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
目前，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特别是在政法体系和第三方监督体系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犹为突出。有数据统计，中国每年的贪污腐败已经占国家GDP的10%，超过2万亿，贪腐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大部分重大社会问题的根源，成为国家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贪腐问题，已经愈演愈烈，越治理越严重，是执政党身上的一大毒瘤，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剥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国家的腐败现象发展势头迅猛。从某种程度上讲离间了我们与人民群众的阶级感情，且影响了我们各种制度、政策的良性发展，部分案件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影响了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贪污腐败难以治理，是因为贪污腐败已经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有权力的地方，都有贪污腐败。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中央贪，地方也贪。贪污腐败的人太多，所谓罚不责众，反贪行动举步维艰；而预防和治理贪腐的人，一直享受贪腐带来的利益，反贪如何进行得下去。
要想真正意义上地反贪反腐败，想必还得从贪污腐败的根源出发，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找出贪污腐败的根源，从根源上出发，斩草除根，一举反贪反腐败。 谈到贪污腐败的根源 ，关于官员或者说是公务员队伍的贪污腐败行为，坊间、司法界和学界总结归纳出了许多原因，其中主要可以划分为内在根源和外在根源。内在原因主要是指公务员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取向；人性贪婪；自我综合评价不高；心理失衡等等之类的。至于外部原因，主要是指公务员接收到外部的一些影响，譬如说传统的教育使之思想上会有一丝奴性，从而在工作或者是生活上受到影响；制度设计的缺陷、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也会导致公务员腐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经济转型不彻底会导致政商不分问题加重等等。这些都是会导致公务员贪污腐败的一些根本性原因。
（１） 导致公务员腐败的最本质、最重要的内部原因－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
取向
从公务员个人内部本性分析，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是从本质上影响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导致公务员腐败现象出现的最根本、最本质的一个原因就是－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正所谓“人的思想支配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反映人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当然就会导致错误的行为取向。由于很多官员或者是国家公务员不注意加强自身的学习，不注意提高自身的修养，放松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动摇了共产主义信念，从政思想和从政理念发生改变，职业道德骤然出现滑坡下降趋势。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从而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部分先富政策的实施，贫富差距的出现，使一些人开始产生了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物欲膨胀。于是乎，腐败成为当前社会人们共同关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大问题。不良的社会风气，比如“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钱交易”、“任人唯亲、唯钱”等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在这些不良社会风气的诱导下，一些曾为党和人民做过重大贡献的人也会发生价值观的转变，进而走向腐败，走向自绝道路等。
人生观、价值观这些除了受到社会环境条件的影响之外，家庭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人思想品德、尤其是价值观的形成，首先与家庭教育直接相关。因为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贯彻始终的，特别是在青少年人生价值形成的关键时期,不同的家庭教育影响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些现实条件使得很多家庭、父母在感受到生活的压力的同时，在有些事情、有些做法上可能会无意中扭曲了对孩子思想的教育。父母坚持和倡导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其言传身教必然直接影响其子女价值观的形成。从人导致一些腐败的思想的出现。 除此之外，无论是公务员、官员还是普通人在进入社会之前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对他们的人生观还有价值观的取向也是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学校教育往往处
在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学校，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对其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是重大的。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学校教育，由于其宣扬的价值取向不同，因而，不同时期的学生在人生价值观上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使在同一时期，一个人在不同层次的学校中接受教育，由于学校教育水平、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形成的价值观也必然有很大的差异。现实社会中，一些堕落为腐败分子的公务员、官员，往往都有些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接受学校教育中，往往忽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以至于没有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或者说，曾经有了正确的价值观，但信念不坚定，追求不执着，因而也会蜕变。可见，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深远的、不可忽视的。
再者，一个人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对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也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我们都知道，工作环境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我们成年以后，工作场所是一个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如果一个人是身处在一个管理不严，人人都贪图私利，物欲横流的环境中工作的人，无疑，他走向腐败的可能性会更大。而一个人的居住环境同样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在一个人年幼时,其居住环境对其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是重大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才有“孟母择邻”①的佳话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俗语。我们只要仔细观察和分析一下，往往不难发现，凡腐败分子的产生，往往都与其身边的亲朋好友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关系。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人工作和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其人生观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虽然我们也听说过出污泥而不染的故事，可是这往往是很少的，也许就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行成了坚定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人且意志坚强的人，才可能够做得到。
