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慧统率知识 —21世纪的智慧宣言
（一）
几百年前，英国思想家培根提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观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观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促进了世界科技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如今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知识就是力量”，似乎更是金科玉律。
然而，我对此有三个疑问，需要进一步明确：
一、知识“就是”力量吗？是否还需要一种合适的转换，它才会变成力量？
二、是否所有的知识都是力量？
三、即使知识真的是力量或很能形成力量，那它到底是一种建设性力量，还是破坏性的力量？
质询这些问题并非偶然。在回答问题之前，不妨先看台湾学者傅伟勋在其《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中记录的一段亲身经历： 傅伟勋到美国一个大学的哲学系教书。在同事中，他与一位叫赛达的年轻教授十分要好。赛达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英才，已出版一本精彩的伦理学著作。后来，傅伟勋移居费城。赛达每年暑假必带妻女来访一次，探讨共同关心的伦理学问题。
突然有一天，傅伟勋惊悉赛达吊死在自家门前的树上。原因是：虽然赛达的家庭生活美满，学术研究成果出色，但是数年来在事业上逼自己太紧，攻治学问的标准过高而影响精神状态，终于自杀了结短暂的一生。
这个悲剧故事，实在引人深思：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一个研究哲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人们的印象中，一个成功的哲学研究者，是能为人指引生活道路的。在面对各种问题时，他们应该比别人更睿智，更有力量。可是，这位教授的知识足够渊博，并且展现了不错的研究能力。可他最后却成了一个软弱无力的人，在没有遭遇外在悲惨遭遇的情况下，选择了一个比一般人都不如的懦夫行为—放弃生命。
“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很容易造成一个印象：有知识的人必然有力量，占有的知识越多，就越有力量。不错，在许多情况下是这样。但与此同时，像上述赛达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在看到不少人因为拥有知识变得有力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知识使人迂腐、使人穷酸、使人软弱乃至给人反作用力。
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知识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价值，以及在21世纪知识越来越重要的趋势。但是，对知识的简单膜拜，缺乏前提地空喊“知识就是力量”，会产生很大的误导。我们需要全面而科学地认识知识的作用，需要从人类的整体性发展与时代的需求，来考究知识的价值，并进一步明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知识才会真正有用、有力，并创造出积极的价值来！
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就在根本一点—用智慧统率知识。
这不仅是一种新的理念，更是一项21世纪的智慧宣言。明确这一宣言，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做“知识经济时代”的主人，而且是为了在这个急剧变化、充满机会与问题的时代，赢得个人成功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下面将从九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
一、我们需要关于生命和心灵的智慧，在面临知识爆炸的时候，明晰学习知识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来指导人生道路。
人类获得知识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幸福，智慧固然要指导人们很好地认识世界，但智慧的起点与根本，依然是指导人生的道路。
几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人类大大发展了对客观世界的知识，飞机、外太空探险、计算机、原子能等多方面的发现和发明，使人类的文明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对人生智慧的探讨，却越来越淡薄。对此，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曾发出一声悲叹：“为追求哲学飞走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到现在还没有归来，丧失人生哲学的时代太长太长了。”
