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权质押公示及其效力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财产不再拘泥于有体物，股票等有价证券大量出现，并成为财产范畴中的新内容；股权及其他一些权利也开始成为质押的标的，登上了担保制度的舞台。《法国民法典》第529条规定：以请求偿还到期款项或动产目的之债权及诉权，金融商业或产业公司的股份及持份„„，均依法规定为动产。这是最早将公司的股份纳入动产范畴的法律规定，也是法国民法典将权利质权视为动产质权的一种形式。瑞士民法典也有将特定权利作为所有权客体而设质的法律规定。正如史尚宽所说，股权内容的财产性特征加上股权的可让与性，及股权并不适于设质权利的排除，使股权完全符合质权之标的。[1]
股权质权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同样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如果不能通过一定方式从外部查知股权设质、变动的情形，就会给第三人带来潜在的不测损害，也会给质权人造成权利实现的隐性风险，影响交易安全。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股权质押的公示问题。所谓股权质押公示是指以公开的、外在的、易于查知的适当形式展示股权质权的存在和变动情形，以保护质权人和第三人权益的担保物权制度。公司股东在将股权设质的情形下，如果股东的该意思表示不能为第三人所知悉，而这种行为的结果却要产生绝对效力和排他效力，这就涉及到以特定股权质权交易当事人为代表的主体利益和以不特定第三人为代表的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故此，法律就要确定股权质权应当以外界能够知悉的方式予以公开展示，以便第三人知悉股权的变动状态，使得股权存在和变动的状况清晰明了，以增加权利人和社会公众对权利交易的安全感，从而使股权质权的绝对效力和排他效力具有正当性。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示效力问题，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立法例。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以成立要件主义或称有效要件主义为主，即公示乃股权质权成立、发生对抗第三人效力的必备条件。[2]日本民法理论以对抗要件主义为主。日本民法规定，股权质权经当事人合意即发生效力，但唯经公示，才发生对抗第三人之效力，股份出质的公示，以股票交付的方式为之；以出资额出质的公示，则以在股东名簿上进行登记为之。[3]这些理论后来逐步成为了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理论。
实际上，股权质押公示效力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股权质权在什么情况下成立，即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效力的问题。股权质权是通过质押当事人合意即可成立，还是只有通过公示才能成立。这既是股权质押公示效力的模式问题，也是涉及股权质押合同成立和股权质权成立的关系问题。按照成立要件主义或有效要件主义的观点，不论股权质押当事人合意与否，只有公示才是质权成立的要件，同时也是对抗第三人的必要要件。公示是质权生效和对抗第三人的唯一的、必要的要件；按照对抗主义的观点，股权质押当事人合意即可使股权质权成立，公示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从我国物权法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在股权质押公示效力问题上采取的是折衷主义制度模式，即股权质押合同以当事人合意为生效要件，而股权质权则以公示为成立要件和对抗第三人的唯一要件。物权法的这一规定克服了担保法的混淆性法律规定，[4]恢复了质押制度的本来面目，使得法律规定具有了明确性和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就这一问题，要以物权法的规定作为依据，而不能继续以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作为依据。
第二，股权质权公示对什么人、具有什么约束力的问题。就该问题，通说一
般只是强调股权质权公示对于第三人的对抗效力。在这里，我们从如下三个相关的主体角度来分别阐述。
首先，股权质押公示对于质权人具有权利锁定效力。所谓权利锁定效力是指股权质权一旦设定就以特定的方式将该质权固定为质权人，非该质权人主体依法变更，他人不得变更。亦即，股权质押通过公示承认了质权人的质权，使之具有排他性，非质权人同意出质人不得以同一股权再设质权，也不得出卖、转让该股权。
其次，股权质押公示对于出质人具有刚性约束力。公司股东以其拥有的公司股权设质，股权出质后对出质人形成了较强的履行约束力。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时，质权人可能会将质押给他的股权依法处置，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样就对出质人形成了直接的股权变更的风险约束。这种约束力潜在地加大了对出质人自身的督促和约束，也加大了对债务人履行债务的督促和约束。因此，股权质押公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利保障机制。
最后，股权质押公示对于第三人具有对抗效力和权利保护效力。所谓对抗效力是指股权出质一经公示，即使未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上记载出质事项，当出质股东将股权转让于第三人时，质权人可以行使追及权；当将股权再次出质于第三人时，原质权具有优先的效力。这种效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对于第三人的权利保护效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善意保护效力，即指法律对第三人因信赖公示而从公示的物权人处善意取得物权的，予以强制保护，使其免受任何人追夺的效力。正如我国学者所说，在公示的物权人与真实的物权人不一致的情况下，信赖公示并与公示的物权人进行交易行为的人，法律承认其产生与真实的物权人进行交易的相同效果。[5]一方面，公示使得第三人可以明确查知股权状况，不至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权利受到限制或损害；另一方面，既使出现质权人对抗第三人的情况，善意第三人还可以通过其他途经追究就同一股权出质的出质人的违约等法律责任，来保障和实现自己的权利。
第三，股权质押公示在什么范围内有效，即什么样的股权出质需要公示的问题。我国《担保法》第78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3条规定，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有关股份转让的规定。以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以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从这样的规定来看，我国担保法没有明确哪些股权质押后需要公示，而且所用的“股权”、“股份”的表述也不统一。我国《物权法》第226条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从物权法的规定来看，股权质押公示主要是针对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非上市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出质的股权。可见，《物权法》的这一规定不但明确了股权质押公示的主体，也明确了出质股权公示效力的范围。[6]这样就彻底克服了担保法规定的混乱性和表述的不统一。
