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 题目：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历层次：专升本 学号：209212082 姓名：张华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当今，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人们对以传统文化激烈批判者的形象即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联系有了新的研究和发现，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学术传统以及审美传统等三个重要关系方面，并且形成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对这一研究作了详细的叙述，为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鲁迅； 中国传统文化； 关系； 研究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文知识之大成，更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推动者[1]。如何科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合各种最新先进理论与哲学思想，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发展之路，提升中国人民大众的新型生命力与斗争力，顺利实现旧思想到新思想的转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鲁迅根据中国当代现实社会的恶现象，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精髓，精心撰写了大量批判旧社会给劳苦大众带来的身心摧残的文章，惊醒当时一大批民众，使这些人经历一次思想的涅槃，由奴役王国到自由王国，从封建走向开放，敢于同封建主义斗争的新生力量。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当是指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这一双重关系，前者人们非常关注并成为对鲁迅研究的重点，而对后者的认识与关注则有一个发展过程[2]。20世纪后期，随着传统文化意义的不断发现，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在80～90年代期间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因此，对这20年间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可以为研究鲁迅大下坚实的基础。
一
80～90年代的研究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第一阶段(1976-1989)：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第二阶段（1990-2000）：鲁迅与传统文化核心与深层关系，同时，这一研究也开始出现停滞。这两个阶段的研究虽然前后不同，但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就研究环境而言，随着“*”的结束和思想的解放，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直接影响在不断减小，学术研究不断突破“左”的束缚回归自身，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研究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海外各种思潮的不断涌入，尤其是美国的鲁迅研究也相继传入并从
1 方法论上对国内鲁迅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始了跨文化的交流与研究，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断调整，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对推动这一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就研究主体而言，这两个阶段的研究主体呈现新老交替状态，两代学人之间的知识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构成直接影响。老一辈学者从“*”的噩梦中走出，他们的热情再度表现出来，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阶段并明显表现出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优越性，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经典与学术方法的熟悉为后来年轻学者们所不及。但随着他们年龄的不断增高，第一阶段过去之后，许多老一辈学者相继停止他们的耕耘，从而使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新时期以来，轻一代学者不断成长起来，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自身的特点。由于思想的不断解放，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传入，以及知识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加宽，使他们的理论素养，表现出不同于前辈的理论思维的敏锐；同时，他们有前辈学者长久的学术研究成果积累，使得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就能够在前辈的基础上走向深入；再就是，由于历史距离的不断拉开，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会更加冷静，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会更加深入。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年轻一代学者明显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隔膜，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不足；同时，因为时代的变化，更谈不上对传统文化氛围有所感受，从而与老一辈学者相比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仅仅从某种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出发来研究传统文化，与从对传统文化自身的感受与理解出发来研究传统当然存在巨大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局限，不仅有传统文化背景的失落，而且有思维方式的不同。这是年轻一代学者面对传统文化时所最感困难的原因所在，也是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很快走向停滞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第三，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明显特征：一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不断走向自觉。这表现在学术研究从政治阴影中不断走出，向鲁迅与传统文化自身回归，人们明确认识到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问题是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课题。1987年6月16日郭志刚在《光明日报》发表《鲁迅与传统文化》一文，从理论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文章非常明确地肯定鲁迅在批判、反抗传统文化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部分的研究与借鉴”。这是直接从文化角度提出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的重要文章，标志着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走出此前的自发状态而走向自觉。二
2 是出现了大规模集中的研究。由于这一研究不断走向自觉，从而出现了多次大规模集中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的活动。1981年与199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前后，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深入探讨，将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尤其是1991年以“鲁迅与孔子”为主题集中讨论鲁迅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有史以来最为集中、意义最为重要的一次。三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整体的研究。这就是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与非主流文化、官方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四是研究成果丰硕，出现了大量的论文与专著。
