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图腾》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之我见
《狼图腾》是作家姜戎草原生活经验和对中国文化思考的结晶。其中有对狼的狡黠和智慧、狼的军事才能的细致描绘，也有对狼训导蒙古铁骑和保护草原生态贡献的讴歌，更有对狼的宁可战而死，不愿病而亡的顽强不屈精神的颂扬，并由此而展开了对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优劣之比较与思考，对许多问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创见，因此被为一部“旷世奇书”。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是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异族侵略、欺凌、蹂躏的惨痛经验的一个总结，所以，中华民族的哲人志士一直在探究自身落后之原因，一直在寻找一条自强与复兴之路。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从公车上书到辛亥革命，从赶英超美到改革开放，无一不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殚精竭虑的思考，在这一条道路上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思想的领域，我们思考达到的最深层次是所谓的国民性，或者说文化。
对于习惯于春种秋收、夏敛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生活的传统中国人来说，草原生活的确是一个充满蛮荒和野性的新奇世界；即使是对于当代中国人也会构成极大的冲击和诱惑。实际上，夷夏之间的分别就是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为界线的。游牧文明被视为夷，农耕文明被当作夏。千百年来，是夷变于夏而不是夏变于夷，即使四夷在军事上政治上征服了夏，但华夏还是保持了文化上的自尊与自傲，并最终实现了对征服者文化上的反征服，即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中国为华夏也。”而作者则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是四夷游牧文明对华夏农耕文明一次又一次的输血才赋予了后者以生机与活力，并使之延续存留到今天，否则，后者早就烟消云散，成为历史陈迹了。由于一味地扩张农耕文明，向草原要田、要粮，致使草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草原变成了荒漠，动物的乐园变成了动物的坟场；农耕文明的肆意妄为最终又在吞噬着自身，风沙越来越大，风沙线越来越向南，直逼北京城。作者所描绘的这些景象触目惊心，对我们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身，去掉长期存在的傲慢与偏见。
中国病的病根在于农耕文明和农耕性格；中国人的出路在于输入狼血，适当释放狼性，走“文明狼”的道路，也就是说，要吸取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加大竞争的残酷性，适度释放邪恶意志与欲望，才能使中国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这也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作者认为草原狼灭绝和草原生态糟破坏是由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造成的。农耕区来的人急功近利，视狼为凶狠邪恶破坏生产的动物，欲处之而后快，而以毕力格老人为代表的传统蒙古人敬狼拜狼，视狼为上天的使者，是草原的保护神，与狼始终处于一种紧张而又和谐关系之中，但最终草原狼在农耕区来的负责人的指挥下被铲除殆尽，失去生存的最后空间，随之而来的是草原生态破坏和牧场的沙化。
我认为“黑车白帐，逐水草放牧”的游牧经济生产条件下，没有人工种植牧草，只靠天然牧场自由放牧，作为第二生产资料的牲畜，对第一生产资料的天然水草，具有其自然的掠夺性。牲畜一进入草场首先就吃好的，好的不足才吃次的，次的不足就要转移牧场，游牧民必须随其畜群，按季节而游牧，逐水草而迁徙。蒙古民族的众多部落，夏则居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场，冬则居气温暖和的山麓向阳处，无论远距离还是近距离，草场都能得到轮休，而且，游牧经济投入的是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少量的劳动力，因而经济效益高。牲畜采食牧草的种子和枝叶，缺草时几乎吃掉牧草全株，相比之下，农业只利用粮食作物的果实，利用率只有25%，效益低下。
此外，草原畜牧业的丰歉，不是简单地看参加生产的劳动力的多少，主要依赖宽广而丰美的草原和是否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游牧生产是一种短链生产，天然草场的质量及其变化是决定因素，一年四季的变化，决定了畜群都要经历的“春死、夏活、秋肥、冬乏”的轮回，但这种游牧生产，净生产量大，发展快，只要草原上有足够的生物量，就会出现肥壮的马、牛、羊、驼。而农业劳动生产就大不相同，一个劳动力使用简单工具种几亩地是固定的，要扩大规模就需要改进工具或增加劳动力，说明两种生产方式在规模经济弹性上有很大差异。
当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从事种植业的民族，一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精耕细作生产技术，使我国种植业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导致人口过度膨胀、文化闭塞；而游牧民族从草原生态环境的实际出发，依靠天然草原，自然繁殖，总结出一整套完善的畜牧业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其弊端则是生产方式结构简单，对自然的依赖性强，草原生态环境抗干扰能力差。
自古以来，华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生产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季节的更替，农民进行着有规律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生产活动，长期的农业生活和物产丰盈的文化氛围，使汉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比如对草的看法和行为与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由于野草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破坏和抑制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随之自然表现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之中，以汉字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对草的鄙视还波及到畜牧业上，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常常与牲畜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头马面”、“牛脾气”、“马虎”、“马前卒”等。由此可以见得，农耕民族传统文化中涵有轻视、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
各民族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情感趋向，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人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这种稳定性去抗拒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以保护、巩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构成自己的民族个性。在历史的舞台上正是通过其独特的“个性”来展示其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的。
游牧民族根植于相对隔绝的内陆草原，一代又一代地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因子，使游牧文化这个团体不断壮大起来。具体地说，它来源于草原文化这个大环境，诸如草场、牧群、冬夏营地、穹庐毡帐、衣裘饮酪及隆重的那达慕、敖包会、祭典、婚礼和佛事活动等等，铸造了蒙古民族粗犷、开阔、宁静的个性，猛兽、风沙的侵害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练就了他们的强悍、勇敢、豪放的作风，特别是围绕这一地域的尚武习性，形成了备受北方游牧民族喜爱的赛马、摔跤、射箭等竞技活动，这是草原牧民勇敢、坚毅、好胜性格的真实写照。
的确，特别的性格来自特别的环境，正如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写道：“来自大自然的民族是纯朴的、粗犷的。清新的空气，明丽的阳光，晶莹的露水，给了他们单纯的心灵；苍茫的原野，狂暴的风雪，严峻的天空，给了他们粗犷的性格。”大自然赐予游牧民族草原般的胸怀，他们饱经生活的艰辛和乐趣，对外来文化从不排斥，任何时候能够与自身的传统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能够恰到好处地融合、吸收异族文明，使游牧文化具有开放性、时代性的特征。
自古生活在中原的汉民族，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较为发达的文化事业，使人产生依恋故土、不慕异地的观念，世世代代面朝黄土的人们，自然对土地的恩泽加倍地感谢。正是由于坚持不懈地在土地上耕耘劳作，使他们具备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进取精神，忠贞、礼让、仁爱的交往态度，严谨细腻的思维方式，。这些特点，导致了传统文化的稳固性、封闭性和排他性。所以，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民族往往具有行为模式的从众，思维模式上的狭隘和单一，缺少个性和特点，不易于融合外来文化，这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局限性在民族文化心态上的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