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述评及
政治锦标赛所带来的问题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近30 年的高速增长, 被世人誉为“增长奇迹”，GDP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而相对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并不是很好，那我们是如何做到高速发展的？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这本书在导论中首先提出上述问题：中国是如何高速增长的？作者关于地方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研究试图提供一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即支持增长的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本书第三章研究了我国政府间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即行政逐级发包和属地管理。本书的第四章讨论了中国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机制——政治锦标赛模式，强调了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的关键性作用以及中央政府如何利用该机制激励地方官员完成各项目标。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地方分权和财政分成进行了历史描述和理论分析。本书的第七章，综合前面提出的行政逐级发包制、属地管理、晋升竞争和财政分成四个概念，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体现了纵向法宝和横向竞争的高度统一。第八章，研究了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的影响。第九章研究了政企关系的性质和历史演变。最后一章，对中国治理的改革提出了初步的分析和看法。
该书强调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独特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官员的激励关系至关重要，政治锦标赛赋予了地方官员极大的激励去发展当地经济。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体制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激励的扭曲，甚至有些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下面简单探讨一下带来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问题就是偏好替代问题。
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员考核主要是以当地的经济发展、以GDP增长作为指标。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完善考核指标，比如绿色GDP的概念。而这样的考核指标提出本身就面临很大的问题，更不用说执行了。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2006年9月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然而该项研究三年后无限期推迟。主要是两个原因：两个合作单位在发布的内容和方式上有分歧，另外就是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绿色GDP考核体系受阻后，中央又启动了针对节能减排的问责机制。这项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所消耗电能来考核的，造成的结果就是考核期限将至时，地方政府采用拉闸限电的方式减少用电负荷，而企业不得不采用费用昂贵的柴油发电机组发电而维持正常的生产。这样方式，总体上未必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反而增加了能耗及污染。
第二个问题是多任务下的激励扭曲问题
地方政府官员通常会只关注那些能够被考核的指标，而对于那些不在考核范围内或者不易考察的指标则不予重视。这就造成了官员过度注重GDP的增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搞政绩工程，劳民伤财，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高昂的能耗问题。当前的社会反应强烈的“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也和地方官员的激励扭曲有着直接的关系。
政治锦标赛使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地方政府的非合作倾向。以水电站的开发建设为例，尽管地方政府十分支持水电开发，但由于流域周边的各级政府都认为水力资源的所有权理所当然地归自己所有，并相继将这种所有权当成了新的财源，在现有制度不够完备、难以规范与开发有关的各种行为的情况下，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直接影响到水电开发，使得水电站的建设盲目、无序，使得开发企业的协调难度和成本不断加大。
第三个问题是晋升博弈下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为了在经济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以增进政治晋升的机会，地方官员会动用一切政策手段支持企业扩张，这样很容易造成企业效率不高，地方政府负债过高。
本书开篇导论中提到的，地方财政收入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大幅下降，而地方财政的支出却一直处于高水平，这种收入与支出的差额所造成的负债在地方官员的激励体制下显得更为突出。
地方政府动支持企业扩张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山东钢铁集团并购日照钢铁。
山东钢铁是国有独资公司，也是山东省属规模最大的企业。该公司2010年上半年共亏损12.85亿元。日照钢铁则是山东省内大型民营企业，目前位居国内十大钢铁企业之列，日照钢铁2010年上半年的利润应该在20亿左右。
2007年年底山东省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提出调整山东钢铁工业区域布局，山东钢铁集团正是在此重组大背景下衔着金汤匙而生；而日照钢铁的被吞并命运，似乎也由此而定。 为了提供资金的支持，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山东钢铁获得了12家银行总共高达2400亿元授信额度。放天量贷款给明显业绩不佳、经营不善的企业显然不符合按照市场逻辑政策经营的银行所谓。
上述种种出现的问题，实质上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带来的副效应。目前，政治锦标赛模式正在沿着两个重要的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是试图完善地方官员晋升的考核体系；另外一个方面是把决定干部晋升的委托人由原来单一的党委组织部门变成多重委托人，加入了人大、政协和普通民众。至于这些改革是否成功，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原因的比较及其可持续性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正如黄亚生先生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主流学术界的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其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通过对所列书目的阅读，几位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原因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并建立了极为有效的地方官员的考评和晋升的激励机制。