最后一点就是，职业、文化程度、还有年龄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首先，从职业这个角度上来讲，从事拥有一定职权的职业，可以说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前提，没有这一点，一切腐败的产生都不可能。但也不是说有了职权就一定腐败，若如此，那也就不可能有“包青天”“焦裕录”“任长霞”“郑培民”等人民心中的顶礼膜拜的人物。那么，这其中的关键是什么呢？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它与一个人的素质有不可分割联系。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否正确，是否坚定，与文化程度是有关的。因为一个人对是非的判断，对不良影响的抵制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如果从年龄这个角度出发去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工作初期、中期往往腐败的可能性不大，而到晚期则腐败的可能性往往就会增大，因此，我们常听说有“50现象”和“59现象”等。究其根本原因，一个人在工作初期，人们大都会埋头工作，期望取得预期成绩，而中期往往事业如日中天，他们会珍惜，但到了晚期就不同了，因为这时快要离开工作岗位了，往往会觉得如果再不为自己、为家庭、为子女谋一下私利的话，将来就没有机会了，因此，很多人在这时便鬼使神差般的走上了腐败之路。当然，这与人上年纪后大脑思维衰退，认识能力下降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综上所述，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社会环境的、还有家庭因素、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工作和居住的环境、职业还有年龄等等的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取向造成很大的影响。思想决定行为，反面的思想教育影响造成了公务员自身的价值观取向发生了扭曲，从而导致贪污腐败的出现。
（２）内在根源－人性的贪婪
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当一个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他的想法就会随之慢慢的去改变。当我们还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的时候，我们就一心祈祷着：只要我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就好了。找到了工作就会想着我的工资能不能在涨一点呢？万一这工资真的涨了，就会想着如果我能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就好了·····就这样人的欲望无休无止的，并且慢慢的越来越高，甚至高到一个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的位置上去，然后他就会想要更多、更多的财富、权力，于是人性的贪婪就这样暴露了出来。每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员或者国家公务员他一开始也只是一个努力工作、埋头苦干、希望能够取得好成绩的好官员，可是当他们发展到了一定的位置上，就会觉得既然我都拥有了这些权力，可是财力上却只是很薄弱，为何不趁着着职权之便为自己谋点福利，工资只够养家糊口，潇洒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如此一来，免不了的就是贪污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的涉险能力也是逐步升级的。腐败也是如此，从烟酒礼品、首饰金银逐步演变到现金、股份、红利、别墅、汽车、美色、护照，一切你需要的，一
切用金钱可以换来的，一切可以给行贿者带来好处的。烟酒礼品多了，无处可放了，于是官员的太太们便动脑子，将这些不花钱的礼品拿到售卖店去换取现金，便宜点无所谓，反正没成本的。售卖店的老板也愿意，以最便宜的价格收进，以低于市面价售出，中间还有很大的利差，何乐而不为？人们现在可以去查查80年代全国各单位、部门的帐单、凭证，任何单位都免不了有礼品报销单。送礼的单位得了好处，个人从单位中又能得到好处，而选礼品的钱又可以从公款中报销，不仅如此，在送礼行贿的过程中，又产生虚报、伪报、开大票的次级腐败。一单位花了1.2万元买烟酒、花了伍仟元买土特产进京送礼，目的达到了，批文拿到手，政策松了口，回单位报销时，票据就变成了二万伍仟元，多报了八仟元，这八仟元被两个送礼的干部私分，其实他们没分那么多，他们花了四百元买发票，赚到这八仟元现金的两个干部就开始动脑筋了：我们每月工资才两百多元，一年不吃不喝才挣两千多元，买台电视机就四千多元，这日子苦熬是到不了头的，这种挣钱法多容易啊。没几年这些干部就积累了不付任何劳动和代价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资本，同时结下了自己随时可用的人脉关系，有了钱，底气足，有了人脉关系，胆子大，于是这张网越结越大，这张网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处级干部、司局干部、部委干部、高干子弟、太子党逐步都罩在这张网下，大家结成利益同盟体，向地产、股票、能源等领域进军。
（３）外在最根本原因－制度的缺陷、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社会学教授邝泽倩认为，归根结底，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邝泽倩教授说：“这种解释是有根据的。在中国这种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就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中国的资源有限，政府官员对商品和服务拥有很大的分配权。另外，在供应与分发的渠道中也存在着瓶颈问题。因此，在缺乏其他供应资源的社会主义结构中，就会有人为了获得这些紧俏资源而干违法的事情。作为其结果，市民和生意人为了把事情办成就会送礼或行贿，而收礼和受贿的官员就可能干违法的事情。”
然而，随着中央对地方实行更多的放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商品供应增加了，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其他渠道也出现了。照理说，行贿受贿现象应该减少才对。可是，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腐败案件反而大大增加了。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邝泽倩说：“在一个授予官员很大权力的官僚机构中，腐败的机会总是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把很大权力集中在国家官员手中，这些人控制着很多别人想要的稀有商品，因此这就为他们的腐败提供了机会。”
邓小平早就强调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检讨我们关于廉政制度的制裁规范及其运作情况，不难看出我们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上的缺陷。首先是在查办案件上责任主体不够明确，手段不够强硬。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反腐败的总体格局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领导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不现实的。“党政领导齐抓共管”，其实党政领导并不可能把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反腐败工作上，我们国家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因此没有哪个党政领导会不抓政绩工程而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反腐败工作上。“部门各负其责”，实际上这就模糊了查办案件的责任主体，有可能导致一个案件出现多头断案的状况，也有可能导致一个案件缺少个别部门参与的状况。而目前党纪和国法并没有规定纪检部门和检查机关拥有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腐败案件的权力，这就意味着查办腐败案件只能依靠公开的调查和侦查手段，这在许多情况下是难以查明案件真相的。其次是对腐败行为的制裁结果不够公平。中国仍然是一个人治大于法治的国家，只要犯罪的行为人有着深厚的官场背景，那么法律对于犯罪行为人的处罚就有可能大大减轻。而对于胡长清、成克杰、郑筱萸这样的高层腐败分子，则完全取决于中央领导人的意志，即使在查办案件过程中有些情节符合法律的规定可以减轻刑罚的，法律仍然会从严从重处理的。
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就会滋生腐败。虽然中国共产党出台了《中国中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但是党内监督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成为党内监督的最薄弱的环节，从而导致高官腐败犯罪的几率较大；其次是如果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自身腐败就会导致腐败的行为上行下效，腐败的行为蔚然成风，党内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就发挥不到应有的作用。对于党外监督更是难上加难。由于政府活动的政务公开机制不够健全，政府活动透明度不高，群众和社会监督缺乏必要的渠道，社会舆论监督也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因而党外监督就成为监督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