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不能守护财富
不久前，在杭州参加一个由经济学家、企业家及众多财经媒体发起的财富论坛，席间论及中国如何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致力于国民财富创造和积累，现在发展航空母舰和大飞机是“穷兵黩武”，并以前苏联的垮台相佐证。奇谈怪论，让笔者甚感诧异。
毫无疑问，财富的创造与积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财富，并以中国人特有的财富观和消费观储蓄了大量的财富。近几年来，在一种高潮迭起的资本鼓吹与财富演进中，诸多的企业和民众以一种赴“盛宴”的状态拟分享世界性财富。然而，“盛宴”还未散场，却以猝不及防的“停电”状态留下一片残局。当我们恍然大悟后，才发现人家的“收割机”已经轰隆隆而过。剩下的是什么？巨额外汇被套死在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自己的股市又套死了数万亿的居民储蓄，房市绑架了地方政府、银行、和高位买进的业主，30年来凭借辛劳和勤奋聚集出年收入6—30万元、可赖以促进中国民主进步的中产阶层雏形，也因为这场财富洗劫而遭到了瓦解式的沉重打击。
尽管已是伤痕斑斑，我们仍要庆幸暂时尚未伤筋动骨，因为我们毕竟只是遭遇了一场金光闪闪的货币战争，而不是伊拉克人那样血光闪闪的直接掠夺。但是，这两场不同样式的战争，让我们必须认真反思、深刻反省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守护我们已经创造的和将要创造的财富？如果一般民众思考的是个人财产的安全，政府和学界要考虑则是整个国民经济层面的财富安全问题，以及财富连带领域的民众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问题。
当然，财富自身循环系统内的思考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必须的，比如经济金融安全领域的反思。但在中国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面前，一个学科的理论和单个领域的思考很多是过于褊狭的，甚至是“自说自话”式的论证。面对国外所谓的“反倾销”、“大国联手迫使人民币升值”、“诱使中国为美国经济危机买单”、大国南海“测量”与众小国对中国岛屿的“哄抢”„„我们把诸如此类的微观事件放到“如何守护我们的财富”的宏观考虑下，也许就能看到经济领域之外更宏阔的天地。在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中，有没有更深的战略玄机？为什么别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当事国货币会一文不值，而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美元却坚挺——甚至在美国全力开动印钞机的时候依然如此？这种反经济规律的现象有没有除经济范畴之外思考的意义？为什么美国一边说着要和中国“同舟共济”，一边却在中国南海找中国麻烦？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在中国周边进行战略推进的目的，有没有胁迫中国救市和驱赶国际资本的用意？战略永远是最隐秘的领域，笔者不可能拿到直接的证据，但由惨痛的事实和许多反常引发的追问，至少让笔者相信，仅凭财富不仅不足以守护财富，反会引来强梁者的垂涎。就像牛羊仅靠催肥自己身上的肉膘，并不足以威慑虎狼反而更容易招来杀身之祸一样。回望并不久远的中国近代史，这一点看得就更清楚。
1840年，清朝以当时占世界GDP近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被4000人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攻破虎门，炸开了其榨取中国财富之门；而当时英国只占世界GDP的二十分之一。1895年，大清帝国的GDP比日本高9倍，但仍然落败于甲午战争而付出四亿五千多万两的“赔金”。伊藤博文嘲笑中国：“外无将，内无相，不得已，玉帛将相”，而与之会见的李鸿章则以清皇朝的“大度”与国家级的阿Q精神自嘲道：“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190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八里桥，仅以个位数的伤亡，就以大炮、排枪屠杀了5000清军骑兵，又开始了大规模的财富掠夺„„正如圆明园被一把大火化为灰烬所象征的，短短几十年间中国从世界巨富，而沦落为世界赤贫。期间中国曾有几次回光返照，一是洋务运动，让官员们的口袋迅速鼓了起来，也让普通民众尝到了一次分享财富大排档的滋味。但非常奇怪的是，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并没有成为国家复兴的基础和起点，反而使整个国家和民族更加迅速地腐败、堕落下去，以至于改朝换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赞奋斗不息》中，这样警戒美国国民：“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沈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二战爆发前的中国，曾有一个时期被称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在斯大林眼里，“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而没有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国家独立，国家就会变成外敌用武的对象。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一是外部列强敲骨吸髓式的掠夺，而另一个方面，又有着国家规划者的短见和国民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因素。
