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族 秘 史 的 解 读
---评 析《 白 鹿 原 》
内容提要：
《白鹿原》是一部具有浓郁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的长篇小说.作者陈忠实以“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巴尔扎克名言做为小说的题记,表达出其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宏愿与艺术追求。白鹿原做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整部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域色彩，人物形象丰富饱满，语言富有生活气息，字里行间融透着对民族民运的深入思考，能够真实的反映那一时期，渭河平原历史变迁的曲折过程。本文将从《白鹿原》的创作背景，地域文化和复杂多变，命运多舛的人物，这三个方面来评析《白鹿原》。
关键字：
白鹿原创作背景地域文化人物
一《白鹿原》的创作背景及地域文化特色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人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过程的产物”。《白鹿原》作为一部具有浓郁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的长篇小说,同样如此。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时说，“所有悲剧的发生，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陈忠实会有如此理念，这与当代社会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的转型时期。在经济上，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市场经济的兴盛带来了某些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不和谐因素，如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及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它冲击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家园。在文化上,中华民族在政治反思之后走向更为深沉的文化反思。而长篇小说《白鹿原》就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潮流中的重要作品。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重的神力。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的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有权威性。另外，王仲生提到“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创作的，处于这一创作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因此，他指出了《白鹿原》中更为根本的，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既是《白鹿原》创作的出发点，又是《白鹿原》创作的最终归宿点。然而陈忠实在其作品《白鹿原》中，恰恰反映了“民族生存的反（3）（2）（1）
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的反思”，这三个方面。
在陈忠实作品《白鹿原》中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意蕴的载体，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很久以前，人们看到一只雪白的鹿从原上漂过，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康乐„„”。然而，白鹿原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两者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浓郁而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首先，两者的结合并非是一种偶合，而是一种必然。浓郁而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作品中的体现，最根本的是来自作家如何处理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歌谣礼俗等。但是对于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人物性格的描写，尤其是人物性格的栩栩如生的刻画。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鹿子霖，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间接或直接的反映着地域文化特色的气息。
其次，两者的结合是一种有机的互助。浓郁而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作品中的体现，也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而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思想等方面的影响和熏陶，都是巨大的。象陈忠实这样的作家，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无不间接或直接的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也是地域文化特色充分展示的长幅画卷。
二复杂多变，命运多舛的人物
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是塑造的最成功、最丰富的人物。白嘉轩是白鹿村白姓一家的家长，又是白鹿两姓组成的白鹿家族的一族之长，是一个身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文化情致的族长。同时，他也是一个既有着对生活的特殊见解又有着关中汉子惯有的坚毅与朴实的乡坤，一个终生不脱离生产劳动有着小生产者思维的农人，一个散发着勃勃生命力的血性男儿。在他身上无不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白嘉轩同时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关中汉子，具有农家天性淳良、兢兢业业等诸多美德，在他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秉性和品质。他真诚的称长工鹿三为三哥，两人之间有的是诚挚的感情，而无世俗的主仆辈分；出钱出粮节济周寡妇度过难关，修祠堂、办学堂；公布《乡约》，惩治赌博、吸食鸦片的族人，整饬族事人事。无一不显示出他的精明能干，正直仁义。仁、义、礼、
智、信是他的人格支柱。无论是治家，还是治族。他都刚正不阿、树德务滋。但他身上也具有狡诈、贪婪等诸多缺点，有着传统文化的许多负质，他为了人财两旺，自己的子孙多福，不惜用计将长有根部似白鹿草的鹿子霖家的坡地换成自己的。在他自己导演的这场戏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狡诈。先是卖地，中间才是换地。卖地是为娶亲，换地是为面子。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些都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理由。而他的真实目的却无人知晓。而且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甚至不惜背上败家子的罪名。在这场戏中，说白嘉轩是一个阴谋家，也许并不过分。他的手段和智谋为人叹服。为了牟取暴利，他又第一个在白鹿原种植起鸦片，他并不考虑种植鸦片带来的后果，虽然他深知鸦片的危害，深恶痛绝吸食鸦片的人，但为了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可谓躬身劳作。