二
具体研究而言,第一阶段的研究具有这样几个重要内容：
首先是海外鲁迅研究的传入。1977年，也就是思想解放刚刚开始的时候，美籍学者李欧梵出版《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运用“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概念来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鲁迅的‘反传统’的倾向与他对通俗故事、寓言、民间宗教仪式、神话社戏等‘小传统’的爱好密切相关”[3]。1979年，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 一书中说，“在面对传统文化时，鲁迅既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又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伦理道德中发现有些因素还有意义，两者都是出于理智和道德的考虑，而不是有一方面是出于感情或是其它方面的考虑。只可惜他对中国传统因素的那些积极看法尚未能引导他找到把中国的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反而使他陷入困扰之中，面对自己深深信仰的‘全面反传统主义’产生了负疚感。”[3]这是说鲁迅在未能找到传统文化出路的时候对自己的反传统思想有所保留，认为自己反传统的行为是一种历史过失，从而产生自责的情感反应。这实际上是没有分清“反传统”与“反封建”的关系，后者是传统文化中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对于此，鲁迅始终反对，看不出有什么“负疚感”。1985年前后，李欧梵在《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4]一文中，全面论述鲁迅的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其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
海外研究所传入的一些概念在从思维方式上对国内鲁迅研究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使国内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常常出现定势现象，其重要表现就是对他们所运用的概念。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反思就直接沿用，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常常在这些概念的规定下重复甚至是注解而不是突破。如“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概念[5](P123-139)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中的
3 运用就存在着局限性。人们往往认为鲁迅对传统文化中的“大传统”即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核心排斥而对“小传统”即主要是民间文化亲近，这恰恰是误解了鲁迅也误解了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的根本作用与影响。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其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所谓非主流文化的“小传统”固然有自己的独立创造，往往是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之下并且常常是作为主流文化价值的表现者而存在，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不同表现形式，很难说谁“大”谁“小”。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对传统文化中作为主流的“大传统”更为重视，更为注意继承，对非主流文化的“小传统”的继承是在主流文化价值的影响下展开的，因为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它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只有与价值观、思维方式发生关系才是与文化之间产生真正的关系。对于鲁迅而言，无论是显性批判还是隐性继承，其主要问题都是在主流文化之中展开。因此，对这些概念我们应当有足够的理性分析，在它们面前要有所“矜持”。其次，国内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典常常是文史哲不分家，即文化主体关于自然与人自身及其关系的理性认识与审美想象，以及对理性与审美发展历程的记载常常聚集在一起，习惯于对文化作整体表现，具有综合性，因而对经典的研究常常是对文化的整体而不是某一单方面的认识，同样具有综合性。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出现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作家和诗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孙昌熙在《吉林师大学报》 1979年第2 期发表的《鲁迅与》，夏传才在《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3 期发表的《鲁迅论》，蒋祖怡、韩泉欣在《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上发表的《略谈鲁迅对刘勰的批判继承》等文章，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鲁迅与陶渊明、李贺、钱起等诗人，与《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经典之间的关系也有人研究。1989 年，郑欣淼在《人文杂志》第3期发表《鲁迅与野史》一文，对何谓野史、野史的产生与发展、野史的内容以及鲁迅注重野史特别是重视宋明野史的原因作了全面的论述。
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典所具有的文化综合意义与价值，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能够揭示他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核心与关键环节，从而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古籍整理作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阶段有了
4 更深入的研究，不仅范围继续拓展，对鲁迅整理传统文化经典的问题尤为注意。1981年，林辰在《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略谈鲁迅辑录的几种古籍》一文，在指出鲁迅整理古籍重要性的同时，将鲁迅辑录的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谢沉《后汉书》、虞预《晋书》等的辑录情况、内容、价值等作了全面介绍和评价。1985年，孙昌熙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上撰文，对鲁迅整理与研究古籍的方法、如何处理考据、思想和研究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1986年，王士让在同一刊物第4期上撰写《鲁迅古籍整理研究概述》一文，对鲁迅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历史作了全面介绍和较为深入的研究，是研究鲁迅古籍整理的重要文章。
这一阶段海外关于鲁迅古籍整理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靖宇的《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鲁迅》一文[6]( P649-663)，对鲁迅整理古籍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评价，着重讨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古代小说整理与小说史撰写中的开创之功及其对后来的重要影响。
再就是，在经典研究的同时，宏观与综合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围绕鲁迅是批判还是继承的问题一直有不同看法。1982年，敏泽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鲁迅对待民族文学传统的态度》一文，全面论述了这一问题，肯定鲁迅在对封建文化传统批判的同时，对民族文化、文学优秀传统有坚定的继承和发扬。这是对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所作的一次总结性论述。