20世纪的精神危机，主要集中在两类人大大增多：一是“空心人”—由于失去生命的价值感和方向感，他们成了无根的浮萍；二是“碎片人”—不仅失去外在的完整性，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处于分裂和斗争状态，而且失去了内在的统一，结果被各种冲突与矛盾弄得支离破碎。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轻微一点的，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幸福，重一点的，会给社会造成伤害。最极端的，是像希特勒这样的恶魔，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作为普通人，假如没有人生智慧的指引，就会对自己的生命，采取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作为思想者，假如没有人生智慧的指引，就会把对思想的研究，退化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这一来，一个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与一个在街头颠沛流离的乞丐，在智慧上并没有质的区别。遗憾的是，当今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某些以探讨哲学为使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就背离了智慧的根本目的。像上述那位自杀的教授，实际就是一个学哲学却不知智慧的活标本。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善待生命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智慧。我们需要有关生命、心灵等人本身最重要的智慧，作为指引知识和生活的明灯。一个人即使没有太多的知识，但是由于把握了人生的智慧，往往也能有值得自豪的地方。这正是老年的托尔斯泰羡慕一些普通村民的理由。与此相反，一个人即使有很多的知识，但是缺乏人生的智慧，但也不过是一个瞎子。然而，假如既有充分的知识，又有好的人生智慧的导引，那就如虎添翼，他就会创造非同一般的人生，就会成为值得人们仿效的楷模。
二、我们需要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目标的智慧，以使知识不至于成为毁灭的魔咒，而成为人类的福音。
知识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于人，也能造祸于世。假如没有一种建设性的目标，知识就可以成为一种损害乃至毁灭人类的魔咒。而知识的拥有者，就有可能成为把良心出卖给魔鬼的人。
在这方面，没有谁比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更典型的了。他曾获诺贝尔化学奖。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让德国得胜，他竟然将自己的科学知识，用于毒气研究，成为世界科学家中，用科学知识为不正义战争服务的最早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狂热，竟到了这种程度—妻子哀求他放弃这一丧心病狂的研究，见他不听，最后拿他的手枪自杀了。而这一“死谏”，还是无法改变他的决定。妻子死去之后，他就收拾行李去了前线。即使在德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他还抱着通过化学武器来赢得战争胜利的“宏伟”设想。
德国战败，他被列为战犯，后来逃到瑞士，对他的指控结束后，他又回到德国，并立即重新开始化学武器的研究。这是一个何等“爱国”的人啊！纳粹上台后，他又想以自己的学识为之效力。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纳粹发现他有犹太血统，，便将他驱赶出国，使他死于异国他乡。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不久，纳粹制定了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毒气是最常用的方式。在这灭绝人性的运动中，哈伯的几位亲人，就死于哈伯的公司所发明的毒气。
这是一个把良心卖给魔鬼的活标本，回过来头说，假如哈伯不是犹太人，他以及他的亲人，没有后来那种遭遇，他的所作所为，难道能够证明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非是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可是，在当时，有多少思想家、科学家，都站在各国立场上，鼓吹战争、参与战争！作家罗曼．罗兰与思想家罗素等为数极少的几个知名人士，曾发表反战宣言。可是，不仅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恰恰相反，还受到多少：“欧洲知识精英”的唾骂。罗曼．罗兰以《约翰．克利斯朵夫》影响了成千上万青年，此时却有不少人向他投来憎恨的目光。罗曼．罗兰后来被誉为“欧洲的良心”，然而，当整个欧洲和世界都呼唤良心的时刻，为何更多的知识精英，却失去良心呢？
1938年，美国在世界筹办世界博览会，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打电话给爱因斯坦，请他来写一封给5000年以后人类的信，让那时的人们了解现在人们的生活状况，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自豪地写下了人类在物质方面取得的惊人进步之后，却以更多的篇幅写下了人类的不平等、残酷杀戮、恐惧和痛苦，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提高人类的才智和品格。
爱因斯坦还有一句名言“第四次世界大战将是木棒对石头”，他还提出“保护人类的整体目标必须高于一切目标”。人类进入21世纪，从巴勒斯坦的街道到菲律宾的森林，从阿富汗的山谷到遭受“9．11”事件袭击美国的纽约，我们都不难发现：爱因斯坦所描述的现象毫不过时！巨人的语言总被世界的纷扰的声音淹没，正因为这样，它更应是长鸣在我们耳边的警钟！