而黄亚生先生很大程度是按照“后华盛顿共识”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1978年的土地改革虽不彻底，但亦是一次伟大的变革。中国的民营部门在过去的30年内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另外，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的投入也很巨大。正是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基础。
“后华盛顿共识”不仅仅是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对一个转型的和发展中的经济如何实现增长的基本认识，而且实际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整体在经济转型、私有化和经济增长之关系上的基本共识。在一个典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头脑里，成功的经济转型与增长离开向私人产权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快速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成功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面关系应该是由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以及尽可能快地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来决定的。“后华盛顿共识”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性质的基本看法之上，不指望转型经济的政府有能力承担经济增长的任务，而寄希望于私人部门的快速兴起和富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精神。
《为增长而竞争》一书中提到：国外对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判断和预言虽然从没有间断过，但中国经济几乎按天计算的高速变化与增长似乎势不可挡。在那些关于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研究”文献中，银行的坏帐、国有企业的没落、地区的差距以及官员的腐败常常被作为重要的“证据”，但是被这些国外经济学家一直忽略的逻辑是，这些证据恰都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没有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这些“可怕的”问题，而恰好是增长又在不断地“解决”着这些问题，包括使问题变得不再如此重要。
问题是经济增长解决这些问题了吗？如果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是因为需要或者必然产生这些问题，那么这种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吗、经济增长会不会导致这些问题更加凸显、更加严重？
这里我们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国民收入，一个是政府的负债。
比如国民收入的问题。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政府财政突飞猛进，而国民收入却增长缓慢，典型的国富民穷。2009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披露， 中国的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 2007年该比例提升至8.1%，增长近1倍。
我们从周黎安先生的《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一书可以看出，现行的官员考核体制很难让地方政府的官员有动力去从事保障民生、提高群众收入的工作。
当前的“国进民退”使民营企业遭受一定的冲击，相对减少了就业机会和民营企业的收入。而民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近八成，国进民退会导致收入的重新分配，使收入的增长缓慢。当然，我作为国有企业的一名员工，收入也没有伴随企业的发展而增加，这又涉及到国有企业经营目标的问题。
这里我要说一下：国有企业代表的不一定是效率地下、任人唯亲、权钱交易，也可以是高效率、高利润。
影响国民收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经营城市、大力发展房地产业。而这种发展是一种行政行为而非市场行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政治手段严重压低了土地资产的收购价格，再以市场价转让给开发商。这种套利行为虽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丰厚的预算外收入，但是并没有帮助或者相应的收入或者市场化的收入。这个问题在部分相对不发达地区，特别明显。
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对基础设施大力投资，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沉重的债务。专家预计，到201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至12.5万亿元左右，尽管数额巨大，但地方政府普遍认为中央政府会出手相助，现在或许已经有解决方案了，最近的新闻上说，今年年底有可能启动地方政府直接发债试点。这种借旧债还新债、拆东墙补西墙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有效，是不是饮鸩止渴？而不管是否可以持续，最终的结果基本上会是善良的人民群众买单。
上述的种种问题，实质上已经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央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比如完善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体系，将绿色GDP概念引入考核。
这样的考核指标提出本身就面临很大的问题，更不用说执行了。《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中提到的一个例子，2006年9月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然而该项研究三年后无限期推迟。主要是两个原因：两个合作单位在发布的内容和方式上有分歧，另外就是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
绿色GDP考核体系受阻后，中央又启动了针对节能减排的问责机制。这项政策的初衷是很好的，希望地方地方能够调整经济结构。该项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所消耗电能来考核的，造成的结果就是考核期限将至时，经济结构调整未见好转，地方政府却采用拉闸限电的方式减少用电负荷，而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不能正常生产，不得不采用费用昂贵的柴油发电机组发电。这样总体上未必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反而增加了能耗及污染。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得出现阶段经济转型难度很大，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阻力依然存在而且强大。
希望老师能解答的问题是：“国进民退”现象是否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国有经济所有制下经济发展下的必然？
1、国有企业未必是低效率、也可以引入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提高服务意识。经过90年代末期的国有企业改革，现在存留下来的国有企业都是有一定竞争力的，或者是天然垄断的企业。
2、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股权关系以及历史的渊源
国有企业的股权是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企业的最高管理者通常是政府任命和考核的。官员与国有企业的领导存在交流。江泽民、胡锦涛。现在也有，比如中石油的老总担任海南省省长。
3、国有企业的高税收
基于国有企业的性质，更倾向于多缴税。
4、政策倾向是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