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及其重构
摘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民主富强的道路的道路。中共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自身合法性不断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的实践也说明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来自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挑战促使了中共对政治合法性基础进行重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执政合法性
基础
重构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符合政治共同体普遍约定的一种正当性。[1]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行使不仅要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而且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和认同。判定某一政党的执政是否具有合法性，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否真正认同。但民众的认同是动态变化的，因而执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民主富强的道路的道路。中共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自身合法性不断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的实践也说明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 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基础。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世纪70年代末，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来源于党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所取得的历史功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以及意识形态的魅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又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中共还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探索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道路，通过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保护民族工商业等各种措施恢复国民经济，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长期的战乱之后逐渐恢复了经济，这符合人民的普遍愿望，全国人民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称他为“大救星”“红太阳”，他的丰功伟绩、传奇经历和人格魅力在全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崇高的威望和个人人格魅力。正是因为这种超凡魅力的合法性权威的作用和党的历史功绩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础。[3] 意识形态方面的构建也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和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由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取得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机器对于意识形态的持续宣传和强力灌输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证明了自己执政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确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等坚定信念。到1956年底,我国顺利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和执政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确立。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一方面，中共又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虽然中共在成立的时候仅有几十名党员，但因其指导理论的先进性，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坚忍不拔的战斗性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到抗战后期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力急剧上升。抗战结束时，中共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为更是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普遍尊重，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可见，巨大的组织资源是执政合法性的组织保障。
另一方面，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人们对国民党认同感的迅速下降也是中共取得政权，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以及改组后的国民党是进步的、革命的，并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国人的认同。但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的性质就改变了，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运动，倒行逆施，坚持并强化国民党***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维护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对各阶层人民的由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对象。尤其是解放战争使得人民对国民党的认同感急剧下降，其执政也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人民的认可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也就意味着执政基础的松动和销蚀，国民党在大陆的执政地位的丧失是必然的。
最终，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努力，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认同，取代了国民党而获得执政地位，取得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中共的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历史的合法性是其执政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执政地位的巩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民众的认同是动态变化的，因而执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有历史延续下来的合法性基础会逐渐退到次要位置，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将会占据主导地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99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重构，政绩合法性的确立以及民主法制合法性的奠基。
执政的绩效性是合法性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条件，如果执政党的政绩显著，社会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其执政地位自然就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肯定。相反，如果一个政党在执政期间没有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停滞不前，即使有任何其他高亢的理由，这个政党也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致力于巩固意识形态赋予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的建构历程。首先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并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适时地把工作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意义。我国经济只有保持持续不断的增长，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只有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政党和政府，才能最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4] 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中共执政合法性打下了良好的有效性基础。。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政绩的最核心内容——经济增长，是当前我国政府合法性来源的必然选择，在一定时期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仅仅建立在绩效合法性基础上的政权也是危险的，如果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变得缓慢，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绩效性就会削弱，甚至危及合法性。另一方面，当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后，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就会更迫切，人们追求的就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满足，对政治民主和法制的诉求就将增强。因此，中共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的任务是刻不容缓的。
于是，中共就在这个时期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这种制度和法律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实行依法治国，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这就必须要突破我国政治的人治模式，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的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合法性的诉求从“超凡魅力型权威”转向了“法理型权威”，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证。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又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作为构建政府合法性的基石。政府的工作重心正向建立健全民主法治逐渐过渡，通过民主法治建设，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构建稳固可靠的合法性基础。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适时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赢得先进性固然不容易，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更不容易。”胡锦涛强调指出：“民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政绩合法性的效绩尺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党的功能转换，扩大政治合法性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拓宽了党的执政基础，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先进性和历史任务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党执政合法性现代结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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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也随时代发生了变化，来自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挑战促使了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重构。虽然历史合法性在一定时期内所起的作用很大，但毕竟特殊时代以及特殊领导人已经过去，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也需要随时代的变化而重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原来的意识形态所积累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泛合法性的能力开始削弱。经济改革的成效虽给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但它所带来的许多问题仍对社会政治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部分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败坏了党风政风，从而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形成潜在威胁。
这些挑战都向中共提出了重构政治合法性的要求。因此，重构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宪政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应通过民主选举。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5]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民的权利意识也强化了，普遍希望自己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选举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充分的实现和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其政府的产生必须通过民主选举，如果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被剥夺，那么即使这个政府产生看了，它也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的，甚至没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中共应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构建一个合法的、民主的宪政政府，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根本问题，构筑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石。
成为一个有效政府是宪政政府运作合法性的必然选择。一个毫无绩效可言的政府是不可能赢得民心的，而民心的向背是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也是影响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变得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已取得的成就上应当继续努力保持政绩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不失民心。
加强执政的能力建设是宪政政府合法性构建的根本保证。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处在执政的地位、担负执政的重任，不仅要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而且要始终紧紧扣住执政这个根本问题来做好党的建设的大文章。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才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才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作为政府官员，应当保持廉洁的工作作风，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才能提高执政能力，构建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廉洁高效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中共要想获得长期的合法性就必须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这个历经九十年风雨的大党，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并且引领新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毋庸置疑，其中是有着深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共适时地对合法性基础进行调整和重构，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所必须要做到的。愿中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能够更加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孙关宏 胡雨春 任军锋. 政治学概论(第二版)[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7 (2) 王宏亮 龚浩亮.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演变[J].
魅力中国，2009（5）.（3）王先俊.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1).(4) 王宏亮 龚浩亮.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演变[J].
魅力中国，2009（5）.
（5）商继政.宪政刍议[J].阴山学刊，2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