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是当时唯一一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叙事主体书写“革命历史”题材并获得主流话语认同的令人羡慕的成功范例。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的叙事话语毫无疑问是主流话语，那么，女性的自我成长就是非主流话语，正是非主流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微妙错位与缝合关系中才形成和成就了《青春之歌》的“经典”地位。在《青春之歌》中，“女性的自我成长”和“革命叙事话语的建构”是相互交织的两条叙事线索，二者同构并形成一种奇妙的互文和隐喻的互动关系，两种声音的合一机制成就了《青春之歌》。
小说《青春之歌》是作者杨沫自己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寻求自由爱情，争取独立，自主的个性解放，之后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自传性作品。林道静是作者追求独立自由个性的青春投射，也是作者回溯生命体验的自发心理下的产物。林道静的全部故事就是以此为起点的，但女主人公反叛、出走、自由恋爱也仅仅只能是起点，不然作家将无法完成革命叙事这一宏大主流话语。《青春之歌》叙事与五四叙事的分裂也正起于此，正是这种分裂标示了叙事独特的性别视域。林道静与余永泽刚结婚那一阵子也感到很幸福：但很快她就喊出“要独立生活，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由的人。”
林道静逃离封建专制家庭的目的，不仅是不想沦为丈夫的附庸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她还有自由独立的向往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同余永泽的决裂，是林道静思想变化和生活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至此，她摆脱了个人的狭小天地,把自己的思想、出路、要求，同民族解放事业联系在了一起，开始踏上一条她追求的、崭新的、革命人生的成长之路。此时，革命引路人卢嘉川的出现就像及时雨，滋润了林道静沉闷、窒息、痛苦的心灵。他成熟、稳重和富有热烈信仰的性格，使林道静终于走出了生活与理想的矛盾，完成了精神上的“成长”。小说在否定陈蔚如、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女性（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中去，他（她）的生命的价值才有可能得到证明” 这一“革命历史小说”的最基本内涵。女性命运与知识分子道路，在意义层面上不断置换，成为小说最为重要的文本策略之一”。作者杨沫以她的亲身经历和成长体验带着作品中的主人公林道静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以融入国家“大我”的方式实现了个人“小我”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