鲁迅与审美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周作人、苏雪林等人曾有研究但未能深入。1982年，许怀中出版《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一书，对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从整理考据到审美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1985年王敬文在《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发表的《鲁迅的小说与我国古典小说》，对鲁迅与古典小说之间的本质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对此前鲁迅与小说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些犹豫的看法作了肯定，认为“鲁迅的小说，虽然广泛吸取了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文学及欧洲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营养，但它的根基却深深扎在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土壤中。在题材、人物、艺术表现上，它同我国古典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他具体论述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对鲁迅的影响，对鲁迅小说艺术与传统之间存在的联系作了毫不含糊的肯定，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很有启发。
1986年，金宏达出版了《鲁迅文化思想探索》一书，对鲁迅与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研究。作者特别在“代结语”中从文化接受的角度，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说:“鲁迅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使他与本
5 国文化传统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对他以后的思想与事业具有相当长远的影响。”他具体分析了传统中“正统”和“非正统”文化对鲁迅的影响，认为鲁迅处理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成熟的，即使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前期他固然发出一些‘偏激的声音’，但并不能说对传统作简单的全盘否定。他在理论上针对的是封建主义传统，而实践上则对传统是有抛弃，有择取的”。金宏达在这里实际上是从发生学和接受史的角度来探讨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很有价值，直启下一阶段的研究。
从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继承关系研究到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宏观把握，表明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研究探讨向更高阶段发展，它预示着这一研究整体突破时期的到来，这一突破在第二阶段明显表现出来。
三
第二阶段的研究表现出明显不同于第一研究阶段的特点: 首先，这一阶段研究者更为关注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思想源头与核心的接受，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并出现了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对认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这一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为这一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林非于1990年出版“迅和中国文化”一书，从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角度出发立论，全面、系统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鲁迅所受主流文化思想的影响以及鲁迅对主流文化思想的反思与批判。林非的研究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之间关系最为集中的探讨。
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991年鲁迅诞辰110周年时，在曲阜召开的“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这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中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儒家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在以往的研究中对鲁迅与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及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正视，因此，“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的首要意义在于它突破这一长久存在并阻碍人们探讨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思维定势，明确指出这一关系的存在，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被认为是反儒家思想的鲁迅与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从而表明对鲁迅复杂思想认识的全面自觉、深化与突破，也标志着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真正走向深入。只有当鲁迅与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的关系理清之后，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得到合理
6 的解释。
对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是对鲁迅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认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表明鲁迅与自己的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则表明传统自身的生命力。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那些看似有些矛盾的地方实则是个体与传统之间必然具有的关系，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自身意义的丰富性以及个体面对传统时选择的多重性。
这次研讨会围绕鲁迅对孔子评价的本质、内容及意义，孔子及儒家思想对鲁迅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从建设新文化的角度论述“鲁迅与孔子”这一命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会者普遍认为鲁迅对孔子儒学中代表民族文化心理的优点有直接的肯定，并受积极方面的影响，如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精神等”。这是对此前关于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认识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是对鲁迅与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所形成的“鲁迅形象”的极大改变，这一认识的出现才使得对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接近鲁迅自身。
其次，对于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调整，重要标志就是人们已经开始注意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个体的接受状态来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就是注意运用文化传播学与文化接受学的方法，开始努力消除此前形成的鲁迅是反封建、反传统“斗士”这一思维定势，重在探讨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已有研究推动的结果，也是这一研究走向深入的极为重要的表现，它表明人们在通过不同途径为不断接近对象的本质而努力。
