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自己做选择
周立文（北京） 《 光明日报 》（ 2013年07月19日13 版）
两千多年前，周游列国的孔子行进在烟尘弥漫的官道上，他突然停下来，咕噜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可是在今天，所有的远游都有些像郊游，所有的乡愁和离情，突然间有了虚假的味道。“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走不出我的视线”，当这种诗情变为现实时，我们一半是欣慰，一半是失落。短信，QQ，微信，微博，Skype„„它们永远追踪着你，让你无处躲藏。
30多年前，当我离开皖北家乡，前来北京读书的时候，家父千叮咛万嘱咐，家母泪水涟涟，好像儿子即将万里关山，一去不返。走进大学校园的我，至少有几个月思乡情重，心绪低落。歌手张明敏在《毕业生》中这样唱道：“回忆当年离乡背井，深夜里梦回旧家园。游子的热泪沾湿枕畔，最难忘父母的慈颜。”赶考的学子，怀里总是日夜揣着父母。
那是1979年，转眼到了2009年。30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又一个儿子将“离乡背井”，到遥远的地方继续啃书本。但这个儿子和当年的父亲不一样，他是主动放弃了离家门口不到10公里的最高学府，远走香港。
校长、班主任苦口婆心，亲戚朋友不是指责就是表示惋惜，只有我态度漠然，听之任之。当香港大学前来面试的那位英国绅士给了他一个strongly recommand（强力推荐），当香港中文大学一遍遍地打电话来，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很快的，他开始怀疑自己。坐在开往香港红磡的火车上，儿子满脸的不乐，好像只要跳下火车，他就能重新做一次选择。一路上，他一直都在玩那个新买的手机。这仿佛是一种象征：在他读大学的四年里，我们每个人手中的手机，都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难以废离；同样越来越重的，还有网络。
在香港，父子俩住在沙田的丽豪酒店。第二天，从沙田乘港铁前往只有四站地的香港中文大学。快到的时候，儿子突然说道，我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我看了他一眼，没有吱声。他又说，这个夏天，可能所有的选择都是错误的„„
转眼4年过去了，今年夏天，儿子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了。我去香港接他，帮他收拾、清理东西，找了一辆车往深圳搬运。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望着校园葱茏的山色，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他说，我选中文大学，选对了。
4年之后，在他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我想看到的。同时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超音速还是高铁，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物联网，被缩短的都只是表面的距离；文化的同质化也只是一种表象，很多东西你必须身处那种环境，才能学来。
一位深圳的朋友到罗湖关接我儿子。他发现，在我儿子的背包里，装着一个很大的水壶。“在内地，哪个大学生出门还背着水壶？都是买矿泉水喝。但香港的学生不是这样，因为是花父母的钱，总是能省就省。”在香港，儿子学会了用钱，该花的时候就花，不该花的时候一分也不花。
大三和大四时，儿子先后在民族证券、光大国际和中信银行等机构实习。我本以为他只是为了拿一个实习鉴定去糊弄学校，没想到他对实习要求得很高，对鉴定反倒不太在意。这和内地大学生有些不一样。
我还注意到一些细节：每天晚上，儿子都得把短裤和袜子洗了，永远是自己洗；逛商场的时候，如果他买了一件稍贵的东西，他的脸上都会有一种歉意（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挣钱）；在外面吃水果，他会一直拿着那些果皮，直到找到垃圾箱；他们大学同学聚会，几乎都是AA制和分餐制„„
我把儿子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当他再回到北京时，我看到了两种文化的冲撞给他留下的痕迹，我看到他成功地避开了关系的困扰和各种不良习气的熏染。从另一个环境里归来的儿子，像一面镜子，照得我常常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和习惯而感到羞愧。
这个夏天，儿子又面临着选择。开始是在留港工作和出国读研这两者中间选择，然后是到哪所大学留学的选择。在他所申请的学校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士）、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经学院等名校都录取了他，衡量再三，他却选择了一所最没名气的学校——克莱蒙特学院。唯一的理由是：克莱蒙特给奖学金，不用花家里的钱。
这孩子，这思维，已经完全是“国际化”的了。我本想说：“儿子，你要上最好的学校，家里给你钱。”但看着他那张青春、激情、充满自信的脸上全是灿烂的阳光，我张了张嘴，努力把话咽了回去。
（作者为本报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