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方传统文化与管理学
【内容摘要】以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线索，探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契合之处。
【关键词】现代管理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
管理，从本质上讲，意味着用智慧代替鲁莽，用知识代替习惯与传统，用合作代替强制。
——彼得.德鲁克
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中高效率的完成既定目标——哈罗德.孔茨
管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通过科学运用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以有效的实现目标的活动和过程。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目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的设计和运作，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以及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这些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管理学》刑以群著 第9页）现代管理理论以人为中心，因而对于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我们也应注重对人类传统文化的研究，将其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而人文精神是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类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德鲁克把管理和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他说：“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和信念的传统中，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当是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是不无价值观的科学。”
当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因而想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立足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审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探究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从而找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一）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在西方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的许多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五大支柱：1·阴阳五行说2·天人合一的自然观3·中庸，和的思想4·修身克己5·进鬼神而远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现在就让我以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线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理论的契合之处，进行分析和探讨:
(1) 战略管理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
1·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目标开始。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儒，墨，法，道，兵„而我国先秦的诸子思想中就包含了许多用于研究企业
战略性决策的分析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精髓。儒家主张“修身克己安人”从而实现“和，大同”这其中，修己和安人就体现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统
一。对于个人而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人目标是一个人之所以愿意在一个组织中的根本原因；对于企业而言就是在注重企业目标完成的同时，注意营造和协调企业，个人，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将组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从而促成企业管理战略目标的实现。
2·注重环境因素对管理的影响
一个组织的绩效，不仅取决于管理者的努力，而且会受到存在于组织内部外部各种条件因素的影响。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之研究比较》）
3·现代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的“分，合”学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设计决策沟通，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
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当然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
4·中国传统激励方法与企业领导理论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1)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 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
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西方的激励理论也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葫萝卜加大棒” 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和处罚违纪者
第二阶段 满足“社会人”的需求 满足人在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寻找人的自我实现” 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第四阶段 多种激励方法并用 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取适宜的激励方法。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5·控制与“礼治”、“无为”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
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因而，在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个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更需要的是在学习本专业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认真学习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与管理知识相结合，从而更好的运用于专业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