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商会=“谋财”话语权
近年，遍及全国各地的商会发展迅猛，总数已超过10700家。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经济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崭露头角。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江苏省分会副会长朱国平，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商会法的议案》。
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季强，也提出一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协会商会法》的议案。议案中也提到，“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已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
朱国平认为，商会是“市场经济的三大基石之一”，在反映诉求、维护权益、规范行为、提供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份议案还第一次对商会的数量有明确的数字统计——目前全国工商联系统的经济类商会已超过10700家。
如此庞大的商会规模，已经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正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控制社会资源的大部，相对处于弱势的企业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一个重大问题。而集中资源与集体谈判是一条现实的选择，这正是商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商会深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抱团提升“谋财”话语权
著名地产商冯仑说：商会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结乡谊，第二件事是谋财，第三件事是沟通政商。
在这三个环节，站在入会企业家的角度看，商会能起到非常独特的作用。商会是通过“结乡谊”合成的“一把筷子”，比任何“一只筷子”的力量都要强，抱团“谋财”或者抱团打架，声势要大得多，抱团进行“沟通政商”，话语的调子也能拔高很多。
浙江温州是中国商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近日记者从温州某商会知悉这样一件事例。
“中国鞋都”是温州的第一张国字号金名片，这张名片却曾经差点旁落他人。
温州市在提出创建“中国鞋都”的目标之后不久，福建省泉州晋江被国内某机构授予“中国鞋都”。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两地争夺激烈，带给温州政府极大压力。
于是，温州鞋革工业协会专程赶往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工业协会，对温州的鞋革规模、数量、档次、质量、品牌做了全面陈述。随后，受中轻联的指派，由中皮协组织全国行业专家团来温州评审考核，一致认定温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鞋都”。最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及中国皮革工业协会正式命名温州为“中国鞋都”，由此影响当地数千家企业。
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2002年6月28日，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打火机厂商们一下子就傻了眼，毕竟他们从未经历过此事，对“反倾销”一无所知。 2004年7月14日，当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后，企业家们“大家坐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想打，又觉得自己太小，财力也不够。就这样傻傻地呆了七八天，后来有关专家就说你们怎么还不准备，应诉是有时间期限的，也就十几天了”。“大家这样一听，更炸了锅。但是‘不打白不打，不打白挨打’。商量后，大家觉得还是只有协会出面，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众多企业以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的名义请专家、律师，协会会长、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带头捐了10万，大家共捐百万元，凑齐了打官司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协会选择了收费最高的一个国外律师。2003年7月25日，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自动终结，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代表的打火机企业胜诉。
“当时我们只知道胜诉的感觉真好，后来才通过媒体知道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周大虎说。
于是，如今有这样一个关于温州商会的说法：很多人在见到温州市领导和商会会长的时候，首先会和会长握手，而不是市领导。
中坤集团董事长、北京宁夏企业商会会长黄怒波说，企业家商会在中国是一个新事物，在一个大的转型时代，企业能够携起手来，就能走得更快和更稳，这对每个企业都很有意义。在集体过关的时候，一个人走很麻烦，登山也一样，到了最危险的地方，我们都要结组，我们拿绳子把身体连在一起，要死一块死，要过去一块过去，当然死的概率就很低了，因为有一个人万一滑坠，其他人拽住，就滑不下去了。
搭伙投资影响地方政府决策
商会让企业抱团之后，不仅成为一个共同“御外”的组织，也不仅成为一个互助性组织，企业总是受资金困扰，尤其是在资金严重缺乏的时候，为解决资金流动性的问题，商会成员之间贷款相互担保，保连保现象，以至于倒一家连一片的情况屡见不鲜。
