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将会娱乐至死吗
———波兹曼《娱乐至死》引读
■孙玮
一
《娱乐至死》一书的封面是现代人特别熟悉、甚为亲切的生活场景：一家四口人，父母和男女两个孩子坐在电视机前。异于日常情形的是，这些人只有身躯，没有脑袋。它的寓意很明显，电视使人类丧失了精神和思想。
这就是尼尔·波兹曼的预言，他描绘了一幅相当骇人的人类前景图。
波兹曼似乎期望人们把他作为预言者。他在此书的前言中提到了两个预言家，一个是以《一九八四》出名的奥威尔，另一个是写了《美丽新世界》的赫胥黎。波兹曼这样描述奥威尔的失败：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奥威尔预言的1984是人类全面陷入独裁统治的恐怖之年。波兹曼提醒说，人们在庆幸奥威尔预言失败时忘记了赫胥黎的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另一个预言：那就是人类将沉湎于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比如电视———直至死亡。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如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波兹曼总结说，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波兹曼在这本书中发出的预言是，将要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
二
你如果根据上述文字就下了判断：波兹曼在这本书中只是延续了商业文化批判的老生常谈，那就大错特错了。波兹曼为了撇清他和那些对电视垃圾“司空见惯的抱怨”的关系，特别声明自己对所谓电视“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任何人，他甚至说，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种“垃圾”。他也不否认电视以情感力量鼓励人们反对战争和偏见的巨大作用。但他还是要批判电视，尽管印刷机制造了更多的垃圾。此时你可能会紧急转向，接着下了另一个判断：波兹曼在延续麦克卢汉。这次你对了一半。因为波兹曼确实是以麦克卢汉为起点，你甚至还能看到麦克卢汉的老师英尼斯的影子———尽管波兹曼未提及这个名字———但波兹曼上路之后就与他们分道扬镳了。波兹曼强调，他的重点在于媒介对于人类认识论的影响。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本质是
娱乐的）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波兹曼以这样决绝的观点开始他的预言：知识分子们不断地用批判手法促使电视成为重要文化的载体———想想我们生活中的精英们怎样努力地企图将电视从庸俗提升到崇高———危险就在这里出现了。因为在波兹曼看来，精英知识分子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但他们偏偏要它承载它负担不起的使命，以至于对人类的前途产生了巨大的威胁。波兹曼毫不避讳他和麦克卢汉的联系，为此他特意引用麦克卢汉的著名警句，“媒介即信息”。他对于麦克卢汉的延续是，认为媒介决定它所表达的文化的本质，因为技术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如果用英尼斯的话来说则是，媒介是有偏向的。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内容，甚至能最终控制文化。和印刷术相比，电视偏好娱乐，如果强行用电视表达诸如新闻、政治、宗教、教育等严肃主题，人类就会在娱乐中走向灭亡。
波兹曼提出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比较陌生的论点：形式决定内容。他为了应对他人对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的指责，又提及了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的一个名字———马克思。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难道不会消失吗？”波兹曼以这些话说明，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只是一种媒介技术，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波兹曼更想借助马克思说明，麦克卢汉被作为一个学术界的异类，完全是人类或者是知识分子的疏忽大意，历史上已经有许多类似马克思的思想家们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波兹曼要在这个被忽略的路径中接着走下去。
波兹曼的这种考虑不无理由，因为在形式与内容两分法的传统思维中，形式总是被内容决定的。形式的无足轻重不但表现在它必须依附内容而存在，而且还要根据内容随时调整自己，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内容。但波兹曼的担心也有些严重了，因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在当今的许多领域都被作为重要命题考察，除了马克思，波兹曼还可以找到许多大名鼎鼎的思想者来证实这一点。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开阔些，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之外的一些学者们走得更远，他们甚至取消了形式和内容的界限。历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海登·怀特有一部著名的论文集，名为《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怀特认为，叙事不只是历史再现的一种可用或不可用的话语形式，它还必然包含着意识形态。叙事不仅传达意义，也创造意义。叙事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我们无法对它们做出截然区分。“形式的内容”，多么意味深长的话语。另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是苏珊·桑塔格。她在成名之作《反对阐释》的题记中引用了两段文字，其一为：内容是对某物之一瞥，如刹那间之一遇。它微乎其微———微乎其微，内容。桑塔格以为现代艺术以众多的方式逃避对于内容的阐释，以消解形式和内容的边界。比如抽象绘画试图避免通常所谓的内容，因为没有内容，就无所谓阐释。波普艺术则以相反的方式达到了相同的结果：它使用如此明显、如此“本来就是这样”的内容，以至到头来也不可被阐释。电影中也存在某种需要加以把握的内容之外的东西，电影拥有一套形式词汇———即电影制作过程中有关摄影机的运动、剪辑和画面的构成那一套详尽、复杂并且大可商榷的技术。