1990年《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沈光明、陈方竞两人撰写的《在断裂的深层—论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较为深入地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及具体表现。文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从家族史和儒家文化地域传播的角度探求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鲁迅“在开始自己的人生里程时，儒家文化因子已经深深地铸入他的深层心理结构了”。该文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深层即隐性关系的研究具有开启意义。
1991年，高远东在《鲁迅研究月刊》第
10、11期发表《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之一》一文，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发现，“在《故事新编》中隐含着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除了《补天》„„《奔月》„„其余小说则都与对所谓周季三大显学儒、墨、道的思想和价值的处理有关，鲁迅对它们
7 既有拒绝又有所承担。„„差不多可以说，《故事新编》小说人物与史籍原型的符合程度与鲁迅对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承担度大致是成正比例的。”1995年王骏骥出版的《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和1999年高远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 期发表的《论鲁迅与墨子的思想联系》等论著，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墨之间的本质关系作了深层研究。这些研究从鲁迅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关系的整体出发，探讨鲁迅对主流文化的继承，也就是探讨鲁迅所受传统主流文化的影响。1999年底，冯光廉在《鲁迅研究月刊》第11期发表《“鲁迅全面彻底反传统”论质疑》一文，对鲁迅与传统主流文化之间关系问题进行辨析。应该说，关于“鲁迅全面彻底反传统”这一问题至此已不再是问题，但临近世纪末的这一研究不仅仅是鲁迅与传统文化问题的讨论,而是隐含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
20世纪的最后一年，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的文章屈指可数， 且主要集中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和学术传统关系问题的研究上。鲁迅与思想传统继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郑家建的《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7]，尹康庄的《鲁迅与魏晋》[8]，刘彦顺的《论鲁
[9]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袁盛勇的《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上、下)[10]等，然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关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展开讨论。鲁迅与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则主要集中在鲁迅古籍整理尤其是小说古籍整理问题上，如周楞伽遗著、周允中整理的《试读鲁迅整理的及其不足》[11]一文认为，“鲁迅对所辑录的古小说只是做了初步的整理工作，还来不及精细校勘„„所辑录的几种整本的古小说„„其中讹误未订正，空格未补缺的地方实在不少。”王国良的《鲁迅辑录整理中国古典小说之成绩》[12]，对鲁迅整理的中国古典小说如《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谈薮》等的具体情况、后人的评价等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重在“彰显鲁迅在校辑整治我国古典小说资料的功绩”。张杰的《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13]全面论述鲁迅与刘师培之间关系的发生及《中国中古文学史》对鲁迅的影响。鲁迅与审美传统之间关系的研究此时鲜有人问津,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问题的研究走向停滞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与视野空前活跃、开阔，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使人们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认识不断向前推进，从而使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所形成的“鲁迅形象”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是面对传统文化时，鲁迅在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受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远比我
8 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广泛得多而不仅仅是批判这一单纯的关系，在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并使其成为反思与批判对象的同时，与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亲和关系，这一关系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贯穿他的整个人生历程。这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研究对认识鲁迅心灵世界的重要贡献，从而在改变我们此前所形成的鲁迅面对传统文化时的那种单一的批判者形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不仅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五四之后消失，相反，它的核心价值与思维方式依然在对现代社会构成影响，只有深深地意识到这些影响才能对其中的负面因素进行有效的回避与革除，从而才能真正理解鲁迅批判传统文化的深刻意义，使人们真正从传统中走出，走向现代。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2]李城希.鲁迅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综述[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7.3(30):88-98.[3]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李欧梵.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A].乐黛云.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乐黛云,陈珏.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96.[7]郑家建.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J].文艺理论研究,2000(1).[8]尹康庄.鲁迅与魏晋[J].鲁迅研究月刊,2000(2).[9]刘彦顺.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淮北煤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2) .[10]袁盛勇.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J].鲁迅研究月刊,2000(10).[11]周楞伽遗著,周允中整理.试读鲁迅整理的《古小说钩沉》及其不足[J].鲁迅研究月刊,2000(6).[12]王国良.鲁迅辑录整理中国古典小说之成绩[J].鲁迅研究月刊,2000(10).[13张杰.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J].鲁迅研究月刊,2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