如果说财富能够守护财富，现实世界就不会有科威特被萨达姆吞并，也不会有伊拉克被美国生吞活剥。如果说财富能够守护财富，那么我们面对现实的冲突也可以高枕无忧。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上亿中国人开始依赖外贸业过日子，中国正在从内陆型经济转向外向型经济，中国的能源通过海洋通道大量进口。然而，我们的“海上生命线”却十分脆弱，赤祼得几乎没有保障。也正因为这样，马六甲与索马里海盗几枝步枪就敢抢中国的商船；中国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谐策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沿海争端，却因“搁置”有余而“开发不足”被他国利用，换得他国的率先“抢占”和“巧夺”。我们付出了资源和巨大的政治善意，但并没有换得和平安宁。我们都在中国这条船上，我们中国人才是真正的“同舟共济”。对此现实，有多少中国人可以无动于衷呢？
亚当·斯密认为，财富由生活的“必须品”、“消费品”、“奢移品”组成。当一个人去追求生活的“必须品”时，他往往是勇敢的；当一个人去追求生活的“消费品”时，他往往是温和的；而当一个人去追求“奢移品”时，他往往是软弱的。一个人“奢移品”越多就越愿意用剩余财富而不是以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守卫其财富。可见，财富的被动性与敛聚性决定了财富占有程度与财富守护力度的反比性。马克斯·韦伯也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指出过：当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时，会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最近有份资料说，中国拥有千万资产以上的人已有32万人。以此反思此次杭州财富论坛上某些财富高端阶层的观点，就不难发现，由于中国财富的两极分化，而拥有巨额财富的又往往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而成为“精英”，滋生于其身上的软弱、颓废等精神细胞，通过其示范效应，遂成为整个社会的腐蚀剂，这也就是今天中国社会极度缺乏尚武精神的根本原因。这种软骨病扩散到其他层面，就有了种种看怪不怪的怪现象。社会学家黄纪苏在当下比较流行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中尖刻地抨击道——“精英阶层的抱负应当比老百姓的大，应能把老百姓的个人小抱负组织起来汇聚成一个民族奔向宏伟未来的大抱负„„但你看那些经济精英，除了名车就是豪宅，有点钱就泡脚泡妞泡赌场，政治精英在升官图上马走日象飞田，成天测量上级领导黑白眼珠的比例；知识精英左手抱官右手搂钱，嘴里喋喋不休，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并不是精英，这应该是我们思考一切中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社会的精英们在大量资本财富的鼓吹中，在大规模财富可以守护财富的幻想中，也许忘了，中国大部分民众是以卑微的劳动赚取着微薄的财富，甚至是以生命和健康的代价积累着微薄的财富；中国大部分企业也是靠其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不断地积累起财富，中国并没有到整体国民都追求“奢移品”的时代，甚至永远也不会有这一天，原因在于当我们孜孜以求地追求财富的时候，外部不知道有多少阴谋的眼睛在盯着我们手中微薄的所有„„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警钟告诉我们，要想创造和拥有财富，先要有守护财富的意识，守护国民的财富和守护家园一样重要。“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们不能漠视这种卑微而可耻的生存哲学，在日趋扩大的集体精神荒漠里蔓延、疯长。
去年，中国宣布将制造大飞机，今年，有关部门又表示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空母舰。笔者理解，与其在“战争”意义上理解这一行动，不如在“守护”和“威慑”意义上理解这一宣示。中国要和平发展，就必须为护航、护油、护商建立自己强大的海上力量以保障我们的财富和经济的正常发展。航空母舰同样有着非传统安全的维护功能，有着应对非战争威胁的需要。而随着海上保护力量的加强，我们以陆权为界的传统“天下观”将转变为以海权与空权为标志的现代“天下观”；“黄色国防观”将转变为以海洋、天空和太空为背景的“蓝色国防观”；传统的以“帝王度量”式的“财富赔偿观”将转变为“外有将、内有相”式的“财富保卫观”，这都是历史、现实和未来作出的呼唤。中国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载人航天，世人看到的是中国和平责任和地位的增强，同理，中国拥有航空母舰、大飞机和其他装备，也与穷兵黩武没有任何直接关联。中国只是在向世界展示自己守护财富的决心和能力而已，而“守护财富”，其内涵不仅是守护中国的财富，也是守护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当然最终守护的是全球化大潮中人类文明的继续进步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