对于全社会影响而言，商会还能让企业结合一起，形成不可忽视的招商平台，从而影响一些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的决策。
2014年1月11日，在山东省浙江商会会长章鹏飞投资60亿元兴建的山东浙商总部基地启幕仪式上，浙江省副省长熊建平和山东省原副省长谢玉堂为该基地揭牌。政府高层和章鹏飞的互动交流，无形中显现了商会的力量。
该商会在抱团投资方面，动辄百亿之巨。比如说投资100亿元的青岛国际商贸交易展示中心、投资20亿元的山东（禹城）国际商贸港、投资15亿元的滕州伦达国际商贸城等大项目，都是在山东省浙江商会与各地举办的招商引资洽谈会上敲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商会自然与一些地方政府高层交流频繁，各商会会长、秘书长都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商会到地方考察，可以直接见到书记、市长，受到极高的礼遇。很多县市甚至把招商专员派驻各地商会，进行“贴身服务”。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政府通常会主动联系商会，将投资项目通过商会广为扩散。比如说在 3月3日，新疆河北商会的网站上挂出了一则信息，《2014年和田地区招商引资项目目录》，其中涉及各类投资项目达数十项，包括投资项目介绍及大约投资金额，当地政府项目联系负责人的电话等一目了然。这些信息由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商会的平台，向商会会员企业展示。
此前不久，新疆自治区召开2014年招商引资工作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史大刚，自治区招商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强与新疆江西企业联合会（商会）会长桂弘等各省市驻新疆企业商会进行了洽谈，主题就是招商引资。会上，不仅是新疆，全国各省市组织的招商引资活动都有商会参与的身影。
北京永嘉商会常务会长、浙商永嘉（北京）国际投资公司负责人叶继潘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在他所在的商会，经常有各地政府主动找上门来，邀请商会去参加当地的招商引资活动。在去年，应黑龙江省的一些市级政府邀请，该商会组织会员企业考察，共签订多项招商引资项目，会员投资达十数亿。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提供了各项优惠措施。
叶继潘说：“我们商会目前有三分之一的会员企业都在外地有投资，很多都是通过商会组织去考察签订的投资项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商会会长也告诉本报记者，在该商会参加由西部某省市组织的招商引资活动过程中，为了能够吸引企业在当地投资并现场签约，该市市长在招商现场指令相关部门特事特办，要求在项目签约之后，一个月之内落实企业在当地落户包括税收、土地等优惠措施，“甚至当场协调当地数家银行，是否能够为项目落地提供高达6亿元的资金支持，就是为了能够吸引企业来当地投资。”
而让这位会长记忆深刻的另一件事情是，在招商引资会后不久，一位主管经济的副市长专门召开现场工作会，针对投资项目的需要进行协商，一举解决了上述6亿元信贷资金支持的问题，同时，包括税收、土地等方面的支持也同步到位。
这位商会会长告诉本报记者，“当时也有银行表示能够提供的信贷支持有限，但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领导制止了，说是招商引资是全市的重要工作，谁拖后腿谁就下台。最后总是能够达到我们的意愿。”
年底时节，该商会会长进入当地政协担任常委职务。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商会组织的诸多重要活动内容之一，就是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全国各省市的招商引资。通常情况下，这类招商活动都是各地政府直接找到商会领袖洽谈，而并不与各具体企业接触。企业零散状态对政府不形成影响力，政府因无渠道直接对企业引资而需借助商会领袖平台。商会领袖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为政府与企业搭建平台进而发挥影响的力量不容小觑。
游说，为企业争取利益
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商会既然能够影响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与重大经济活动，那么他们游说与公关政府的能力自然也是惊人的。
游说是商会的主要功能之一。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Davide Cucino直接将该商会定义为“一个游说机构” 。该商会在中国有6900家会员公司。Davide Cucino说：“商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游说活动。” 商会游说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政府相关部门。
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知情人士陈涛介绍，一些国际商会的公关活动能力非常强大，甚至会和中国政府高级别官员建立直接联系，或者通过各国大使馆将某个议题交到副总理级别甚至更高级别的高官处，包括与所在国的经贸关系和一些产业政策，甚至涉及的经济法律部分，商会在推动或者参与这些政策的出台前后，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中国政府对某些市场准入的开放，这些国外商会领袖的游说活动功不可没，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商会领袖的影响力目前没有达到国外商会领袖那么大，但也在逐步影响中国政治、法律、经济、民生等各领域。”
一位商会秘书长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在他所在的食品行业，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在民众压力之下，相关部门有一次修订某一项行业标准，下发了征求意见稿。为了能够将影响行业标准的有利于企业的内容加进去，商会会长动用了同乡在某部委任职高层的关系，“后来行业标准出台，基本上是对企业有利。”而这位商会会长，他的企业就是这个食品细分行业的市场前三名。
