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是怎么看待败退台湾的
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
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
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
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
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
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
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
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
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绕来绕去，“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并不能真正回答他们父子提出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而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局部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失败，也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失败，而是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只有冷静地对待历史，冷静地对待现实，并以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经验教训，明白致败之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