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爱好和平,追求和谐;持续性与延续力;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等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农耕经济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
一、文化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初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怀远。”皆承其义,“文”“武”对举,文化即取“文治与教化”义。文化原义,在中国先秦时代混同于“文明”、“文学”。《说文解字》:“文,错画也。”有三层意义:一是由语言文字象征符号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二是由伦理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义;三是美善德行之义。而“化”则是配合“文”而取“化成”之义。对文化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专指文、史、哲,广义者则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论其结构,又主要表现在器物、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面。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类型特征、价值取向等受到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
———农耕经济对其特征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二、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疆域辽阔,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大河大陆型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中国农业发生很早,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域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汉晋以后,中国农耕区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农耕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农业经济几千年一直稳定发展没有中断过。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华的农耕文明早就在河流相交的三角地带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
三、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务实精神。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中国文化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险。”作为农耕民族的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中华民族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2.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中国民众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农民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他们追求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论语》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农耕民族反对敌对和冲突。同时,因农业生产常常受天时和地理的影响,因此,古人崇拜自然、崇拜天地,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这些都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民众爱和平、求和谐的理想。
3.持续性与延续力。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华夏人及以后的汉人,栖息于由大河灌溉的辽阔而肥沃的原野间,自结束流动性的渔猎生活,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定居农业的优越性诱使他们对于土地产生一种特别执著的感情。他们这样赞美大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使汉民族养成一种“故土重迁”的习惯,所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除少数行商走贩和从事“宦游”的士子外,大多数汉人,尤其是农民,终身固着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没有极端严重的灾荒和战乱,一般是不愿脱离故土的。由于人员少有迁徙,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有限,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这种可变性少的农耕经济,求延续、重稳定的特征,影响产生的中国文化就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延续力。《易传》所谓“可久可大”,《老子》所谓“天长地久”,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求“久”观念的典型表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性与延续力是十分明显的,从先秦诸子到汉代经学到唐代义疏到宋明理学,有着一条传统的横线延续。
4.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有着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因此,在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不断繁衍生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促进两者之间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另一方面农耕民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形成了古代中国不同区域文化格局,如秦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宋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多样化特点。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使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从纵的方面讲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从横的方面讲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三代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秦汉至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至近代始出现农业与工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易传·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儒道融合,这些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表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5.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中国农业文化成熟较早,农业生产周期和植物从种子到种子周而复始衍化以及四时、四季循
环的现象,启示了中国文化中循环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便是循环论的表现。在循环论思维方式的制约下,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时间是悠久的、静定的,因而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使中国文化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
6.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崇尚中庸。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着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承认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强调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它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把无过无不及的庸常之道作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人们凡事要适中、适度,不偏不倚,保持均衡。这种人生智慧,源自农耕经济的土壤。
7.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政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由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特色形成的。中国农业社会比较分散,为抵御外敌,维持社会安定,就需要君主集权政体,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在中国古代,多数学派的思想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尊君思想。与集权主义相伴而生的就是民本主义。一个集权政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生产出来。民众安居乐业,农业宗法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稷家国才得以保全。一个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必然产生尚农、重农的社会共识,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人的艰辛,体民恤民。集权政治和民本思想两者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关系中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