三、我们需要行知合一的实践智慧，能将“良知”转化为真正的内在力量。
有了上述的理念，应该说为避免目前盲目崇拜知识的误区，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然而，是不是懂得这些理念就够了呢？大大不够。因为即使你掌握了上述全部关于智慧的知识，而不是智慧本身，最多只能算有“良知”而已。
在用智慧引导知识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个陷阱，就是将智慧本身，又再次退化为知识。即本来是能够指导人生的智慧，最后却成了不过是知识的东西。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便来自知与行的互相分裂。其结果，便会出现《圣经》中 ，圣保罗所悲叹的那种情况：“我愿意做的善，我偏偏做不了；我不愿意为恶，我偏偏去犯。”
1988年1月，全世界当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云集巴黎举行会议。会上发表了一项重要宣言，宣言的第一句，就明确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向2500年前回音，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的确，与西方文化有着许多不同的孔子学说，的确有着治疗西方各种社会病症的良方，如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与自己的和谐等等。我们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中，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智慧—知行合一的智慧。其实，不仅孔子、孟子是这样，同样作为中华文化其他主要学派代表的老子、庄子、墨子，都是这样。他们不仅仅是一种学派的建立者，更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为榜样，贯彻了其人生的各种智慧。所以，他们的理论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知识永远是死的。它必须转化，才会成为真正的、活生生的力量。而作为智慧理念的“良知”，也必须通过转化，才能有真正的内在力量。能够完成这一转换的，只能是实践—实践的行为与实践的艺术。而知与行的统一，更是一种高超的智慧。只有知行合一的智慧，才能将一些好的理念，化为一个人血肉，成为指导人行为的内在力量。这种智慧强调即知既行，如果“知非不能离，闻善不能从”，则离道甚远。
四、我们需要一种高效的猎取智慧，能够在信息和知识丛林中，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知识不仅需要智慧来“纠偏”，也需要智慧来提高人们在学习知识方面的效率。以智慧统率知识，并不是不重视知识，恰恰相反，还要求我们对知识进行更有效的猎取和运用。
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和信息，势必会成为一个低效的人。而有智慧的人，却可直接成为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主人，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并因此而得到最理想的创造。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类的优秀人物是如何成为知识的主人并进一步做创造的主人，是很有价值的。在《天才智慧》一书中，举了巧用智慧统率知识的一些例子，如：
第一，用长。按自己思维长项来寻找自己的学习定位和创造定位。爱因斯坦的思考方式偏向直觉，于是选择理论物理作为事业的突破点，取得相对论这样的成就；爱迪生偏向观察，于是选择发明，成为“世界发明大王”。
第二，寻弱。分析当前研究的弱点，摸清哪些问题既重要又是别人研究的薄弱环节，从而找到自己学习和创造的突破点。如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就通过这种方式，仅用了几个月，就找到了一种新的孤子理论，用来处理三维空间的亚原子问题。于是，在这个领域里，他便从一无所知，一下子赶到了别人前面。
第三，聚焦。贝索是爱因斯坦的朋友，被誉为“相对论的助产士”。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捷，但是他一辈字也没有什么建树。为什么？因为他兴趣过于分散，没有将知识和能力聚焦。与此相反，爱因斯坦知识未必有他渊博，但是紧紧围绕相对论等一些关键问题进行学习和思考，所以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上述列举紧紧是一些方面，拘泥于它们就会挂一漏万。与此相适应的，是我们的学习方式也得改变，强调主体性学习、终生学习、创造性学习等自不必说，此外还有众多的学习方式，如渗透性学习、辩证性学习、T型学习法、锥子学习法、快速读书法，学而能化，学而能通，也都很重要。
五、需要明断的选择智慧，学会重视强势知识，而淡化弱势知识，舍弃无用的知识。
所谓强势知识，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一些知识，是最具备创造性和产生社会价值的知识，从一定角度讲，还是在现实中起支配地位的知识，而弱势知识和无用知识正好与之相反。不妨来看一个活生生的事例：一次，我遇到某社会科学院一个杜甫研究专家，他最自豪的是在研究杜甫死因方面，他具有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权威。为何具有这一权威？为研究杜甫是不是吃牛肉而死，他花了整整17年的时间！