因此说，在麦克卢汉的道路上，波兹曼并不孤单。在这个主题中我们还可以开具一长串的名单，比如波德利亚———他论证大众传媒以纯粹的形式力量占据了后现代社会的中心；甚至还可以扯上吉登斯———鉴于他关于大众传媒造成的时－空分离现象的精彩阐释。波兹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在新闻传播领域充分发挥了这个形式与内容的命题———主要是对电视的剖析和批判。
三
波兹曼认同关于电视以娱乐性导致美国公共话语解体的判断，但他对于这种现象的探究是独树一帜的。他的路径是，真理与表达的形式有关，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在波兹曼看来，真理的外衣是印刷术而不是电视。在人类试图给新闻、政治、宗教、教育这样严肃的、以传递真理和建构公共话语为主要目标的活动穿上电视这个花里胡哨的外衣时，危险就出现了，人类不可能以电视接近真理。波兹曼对于电视的批判是以对印刷术的分析开始的。他以大量令当代人感到吃惊甚至是震惊的历史事实，说明了美国民主社会早期的公共话语和印刷术不可分割的关联。比如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出版的《常识》，在两个月之内卖掉了10万册，以人口比例计算，这相当于在1985年卖掉800万册。你可能会说当代也有如此销量的书籍，比如那些《哈利·波特》之类上了排行榜的畅销书；你可能还会说当代图书业的发达导致品种多而单本书的发行量少。但是问题的重点不在这里，波兹曼想说的是，当时的阅读是与严肃性的公共话语的建构紧密相连的。殖民地时期的美洲没有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在各种人群中广泛传播，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更重要的是不同阶层的人群共同阅读像《常识》这样严肃主题的书籍。以至于1772年时的学者就有评论说，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者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而这才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表现出来的主要兴趣。
波兹曼充分认识到任何媒介技术都有两面性，印刷术也不例外。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变为可能，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但他认为归根结底印刷术利大于弊。现代人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大多来自于印刷文字。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总而言之，波兹曼认为印刷术是真理最合适的外衣，因为它可能以思维的理性化逻辑性、主题的严肃性以及意义的丰富性建构有价值的公共话语。
电视则被波兹曼认为是与公共话语所要求的理性、严肃和丰富背道而驰的。波兹曼并不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但他以为就本质而言，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借助电视，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画面，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电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主要表达，因此娱乐借助电视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娱乐定义了人类所有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在这里，波兹曼显示了与以往电视批判话语不同的取向，他认为皮亚杰们的理论———比如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虽然是正确的，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揭示电视对于当代社会以及人类未来的威胁。
四
波兹曼从新闻、政治、宗教、教育四个方面———这可能是波兹曼认为建构公共话语的关键地带，是关系人类命运的最重要的领域———阐释了人类在电视中娱乐至死的悲剧命运。波兹曼认为，电视对于新闻的戕害在于它以娱乐规则统领所有新闻报道。首先，电视节目的构成形式导致新闻报道丧失了严肃性。在一般为半个小时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播音员用“好……现在”这样的串联词，将原本毫无关联的事件作为整体（一档新闻栏目）传递给观众。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立即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了。在电视的这种模式中，我们看见的是零散不全的新闻，它们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它们只能是纯粹的娱乐。其次，电视“看”的特征导致
