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葡关系与澳门历史文化
多元文明的视界下
——读《东西交汇看澳门》有感
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五四前后，围绕着中西文化孰优孰劣，曾经展开过一次激烈的大争论。用汤一介先生的话总结说就是，一派是“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派”，一派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一派是“先是以严复、杜亚泉，后是以梁漱淇、张君劢、《学衡》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派”。1无论激进派，还是自由派，实质上都是一种“全盘西化论”。他们认为“中学”已经过时，只有“西学”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陈独秀在《罪案之答辩书》写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
到了1935年，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由此引起一场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论战。在西化派中，以陈序经最具代表性。他比胡适等人走得更远，是真实的、完全彻底的“全盘西化”。他在他的书中断言“我们的结论，是救治目前中国的危亡，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洋化”3。
以上举的仅仅是两个例子，但背后的观念是一致的，正如邓正来在《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1996）序言中谈及的一样，精英阶层无论怎样论战，都始终遵循着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一元文化观。从晚清开明之士的“中体西用”，到五四前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大论战，再到建国以后的“全面苏化”，尽管程度有异，但始终没有逃离这个框架。
直到近三十年来，西方的新史学、微观史学、心态史、女性史等以前不为人所重视的史学观念陆续传入，中国文化正向着多元文化史观的方向发展。吴志良先生，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澳门史研究的青年学者，他的《东西交汇看澳门》正是从这种全新的角度来探讨澳门的定位与角色。
澳门，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古代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一个有它那样的际遇。
葡萄牙人在15世纪所向披靡，从非洲西岸，到好望角，再到印度洋，沿线哪处不是他们的势力，但当他们抵达珠江口，准备以一贯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中国时，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他1 汤一介，《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
2 陈独秀，《罪案之答辯書》，發表於《新青年》六卷一號1919年1月。
3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们不得不改变观念，调整策略，一方面遵循中国律例，以低姿态去讨好地方政府，缴交地租；一方面在中国领土上按照葡萄牙法律建议事会，实行内部自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华帝国，依然故我，在那个年代，没有一种强大的势力可以让它屈服。尽管以前也有很多的外国人曾经在中国居住，但帝国没有哪一次竟是如此的宽容，外国人能用砖瓦木石，建永久性房屋，筑城墙炮台，还有议事厅，正是海盗的猖狂、番税的重要、龙涎香的诱惑，葡人才得到如此的优待。
而澳门的特殊，就在于这两个前无古人的境遇都汇聚于此。
从1553年葡人入据澳门，到鸦片战争之后澳门沦为殖民地，无论是当中的300年，还是此后的那段岁月，在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共处的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碰撞与融合是贯彻始终的主题。澳门葡语、土生葡人、教堂林立，是澳门亮丽的风景，是澳门独特的风景。而更让人称奇的是，在交汇的过程中，仍能保持个性，不失自我本色——这就是作者用来解释的“双轨单行”模式。
自李志高和艾维斯发表《澳门政治地位和政府机构》之后，“双轨制”的说法在澳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华人社会一条线，葡人社会一条线。虽偶然相遇，但由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显着差异，双轨基本上保持平行”4。两种文化，共处一地，居然没有产生任何激烈的碰撞，被外界称作典范，以往我们仅仅用“包容性”一个词来解释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是不够的。澳门历史的双轨，造就的其实是一个潜在的文化冲突的世界，但仍然能够和睦相处，根本原因在于双轨保持长期均衡平行，在于两种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观没有产生真正的融合和正面剧烈的冲突。但是“双轨”是不是真的如同作者所言没有交叉或合一呢？400多年，中国文化与葡国文化仅仅局限在其本身吗？书中没有用史实去证明这个观点，只是用了一位当代研究人员的事例，通过指出她极少参考中文材料和仍然站在葡萄牙传统立场看问题这两点，说明澳门在历史上是“双轨单行”的，这用当今例子去论证古代，显然是不确切的。而且作者部分借用亨廷顿的观点，通过结果中的“没有剧烈冲突”来推导出原因的“没有真正交融”，潜台词就是两种文明一旦真正交融，必然会引起剧烈冲突，这一定是历史的必然吗？真正与否、剧烈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呢？对于这些我们都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纵观全书，虽然是一本论文的集结，但从书名的“东西交汇”中便可以看到全书的指导思想，即抛弃传统的一元文化观，从一个新的多元文化的视界来看待澳门，无论是中国因素，还是葡萄牙影响，无论是传统文化，抑或是新的思想与观念，都应该包括其中。尽管本人认为“双轨单行”4 吴志良，《澳门历史 双轨单行——简评施白蒂》《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2
模式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作者在新时代下带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且作者作为一名长期研究澳门史的学者，他的着眼点不仅是澳门的过去，更是澳门的未来，这才是最终的目标。澳门往昔的峥嵘岁月，不单是藏在博物馆里让人沉醉缅怀，它更是一种财富，留给后人的财富。在与香港的此消彼长中它陨落了，在新的浪潮下，澳门能否续写辉煌的交融篇章呢？而母亲中国错失了那么多次机遇后，终于迈向世界，能否从澳门的际遇中得到启示呢？这里面饱含着作者的期盼，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中华子孙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