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对知识分子而言，最怕的是读错书：学了一大堆废物，反倒抱怨怀才不遇。不要重复“范进中举”的悲剧：为博一功名而皓首穷经，几乎将一生都葬送。也不要学那些没落的学术贵族，世界在变化，各种知识已经不断更新，他们却抱残守缺，对社会的需求视而不见，自认为学富五车，其实所拥有的，都已是一些时代与社会都不需要的知识垃圾。他们开的课没学生听，他们的一生既发表不了一篇像样的论文，更出版不了一本像样的专著，却在那里大叫“精神家园”的失落，真是可笑又可悲。
时代在变，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相对强势的知识。而最杰出的人，总能在强势知识刚刚露头时，就能将其抓住，甚至成为强势知识的创造者和领头人。那个还在湖畔中学读书的学生比尔．盖茨，就是由于早早抓住了计算机软件这一刚刚起步的知识，然后奋力开拓，不仅成为世界首富，而且成为带领世界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人。
无疑，从某种角度讲，热门专业往往是社会需求的集中体现。但是，不要因此得出热门专业等同强势知识的结论。只要符合上述两点—一是有高度的创造性，一是对社会有高度的价值，，就能将之归于强势知识的范畴，尤其不可把那些在民族、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坐冷板凳的人，也叫做迂腐。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大学的时候，有两种学问给我最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终身受用。一是系统论，二是钱钟书的《管锥编》。前者是当时世界上刚兴起来的学问，这当然可以纳入“强势知识”中去。但后者，一般人很容易将它视为“迂夫子”的学问。然而，就是在这位几乎与社会隔离的钱钟书身上，我得到了最早的创造性启蒙。《管锥编》中那种从文化中沥沙淘金的方法，以小见大，以及将东西文化兼容，将各方面知识打通的方法，使我不仅学到了文化的博大，而且也得到了“学而能通”、“学而能化”的思维技巧，并对古今中外的文化抱着一种尽可能宽广的胸怀去拥抱。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强势知识，它对人的影响不是一时的轰动，但影响深远。
六、我们需要一种理性至上的批判性智慧，来避免外在和内在的各种错误。
信息爆炸、知识爆炸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信息垃圾、知识垃圾铺天盖地。在折中情况下，人们不仅容易在信息和知识丛林中迷路，而且，还有可能被各种信息毒素和知识毒素破坏。而许多问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还有许多观念与知识毒素，会裹着糖衣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一种批判性智慧。
顾名思义，批判性智慧是一种对各种谬误进行明辩和批判的智慧。它与下述两种思维有着质的区别：一是盲从他人的思维，一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思维。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批判性智慧都能以真理的标准来审核，是一种只向真理臣服的思维。
在这方面，爱因斯坦同样给我们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波普尔是西方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科学证伪理论”，被誉为推动科学创新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在谈到这一
理论的创建过程时，他认为爱因斯坦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那时1919年，波普尔聆听过爱因斯坦的一次讲演，最使波普儿震撼的，并非爱因斯坦对几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牛顿力学理论的批判，而是他对自己理论批判的态度。尽管当时相对论已经代表了当时物理学的最高水平，但是，爱因斯坦本人却坚决认为这不过是通向更好理论的一个环节，还必须接受严峻的检验。这种在真理面前，不仅严肃地批判他人、更严肃地批判自己的精神，就是批判性智慧的灵魂。
七、我们需要知识的应用智慧，谋求将知识的利用价值达到最大程度。
要懂得知识的应用价值，从最大应用范围的要求，来把握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我们不妨看一个2000年前的故事：
宋国有一家人，祖祖辈辈都以水上漂洗丝絮为业，传下来一个防止皮肤冻裂的药膏的方法。冬天冷，同行们怕皮肤冻裂，就不能工作了。而这家人，因为有了这种药膏，也不会因冬天而中断工作，因而也就保持住一定的经济收入。
有一位远方的客人听说了这种药膏，就慕名赶来，愿拿百金来购买秘方。这家人聚集在一起开会，得出结论：“我家世世代代漂洗丝絮，所得不过数金。现在一旦卖出这个药方，就能得到百金。还是把药的秘方卖给他吧！”客人得到药方之后，转身就拿去献给吴王了。他强调这种药物对士兵作战将大有好处。很快，寒冷的冬天到来。此时，越国突然发兵攻打吴国，两国军队在水上作战。吴王就将防冻膏用来装备军队。士兵没有一个生冻疮的，作战时生龙活虎，勇敢顽强，结果大败越军。吴王非常高兴，把一片土地封赏给这位献药方者。
故事出自中国著名哲人庄子，十分耐人寻味。那个让手不龟裂的药方，我们不妨把它看成就是知识，而且是一种有价值的知识。正是因为有价值，所以，宋国人就有了与同行竞争的“法宝”。而外来客人的非凡，就是把这一有价值的知识，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他得到了宋人远远想不到的回报。他的智慧，就是应用的智慧。