与白嘉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奸诈、阴毒、淫乱而又懦弱的鹿子霖。鹿子霖是鹿家在白鹿原上的代表，他同样是一家之长，同样受到了封建文化的毒害。但是，与白嘉轩坚决维护不同，他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不是那么的坚决，而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道士。一方面他也和白嘉轩一样主持正义公道，维护仁义白鹿原的美誉；另一方面，他又干的尽是些见不的人的勾当。他想巧取豪夺李寡妇的土地，他粗暴干涉儿子的婚姻，诱奸田小娥，设计害死了白兴儿，又把白孝文拖入了罪恶的深渊，他整死了贺老大，为谋得一官半职，他又残酷的报复了农协运动，极尽摇尾乞怜之能事。用白嘉轩的话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不知道，而在自家知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的；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 。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描写的这一个人虽然敲榨剥削乡民，私饱中囊嗜私舞弊，但他们在人格上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其重义轻利的闪光点。修建祠堂、办学校，首先支持两个孩子到城里上学，鹿子霖不但表现出他非常的组织才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英明和大度，他同样是白鹿原上受人尊敬的乡约。
《白鹿原》中，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一直贯穿全书的始终，这样一对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对立体，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又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为自己的儿女而痛苦，鹿兆鹏的拒婚，参加共产党；白孝文的堕落，白玲的叛逆，使这两位家长在精神上都受到巨大的打击，正是因为他们子女的反叛，使他们在白鹿原上演绎着悲剧的人生。而最后，当白嘉轩看到疯癫的鹿子霖的时候而老泪纵横的时候，他既是为鹿子霖的悲剧命运，同样也是为自己的悲剧命运流泪。至此，这两个生命都完成了他们悲剧人生的历程。
然而，在陈忠实作品《白鹿原》中，作者又着重塑造了两个叛逆者——田小娥和黑娃。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儿子，一方面他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勤劳、质朴的性格；另一方面他却与父亲鹿三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从小倔强、执着、反叛、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这一（4）
切，就决定了他必然与白鹿原上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宗法社会格格不入，并且不断发生摩擦、碰撞，以至最后走向反抗。他参加“风搅雪”式的农民运动，遥遥地与他企求美好生活与向往平等自由的心理目标相联系。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黑娃本性中受压抑的能量找到了渲泻的突破口，他把婚姻上的反叛和政治的、阶级的反抗不自觉地结合起来，怀着对富人和祠堂的憎恨，投身大革命，打土豪、办农协，砸宗祠里的石碑。他一生集土匪、国、共、儒家信徒等等身份于一身，从不安分的雇农到农协运动领袖到红军战士到聚众山林的土匪二头目，国民党保安团营长，共产党副县长，新政权的死囚被处决。走完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历程。
而叛逆女性田小娥，作者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态度表现出前后的不一致。前期的田小娥是一个敢于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渴望平等的女性形象。为了爱情和自尊，宁愿抛弃郭举人家安定饱暖的生活，甘愿和黑娃过着靠打零工来维持的窘迫生活。作品中黑娃与小娥交欢时酣畅淋沥的刻划，使人们看到了作者对小娥追求爱情，向往自由的肯定。但如果把她塑造成反传统的自由女神形象，和黑娃在那孔破窑中过着“寒窑虽破，能避风雨”的浪漫爱情生活，就与传统道德文化，与白鹿精魂构成强烈的冲突和矛盾。当作者发现这个矛盾时，就只能笔锋一转，将这个美丽而富有反抗精神的不幸女性引向“女人是祸水”的死亡深渊。于是后期的田小娥，在黑娃被迫逃走之后，她的不食嗟来之食的勇气忽然烟消云散。她依附于他“大”鹿子霖，是为了解救黑娃，同时也是为了无奈的活着：她以色相要挟继任族长白孝文是为了报复，但报复之后却没有丝毫快乐可言；反而在尿了她大鹿子霖一脸尿之后愤懑的心情才得以宣泄，害人的自责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其中包含了对黑娃的爱和念，对白孝文的怜悯和歉意，也有对族长白嘉轩的畏惧和怨恨，又有对伪君子鹿子霖的愤恨和无奈，同时也有为苟延残喘的活下去而卖身的屈辱。这正是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复杂的一面。她想过美好的生活，有过美好的追求，想得到族人的承认和尊重。但这些基本的要求她都不能得到，由于她违背了千百年来“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在封建制度的挤压下，她只能是畸形的形象 。
正是基于这种屈辱和无奈，她的公爹鹿三在田小娥无限惊异、哀怨、凄婉的眼神中结束了她的生命。作者让鹿三在亲情和封建道德之间终于选择了封建道德这把杀人利剑，更深刻的揭示了封建道德、宗法制度对田小娥、对整个封建社会妇女的残忍和虚伪。但作者并没有让田小娥就此消失，而是用三秦文学较为传统的鬼神附体的手法让旧社会千百万妇女的代言人田小娥又一次进行了宣泄—-借鹿三之口喊出了她活者永远不敢吐出的郁闷，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奴役人性的伪道德进行了彻底的鞭挞，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封建道德思想禁锢下的女性追求个人性解放的内心世界，无情的揭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社会现实 。
作者曾自道,这部小说是自己的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这个民族生存的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制约和影响白鹿原这块土地人物行为的文化因素还有以下几项:宗法观念、性、权势、谶兆预言。
宗法观念。这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沉积于民间构成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其主要内涵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行为规范。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文明禁忌。其不仅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生活中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而且,久而久之对社会心理产生一种威压与禁锢；性。小说中描写性的文字颇多,可以看出近年来以性的角度审视社会人生的文学倾向对作者的影响。白嘉轩连娶七房老婆,是想向世人证明传宗接代的使命感。“无后为大”成为白嘉轩的道德律令,不仅自己墨守蹈距,而且现实一旦与此律令发生冲突;血缘的纯洁性,对宗法观念坚守也即显得微不足道；权势。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对权势的热衷和执着不仅构成小说或明或暗的线索,也是白鹿两家赖以生存的心理动因。白嘉轩迁坟换地,机心深匿是由于白家权势的需要;鹿子霖居心叵测,陷白孝文于淫乱同样出自对权势的欲望。白孝文审时变势,翻然投机革命,终于将“革命功臣”黑娃送进法场,潜在原因仍是对权势的向往和维护。鹿子霖出狱后发现祖宗坟上有狗屎,所发感慨及继任乡约仍是权势的作用；谶兆预言。这是常有神秘色彩的文化因素。集中表现于白鹿原上的智者圣者朱先生的行为言语之中。朱先生既是宗法家族观念的维护者,又是充满禅机妙心的社会文化危机的预言家,也是伦理道德观念的美质的象征。每当白鹿原陷入生存的劫难危机,他却以少有的精英姿态化解之。劝张督督退兵是大壮举,使白鹿原免遭生灵涂炭;窥透人性、阶级斗争本相,送田福贤一车银元,救鹿兆鹏于水深火热更显大智非凡。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陈忠实引用这句巴尔扎克名言作为《白鹿原》的题记，可以看出是别有匠心的。小说不仅在文化视角上，而且在人物塑造、叙述方法等方面都是有很大创新和突破的。
参考资料：
（1）[美]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3年第1版P477
（2）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当代作
家评论杂志社 1993年第4期P22～24
（3）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
（4）熊元义《回到中国悲剧》[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