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李琦 学号111300657）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所面临的永恒的主题。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在合乎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对政治系统的自愿认同、服从和支持状况。
[1]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韦伯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并构建了三种理论模型来分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传统型”（traditional）、“个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rational）。政治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特性层面，即制度、权力和社会基本信仰、价值取向的内在一致性制度；另一方面是客体认可或认同方面，即权力的委托对对现实制度和权力的支持、认同和忠诚程度。”[2]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李普塞特对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总之，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涉及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一个政权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关系到社会秩序乃至国家政权的稳定。
一、政治合法性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许多外国学者认为，与世界上其他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期望值上升的革命。”各种政体下的公民都会问他们的政府“最近你为我们做了什么”。[4]因此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保持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府如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那它很快会土崩瓦解。
中国共产党是由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来自人民对统治集团的反抗，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人民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这种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和执政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绩效又对于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苏东剧变表明以苏联模式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
[2] 杨宏山，《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美]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5]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1
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转变：一是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逐渐转变；二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转变，从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逐渐转变。[6]完成了这两个转变，我们才会建设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经历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对自身的转变和面临的挑战也有了清晰的认识，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政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提升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受损；二是政治腐败，廉洁程度降低；三是社会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不和谐，执政权威受到挑战；四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所体现和强调的平等、竞争、参与的政治理念，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了挑战。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让我们知道一个执政党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有权授予也就有权收回。政治权力的运用和行使要以维护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唯一和最终目的。
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强弱，取决于党实现对人民群众承诺的程度。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共产党必须通过推动发展来提高自身合法性。计划经济无法为它提供这种合法性，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在政治上，共产党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继续用包打天下、包办一切的方法来执政已经无法赢得支持。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反映和体现人民和执政党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8] [6]
[7] 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要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已经深知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巩固政治合法性，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真正地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学者对中共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自从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的外国学者都认为：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出现了停滞和退步，中共正在变的被动、没有安全感和不自信。[9]
因此，在“内部监督不力，外部制衡缺失”的执政大环境下，必须要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首先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避免权力寻租，有利于执政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其次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建设，而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10]只有加强法治建设才能保障依法执政，使得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有法可依，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宪法规定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建设完善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我国在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的体制逐渐丧失约束力，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制度的短缺和权力约束的真空，导致党内腐败频发。在每年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十大问题中，腐败问题每年都位居前列。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8年间，国家检查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125万件。其中，1979-1987年间共查处253225件，1988-1997年间共查处610670件，1998-2008年间则查处了386798件，[11]平均每年增长22%，“中国腐败的速度超过了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12]。另据资料显示，1979至2008年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腐败官员达到390余万人，而1992-2002这两个五年间分别处分党员669300人和846150人。[13]
腐败现象的蔓延，毒害了社会风气，降低了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9]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杨海坤，《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法治论坛》，2006年第4期。
[11] 宋为，佘廉，《新时期我国腐败现象与网络反腐探讨》，《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2] 郭强华，《廉政审计》，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13] 王寿林，《权力制约和监督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10]
只有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不断蔓延的势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建立准则规范和法律制度，相继颁布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规章，着力制定和完善监督法规，增强相关实体法的效用性、力求做到宽严相济，严格遵守程序法、切实依法反腐，并以预防腐败为新焦点加快相关立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宪法、法律、法规为核心，党的纪律规定与之相互补充、协调统一的廉政法制体系。[14]
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重大作用。公民有 权向检查机关、政府监察部门和反贪局等机关举报、检举涉嫌腐败问题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可将其批评意见、申诉以及控告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途径公开表达。舆论监督也更有效的实施监督权，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
第三，遏制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公平。胡鞍钢在其著作《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中指出，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平现象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15]如何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解决弱势群体和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都极大地考验着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正如亨廷顿所说：“经济增长不仅会用一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福利，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16]国家发改委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2006年，我国常年救助贫困人口城市222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1900多万。虽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但在“马太效应”作用下，这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仍然没能得到有效遏制。[17]
因此实现社会公平，中国共产党需要提高社会整合的能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巩固党执政的绩效基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结构和利益机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无秩序，中国共产党要提高社会利益整合的能力，化解社会矛盾。利益整合是指通过多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群体各个部分组合起来，达成[14]
[15] 亓光，《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肖光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现状及其评价》，《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
[16] [美]萨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7] 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利益共识，构成利益共同体。[18]也就是一个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使之逐步走向有序和谐的过程。
社会和谐的核心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19]公平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执政党进行利益整合的根本原则。[20]因此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分配和保障体系，这是我国新时期经济上进行利益整合的关键所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真正的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此外要构建利益表达、利益分配、利益矛盾处理等的利益整合机制。
同时要发扬民主，确保党的政策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发扬民主在现阶段的国情下，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是逐步扩大差额选举，以增强党内民主的竞争性。在今天的中国，差额选举是有必要的，因为“差额选举必然包含着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性，为了使这种竞争性有一个制度化的轨道并符合选举制的基本价值，应该让候选人有机会进行政策意向的表达，使党内选举的重心由‘人’逐渐转向政策”[21]所以差额选举是将政策作为选举的对象和内容，凡是能充分综合和表达人民利益的政策就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也就是在差额选举中能够获胜的政策。这样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从而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
与此同时，建立各种利益整合机制要求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的有效性，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组织起来的以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
[22]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推行政府运行“在管理理念上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民[18]
[19]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20] 李朋，许东雪，《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
[21]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 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7期。
主管理；在管理目的上追求公共利益；在管理责任上推行可问责制”。[23]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深刻意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24]也就是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5]因此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有利于党巩固执政地位，也使人们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我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合法性的根本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切实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26]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政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基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进行领导和执政，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23]
[24] 蔡平，《从企业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行政论坛》，2006年第2期。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 《中国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9-27。
[26] 王宝林，《论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张力：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选择》，《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