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启示
作者：董浩
指导教师：侯飞
在中国上下5000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过无数灿若星辰的历史人物。他们或是力挽危局而名扬天下，或是驰骋疆场使妇孺皆知。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所写：“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一部《明朝那些事》让我了解了大明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坚持“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朝代；这是一个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而国家依然运转的朝代；这是一个思想活跃，经济高度发展的朝代；这也是一个驱除鞑辱，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的朝代，而它却在十七世纪走向灭亡。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中国干支纪年甲申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身亡，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悲怆地降下了帷幕。4月，山海关外的满清辫子军接受明将吴三桂的邀请，入关与李自成的军队在山海关决战，随即将登基才一天的大顺皇帝李自成赶出北京城，满清6岁的顺治皇帝坐上了紫禁城的金銮龙椅，从此开始了历时268年的大清帝国。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年，是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一年，也是各种势力最后较量、江山易主、改朝换代的一年。历史是一面镜子，明朝灭亡既有政治经济的原因，也有军事气候变化的原因。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以史为鉴，对于当今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明朝灭亡，首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失败。而政治失败的主要原因，则是官员的腐败无能。明朝末年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朝廷官员们想的不是如何平定内乱，抗御外敌，而是贪得无厌的聚敛钱财，争权夺利。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们不关心国事，都在为怎样搜刮民脂民膏，为自己敛财和升官发财而“努力”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就到了灭亡的边缘。明朝党争始于嘉靖朝张璁担任首辅时期，万历时期愈演愈烈，到崇祯时文官集团已经完全把持朝政，朱由检无力回天了，以致发出“满朝大臣皆可杀”的悲叹。明末以东林党为首的官员集团，表面上标榜仁义道德，暗地里却与商人勾结，大肆敛财。而这些影响，最终落在了百姓头上，被一次又一次的压榨，直到奋起反抗。
万历时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出现，手工业发达，经济蓬勃发展，隆庆开关后，海上贸易逐渐繁荣，大量白银涌入中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但是明朝税收主要来自于农业税，工商业和海关税收只占到总税收的15%左右。这个原因和党争又有紧密联系。自万历到崇祯年间，除阉党外所有文官集团都和商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万历三大征耗空国库，权奸魏忠贤加重商业税就使得国库迅速增收。而当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消灭阉党后就立即减轻了商业税，明朝政府财政收入迅速降低，无力支付赈灾、边境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支出。崇祯帝曾经向北京各级官员号哭借钱只借到20万两白银，李自成进京后强迫官员交出财产却收到3000万两之巨。
文官集团代表的是江南庞大的商人集团的利益，他们强调农业是国家之本，重农抑商，反对征商税，背地里却与商人联合起来，攫取无数的利益。当满清入关后，东林党人却抛弃了自己口中的仁义道德，迫不及待的投降，卑躬屈膝，讨好新主子，让世人见到了他们的丑恶嘴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洪承畴，兵败被俘后投降，以至于人用“史鉴流传真可法，洪恩未报反成仇。”来讽刺他。
腐败是一个国家政治上的毒瘤，危害着国家的内政；而军队则是国家的拳头，抵御着国家的外敌。明朝末年，军队战斗力低下。有着200万军队的大国，却败给了仅有十几万军队的女真族，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明朝军队纪律涣散，严重害民扰民。朝廷发不出军饷，剿贼剿寇的官兵便到处害民扰民。明朝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奉命驻守郧阳，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兵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官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官军抢劫百姓，主要是官府严重拖欠军饷。1644年初，军饷欠缴已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实际上已经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饷，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5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东西吃。明朝大臣马世奇在向崇祯皇帝解释老百姓起义的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苦兵”，是因为官军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当时，朝廷用官军剿“寇”，而百姓望“寇”剿官军，可见民心所向。
这样的军队早已军心涣散，不能打仗。据明朝人写的《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时，明朝守北京大营的军队是40万人，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40多万人的军队打仗，死于战场的只有二人，可见人心军心早已不想打了，明朝的气数已尽。
军队战斗力低下，一方面是因为明朝军户制度使得士兵良莠不齐；另一方面是军队中的将领们贪污军饷，甚至虚报兵额，冒领军饷；更严重的是将领们不思进取，只知道贪图享乐，与朝廷中官员勾结，欺上瞒下，倒卖军械，与女真人眉来眼去，置国家利益不顾。当战争来临时，国家却无可战之兵，无敢战之将。无能的将领充斥在军队中，而有能力的将领却被庸官和庸将所害，不能力挽狂澜，改变大明的命运。
明朝的运气不错，明末出了三个功勋卓著的名将，熊廷弼，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万历三十二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这三人都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可惜熊廷弼、袁崇焕先后被杀，孙承宗被罢斥。熊廷弼在萨尔浒大战之后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指挥辽东军事。广宁失守，明朝政府追究责任，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诈勒索，被拒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将熊廷弼斩首。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因为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上任后，采纳袁崇焕的意见，主守宁远。经过数年艰辛努力，布臵成了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清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而魏忠贤却嫉恨他，使孙承宗去职。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以后，孙承宗再次被任命为辽东经略，后崇祯四年，大凌河失守，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崇祯十一年，清兵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挡住了清军的凶猛进攻。“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城，满朝震动，欣喜若狂，袁崇焕一战成名，从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而崇祯却中皇太极反间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崇祯三年，1630年）。有人说，袁崇焕被杀，不仅是袁崇焕本人的悲剧，也是崇祯皇帝的悲剧，更是大明王朝的悲剧。“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官员与军队的腐败毁掉了明朝的内政，战力低下的军队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两个方面的问题使得一个王朝走向没落。一部明朝的灭亡史，饱含着多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正应了李商隐诗中的那句话“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史错误是犯不得的，尤其是在各种社会矛盾复杂交错的时候，更当慎之又慎。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国内外各种势力错综复杂，不同的反动势力不愿意看到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从而影响他们的利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周边国家在领土问题上与中国纠缠，针对中国崛起发出一次又一次的中国威胁论；国内有一小部分人，自诩为所谓的公知精英对国家一些问题冷嘲热讽，对革命先烈极尽侮辱，试图影响舆论，误导群众。就像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毕福剑侮辱毛主席，加多宝侮辱邱少云烈士一样，各种跳梁小丑哗众取宠，其险恶用心显而易见。
庆幸的是，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坚持从严治党治军，强力反腐，一大批“老虎”、“苍蝇”落马，让人民看到了国家反腐的决心，提高了对国家的信心。从明朝灭亡的历史中，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强国必先反腐，反对腐败，吏治清明，就能修炼好内功，强大自身；强国一定强军，建设一支攻坚克敌，敢于战斗的军队就像练好外功，保卫着国家的安定。反腐强军，内外兼顾，我们国家一定会走向复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在反思中前进，在前进中成长，对国家如此，对人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