响科学的风格和步调（在由科学逻辑依赖性所制约的限度内）以及影响到它的发展步骤。”
另一位著名内史论者霍尔(A.R.Hall)在196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访默顿或17世纪的科学和社会》中，对以默顿命题为代表或受其启发而发展出的编史思想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提出了严厉批评。在霍尔看来，社会和经济解释只告诉人们关于科学的运动，而没有说明作为关于自然界知识系统的科学真实情形。霍尔在比较了发表时间仅相差一年的默顿的论文及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对科学史的影响后指出：“外在主义的历史说明作为一种社会学说明，倾向于把科学的观念发展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而思想的变化是一种必须在思想史中来寻求对其说明的变化；就此而论，科学史完全与哲学史类似”。实际上，霍尔早在1954年论《科学革命》的教科书中，就已经反复论证了思想因素比社会因素更本质地规定科学发展的命题。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探索了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将社会互动作为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因素之一剖析之后认为高度的社会互动涉及到许多过程，这些过程一般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变迁，特别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文对这一观点作了评述，并认为，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研究与创新思维的发展更需要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之间广泛的社会互动与交流，同时，需要为科学家、知识分子提供有利互动的文化环境，这便是科学的社会化过程。
所谓社会互动，又可称社会交往，社会学家认为，交往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而进行的人际、群际乃至国际间的联系与接触，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环境等方面产生相互影响的过程。书中，默顿对当时英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是全面而多层次的，他从作为文化价值表现形式的宗教是如何显示出一种新的有利科学进步的精神气质，谈到经济、教育和文化等社会因素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社会互动虽然仅占其中极少一部分，但综合起来，作者在书中占极大篇幅的有关新教伦理最终成为宗教之异化力量—科学的推动力的论述。这显然是建立在社会互动的基本观点上，表述了：“只有当这种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同科学基因发生了互动，才可能产生作用于科学发展的影响机制”的观点，况且在科学日益走向社会化、国际化的今天，社会互动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更有其理论探索的意义。
默顿认为，社会互动有利文化变迁，特别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预示着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是指通过人们的互动，某些突发性的思维火花可以催化出新的科学发明的成果。因为互动之前，观点是个人的，互动使得原本为一个人的思考扩展为多个人的思考，而多个人的观察、思维领域宽泛得多。因而，增加了“这些观察可以被一个理论所统一并系统化”的可能性。反之，个人如果仅仅作为自我思想的载体，而不将其成果交流给别人，则个人的思维难以获得延续，扩展和升华，随之失去其知识内涵的价值。社会互动的特征是双向性，人们参与社会互动，主观上总是试图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作出反应，这便是默顿所说的“互动使一些观念纳入科学发展的洪流”。如17 世纪英国的里谢和惠斯顿的交往，就结合出了摆钟的发明成果。
第二，是指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科学家之间的理论交流，必然形成不同评判标准的价值冲突，群体内部引起类似学术性的争议，这就对发明成果提出了建立在科学的实证基础上的要求，意味着某项发明在问世之前必须取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督促个人不得不反思其观点的科学严谨性。因此，不同价值标准的冲突对科学发展的积极效应就在于使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某项科学发明本身，而冲突的解决就使科学研究本身前进了一步。正如默顿所肯定的“社会互动为高度严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确定的动力”、“考察证据的批判的头脑数目愈大，作为一个理论分支的强制力就更为严厉，以使之在科学上成为可接受的”。
第三，社会互动有利科学发展的意义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交互影响，这可以捅开原本闭塞的社区意识。各类群体都有所谓的心理区域，社会认同也属此类。科学家之间的互动更主要的是精神交往，而其实质是在社会宏观范围内建立起人们的交互影响，使一个群体的文化意识流动于另一个群体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和新的东西融为一体，从而萌生文化变迁的幼芽，渐而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文化思潮，促使宏观的文化背景更有利于接受创新成果，促进科学发展。这就是17 世纪英国的一些科学家跨国旅行，以扩大其科学认识的文化背景的理论注解。
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背景、文化冲突与创新值得提出的是，默顿强调社会互动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存一定的文化背景。他认为，社会互动对科学发展产生特定的效应，至少须有这样的文化环境:一个动态的社会价值复合体。从广义上理解，这种社会价值体系包括整个社会系统的客观条件，如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为科学发展提供的制度保障；国家在政策上、经济上为科学发展提供的物质条件等等。因为科学“想有任何系统的发展，首先必须得到社会的赞助”，而这种赞助既包括物质的赞助，又包括精神的赞助。从狭义角度说，这种社会价值体系则专指规范，观念等一系列文化意识现象。科学发展依赖于两极冲突的文化模式，默顿把它解释为一端是传统化的“行为和思想形式，固守原有的价值体系而恐惧接受任何创新成果”，另一端是特征为“模式模仿”的鼓励变革，随时准备“迎接”革新成果的价值体系。文化有其历史延续性，社会在发展中不可能完全抛弃原有的精神遗产，任何社会都有当时意义上的传统规范与观念；然而人类的创新意识又总会起来向旧观念挑战，“高度评价创新和知识积累”的价值观念形成一种超前的科学意识而构成文化的另一端。两种文化模式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产生一种张力，这种态势即所谓文化的两极运动律。而对于科学，科学家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点上进行研究创新，这种新旧之间的互动，创新，就是在两种文化模式的矛盾冲突中进行并攫取自身的发展条件。问题是哪一种文化模式占主导地位，超前的科学意识取而代之传统的规范观念，则此种文化背景有利于高度的社会互动，从而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17 世纪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背景正是如此“发生的情况是，对传统的规范失去了敬意，并出现了一种令人注目的倾向，即从功利主义的，理性化的观点看待传统的价值”。
二十世纪末，世界经济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日益突出，知识经济与科技成果的转化，其核心与灵魂是创新，而创新恰恰有赖于科学家，知识分子之间的广泛交流与互动。以发达国家美国为例，20 世纪，美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与科学研究领域的瞩目成果，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正是一种高度社会互动的产物。美国是举世闻名的移民国家，早期不同的种族群体，聚合在这块新移民的土地上，实施着新的“排列组合”，政府以经济、人才、政策上为科学家的互动与科学创新思维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流动的文化环境，正如默顿在该书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默顿所肯定的这种有利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环境应当成为科学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范例，而这种文化环境最初恰恰源于人们的社会互动。邓小平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的同时，强调了知识分子地位和创造一种有利科技发展环境的重要性。认为：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材脱颖而出；为科学教育工作者创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要坚持百家争鸣，允许争论，提倡学术交流。之后，又进一步阐述了鼓励留学与支持国际学术交流的思想。这些都为创造一个有利科学发展和知识创新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来世界科学和知识必将成为各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要迎接新世纪挑战，关键亦在于科学工作者之间更多的和谐的交流与交往，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载体，而科学发展的内涵又决定了科学需要人们不断更新知识、扩大视野和得到有关周围现实的各种情报，因而，它特别地依赖于社会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