重视应用的智慧，就要求我们：不仅在学习某一种知识时，要时刻考虑它最大的价值创造域是什么，而且在学习之前，要考虑到如何从最大的需求角度，去选择最适合学习的领域。这一要求，与上述强势知识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八、我们需要一种系统的整合性智慧，能解决各种结构性冲突，并将内外各种资源实现最优化。
人类进入新千年，国际化进程加快，文化与社会的多元化并存现象更加突出，各种冲突也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对不同的问题、理念、知识及多方面的资源进行整合，就成了越来越重要的智慧。“整”是整体的整理，“合”是协调。“整合”，就是将全部资源，根据完整性、系统化与有序协调的原则进行整理，以达到最优化的效果。
大智者往往是大整合者。他们不仅能将多种多样的东西进行整合，而且还能够将看似矛盾的东西进行整合。牛顿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思维方法，与近代培根强调的归纳法进行整合，既看到了两人的长处，又看到其各自的偏颇和错误，还将分析与综合思维结合起来，终于成了在爱因斯坦之前几百年中最伟大的科学巨匠。
在我们这个时代，整合的价值可谓无处不在，不仅包括整合心灵，还包括社会、思维方式、知识、理念等等。如极权主义要人去掉自己的个性，而所谓自由主义，往往又变成了自私自利的代名词。而整合者却可以既弘扬个性，又实现对社会的奉献价值。对弗洛伊德的心力动力学来说，人是过去影响的；对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者来说，人的目标是未来实现，所以未来对自己有足够的影响。整合者既接受过去，也承认未来的影响，当然还重视现在。再看自然科学：原来认为大宏观世界与小微观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到了21世纪，物理学家却不得不将这两种看来决然不同的世界，放到一起来思考，因为它们之间看来存在那么多的相同点，以及强烈的关联。诸如此类的问题，越来越显示出整合的魅力。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类文明、文化的多元与差别，更成为被整合的对象。整合不是排斥，而是建立在兼容基础之上的壮大和最优。这一来，各类文明就不应该是舍此取彼、你死我活，而是在取长补短中获得新生。如西方的哲学，偏重分析，且偏向于认识客观世界；而中国的哲学，偏向于整体认识，并有着对主体性生命体验的偏好。它们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假如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更伟大的哲学。再如各大宗教文明之间，也完全可以整合。汤因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就把基督教与佛教的相遇，看成比许多科学发明更伟大的事情。再如，多年以来，人文知识分子与自然科学家，互相隔离，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文化似乎难以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1世纪，必然是一个大融合、大整合的世纪。谁能够在这种大整合中作出突出的贡献，谁就会成为“集大成者”，甚至可能成为新世纪的巨人。
九、我们需要不断超越的创新智慧，去开拓未来。进入了新世纪，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一个新的问题—“知识的折旧”，将成为一个越来越值得知识分子重视的问题。这时不仅需要跟上时代步伐，加快知识的更新，而且更要担当创新知识的主人。
这一挑战，必然在学习上体现出来：将原来的灌输式学习，改为研究性学习，并进一步拓展为创造性学习，而创造性学习的最好方式，就是要勇于到知识前沿去学习、淘金，并找到最好的突破点。因为知识前沿即创造前沿。在前沿地带，往往汇集了最优秀人士的思想精华和创造新成果，同时也会暴露许多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在这方面，日本著名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成为京都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学生是，就选择新生的量子力学作为学习和研究方向。当时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连量子力学的教科书都没有。他就自学。量子力学的发源地是德国，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也主要是德国人，于是，他特别热衷于新出版的德文学术期刊。前沿阵地的丰富营养和他不断的研究实践，他很快在这方面成为日本最权威的量子力学专家。1934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介子理论”，预言了介子的存在。汤川秀树获得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创新者，往往就是新知识的创造者。在20世纪刚开始时，谁也不知道相对论是什么，但是，当爱因斯坦提出这一理论后，与相对论有关的知识，就成为一种创新知识。后来，量子力学、“克隆”、“纳米”等都成为新一代的知识。
这样一来，创新意识的激发、创新能力的培养，就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