二、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来源机理
从如上的分析可知，所谓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是指有关股权质押公示在什么情
形下、对什么人、在什么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的问题。那么，这种公示效力的来源机理是什么？为什么股权质押公示能具有这样的效力呢？
首先，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源于法律信用机理。法律信用机理是指从法律角度为信用提供的一种制度形态。由于现代复杂多变社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不得不慎之又慎。在现代交易中，启动信用机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场交易陷入无序和不可知、不可信状态的危险。正因如此，物权制度中的公示原则和制度形态得以出现，亦即物权的变动必须以一种客观的可以认定的方式加以展示，从而获得他人、社会和法律认可的效力。股权质押就是基于这种信用机制。因为，股权是一种权利，具有抽象性，通过人们的感知是无法判准的，只有通过一种机制才能使得它成为一种为人们所认知、控制和利用的价值对象。基于这种信用，质权人可以确定权属，享有质权，而且可以确信法律保护这种权利；基于这种信用，出质人由于其股权状况被公布于众，使得社会对其行为可以进行公开监督，督促其树立商业信用，提高商业信誉度，此外，股权质押公示也对出质人产生履约的刚性约束力，制约和督促其履行约定，保证质权人利益；基于这种信用，第三人可以信赖质权人拥有的对抗自己的权利，而且，这种信赖是有法律保障的。
其次，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源于交易安全保障机理。股权质押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的安全，维护交易的安全。股权质押的设定，必然会给债务人产生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可以提高其履约的自觉性，并能够救济因债务人的不履行行为而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保证债权的实现。在一般的物权理论中，基于法律行为而引起的物权变动本来是利益相关当事人之私事，尽可以密而为之，亦合乎私法自治之精神，惟为一方面加强权利保护，实现物权之静态安全，另一方面更为交易安全计算，保护善意第三人之利益，实现债权之动态安全，法律始有公示之制度设计。正如我国学者所言：物权公示原则“一方面使物权变动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另一方面使善意第三人不至于因权利瑕疵而蒙受损失”。[7]当然，与一般权利质权的安全功能不同的是股权质押制度的安全功能具有特殊性。由于股权的价值会随着市场行情而波动，并会影响担保的效果，危及债权的安全，降低股权质押担保的效力。因此，在股权质权公示的情况下，法律赋予质权人以质权保全之权利，当股权价值大幅度下降时，质权人有权要求出质人提供进一步的担保，否则质权人有权将出质股权变卖并从中受偿。[8]
最后，股权质押公示效力源于交易便捷机理。在保证交易安全的前提下，能够实现交易的快捷是人们的普遍追求，也是市场的客观需要。
股权质押主要通过公示使债务人产生偿债的心理压力，客观上为债权人节约了监管成本，也为债务人降低担保成本，并进而为债权人节约为双方当事人节约清偿成本。对于质权人，要想成为出质股权的权利人，享有合法、有效的质权，惟有通过公示才能获得出质人的股权状况，也惟有及时公示，才能明确质权，有效保障质权人权利。对于出质人，通过质押股权尽快实现交易是其追求的质押担保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此目标，惟有将股权质押的情形尽快公布于众，让社会能够及时查知股权状况及出质情形，让质权人及时确信其已经享有质权，及时承担起担保责任。可见，为了实现交易的便捷，对于出质人就其股权出质提出了更高的公示要求。对于第三人，惟有公示才能及时查知出质股权状况，而不至于因不知情而出现被质权人提出抗辩的情形，从而导致自己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不利后果。
当然，交易便捷并不等于不要必要的程序。对于有限责任公示的股东以其股
权出质的，是否要由公司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同意？这个问题既涉及交易便捷的实现，又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程序的保障。对于这个问题，我国理论界的观点莫衷一是。在这里，笔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仍然需要适用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公司法有关非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涉及到股权转让中对于公司发起人等特殊主体进行限定的相关规定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毋庸多论。而就物权法出台以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是否仍然需要对其进行过半数股东同意的限制，我国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吴春岐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无需由公司股东过半数同意。[9]笔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也需要由公司股东过半数同意。首先，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合性，股东对外出质其股权存在着股权转让的潜在可能。如果对股东向公司以外的人可能转让股权情形不加以任何限制，将会潜在影响股东之间信任关系，不利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其次，虽然股权质押只是一种对债务的担保形式，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目的主要是为债务人或为第三人提供担保，而不是为了转让股权，换句话说，股权质押是一种风险预警和风险防范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也要将质押本身尚未确定的风险提前设定和防范，以保障股东的合法权利。再次，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质权人实现质权有三种方式—折价、拍卖、变卖可供选择。在采取这些方式出现股权转让时，要适用《公司法》第72条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如果涉及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则适用《公司法》第73条关于强制执行程序下的股权转让规则，其他股东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即使这样，在股权质押时其他过半数的股东作出了同意质押的决定也不会与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不会对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相反，对于质权人及第三人来说则增添了安全保障的系数，使得制度安全预设和制度风险防范预设更加严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