周德文说，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为企业争取利益有三种方式：一是向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上级部门如温州市经信委、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领导定期或不定期汇报工作（每年三到四次），反映企业的呼声;二是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和交涉，对此，政府部门按规定是必须接待并予以答复的;三是通过中小企业促进会的红头文件向温州的相关主管领导打报告，反映问题。周德文曾经向某部门提出关于“建立温州经济环境投诉中心”，改善温州投资软环境的建议，却并未吸引上司的眼球。随后，周德文在一次由政府组织的政协政情民意座谈会上，就此议题作了发言，引起了某位温州市委副书记的注意，会后专门与周交流。不久之后，温州市政协发了个“内参”，专送中共温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诸要员参阅，最终促成了投诉中心的成立。
参政议政，展示强大的民间力量
近年，商会对全社会的影响开始渗透到了参政层面，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当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以合法的身体正式参政议政。
近年，所谓“富豪代表”、“商人委员”越来越多，其中很多人就是商会领袖。
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季强，担任包括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执行会长、杭州市总商会兰溪商会会长在内的多家商协会的执行会长、副会长职务。他在今年两会中，提出了不少的议案。而在2013年的两会期间，胡季强提交6件议案，其中4件列入人大正式议案（2件转为建议），4个议案中，有3个议案在去年的修法、立法过程中被充分吸纳，其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议案还被列为本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
商会领袖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仅是在全国一级，在省市区县各级更是普遍。各行业商协会商业领袖的代表同样占据了不少的席位，成为“异地”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这些遍布全国各省市的协会、商会主要领导、会员等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民生等各领域的影响力也在日益增大。民营企业家所组成的商协会代表从政，日益成为商协会展现力量的一种方式。由商会领袖担任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因投资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拉动当地就业，往往在提出议案时，不仅对自己所在团体和行业进行利益的争取和维护，同时也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民生等领域的影响力也在日益增强。
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知情人士陈涛说，对一些重要的商会，政府也会有意识地安排商会领袖和重要的负责人担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职务。“之所以如此安排的目的，其中之一是商会等社会组织的领袖能够反映企业的诉求，有一个更好的渠道和政府进行沟通。”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经担任民进温州市委副主委、温州市政协常委，他向《企业观察报》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周德文代表民进温州市委，以市政协常委的职衔，在温州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建言政府“尽快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这个发言引起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两位政要——温州市长和市政协主席的注意。两位市主要领导当场交换意见，市长作了简短但有力的批示。次日，市政协主席主动给周德文打了一个电话，叫他略略修改一下他的发言。两周后，温州市政府的相关部门主要领导约请周德文及与此相关的人员座谈。
会后四日，温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同意打造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并决定由政府一次性资助300万元，启动整个项目。
商会领袖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仅如此，比如说在《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制定过程中，周德文提出的增加法规的“刚性”内容和将规定细化等建议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同时，温州市一级的法规、政策，很多就是由他提议并参与起草的。
温州市在县一级的人大、政协代表中，个体私营企业主有近千人，他们直接参与政府的一些决策和工作，如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中充当政府部门的参谋和助手，提供有关资料，提出建议和意见，并在实施规划中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周德文说：“委员、代表向政府提出建议，甚至这些议案会变成公共政策，会惠及到其所代表的阶层，这个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