了电视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主持人或记者的表演。简单地说，电视为新闻的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报道者所——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第三，商业广告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的影响。在严肃新闻中插播的广告会在瞬间消解新闻主题的重要性，观众可能产生并且需要的深入思考不断被广告打断。这种模式妨碍了电视新闻成为一种严肃的公共话语形式（比如中国观众经常能在电视新闻对于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严肃报道中，反复看到插播的麦当劳广告）。波兹曼总结说，电视新闻只能给它的观众“假信息”，这里的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当代人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在没有——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把世界分解开来的人们正想方设法把它拼合回去，但他们惊讶地发现，已经没有人在乎这一切。
波兹曼因此说，像奥威尔这样思想敏锐的人面对这种局面也会不知所措，因为新闻界并没有成为总统的掌中之物，谎言并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而是公众被娱乐得麻木不仁，适应了一个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娱乐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构成公共话语的严肃事务。赫胥黎则早就预见了这样的情形，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波兹曼认定电视是纯粹的娱乐工具，所以它对于人类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提供纯粹的娱乐节目。电视最糟糕的用途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波兹曼接着下了一个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结论，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应该庆幸了，诸如《新闻60分》之类的严肃电视节目才是最大的危险。波兹曼的意思是应该让有偏向的媒介技术归于它们合适的位置，如果强行将娱乐的电视用于严肃的事务，就会走向反面。
波兹曼在讲述他的预言时表现出无比的悲观。他并不认为奥威尔的预言毫无价值，但他认为专制威胁不再那么可怕，是因为人类对这样的威胁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而赫胥黎告诉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笑容满面的人。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当专制降临时，人类会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们的激励下奋起反抗；但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那些就此发出警告的人们已经声嘶力竭了，但他们仍然不被人理解。波兹曼说，《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的文字散发出震撼人心的魅力，但这确是“阐释时代”的绝唱，就像歌手临近死亡时的歌声那样，最动听、最优美。
五
波兹曼在将要揭晓最终的解决方案时说，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虽然他的预言十分悲观，但他仍然乐观地相信只要是问题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法，尽管希望渺茫。如果你觉得波兹曼是善于把握阅读节奏的高手的话，他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提出的解决方案真是过于平淡，以至于有点让人失望，他也因此说自己无法超越赫胥黎的智慧。当然本书不是小说，所以波兹曼不可能为了读者的阅读快感任意编造结尾。波兹曼虽然在这个主题中表达了高昂悲壮的理想主义，但他还是保持了对现实的异常清醒的把握———他剖析了那些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比如提倡一个月不看电视———虽然可敬但适得其反。他的方法是，利用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学校。利用学校教育让人们思考并理解这些问题：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
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些广泛进行的公民媒介素质教育中，媒介内容受到最多的关注，比如色情、暴力信息可能产生的影响，波兹曼的媒介影响认识论的问题基本被忽略了。
波兹曼的预言能否实现？如果波兹曼还活在人世，作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应该期望自己的预言落空。最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波兹曼们的离去，在“电视文化”中长大的人们将取消他发出的预言。
波兹曼的思想还是在媒介技术论的范畴中，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媒介技术论终究提出了传媒研究中能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文化研究、实证学派形成平衡的、别具一格的思想路径，波兹曼在其中也算得独树一帜。这对于打破技术的盲目乐观论调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技术不是中立的，人类不可轻信自己驾驭技术的能力和意识。
最后，我们不应忘记波兹曼写作此书时的身份———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他在本书中也反复强调他的美国文化语境。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我们的警惕应该是双重的，奥威尔、赫胥黎的预言我们都必须谨慎对待，保持高度警觉，并且延续波兹曼不懈的追问和探究。（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